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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的“怕老婆”佳话

       “老婆”“老公”的称呼,从唐朝就开始了。此后老百姓调侃的俗话“怕老婆”,文言文雅称“惧内”(所谓“内子”意思就是“屋内人”即妻子),那历史相当久远。但是近代关于“怕老婆”的佳话,却是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为代表的;不仅胡适,还有赵元任(妻子杨步伟)、梁思成(妻子林徽因)……都是“怕老婆”的文化名人。胡适从来不遮掩自己“怕老婆”!而且,对“怕老婆”的意义,笑谈中评价甚高。40年代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对学生们开玩笑说:“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有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

       胡适顺从母命而接受发妻封建包办婚姻下的胡适发妻江冬秀,比胡适还大一岁,属老虎;胡适属小兔。按照旧时传统的说法,属兔的害怕属虎的,果然!

    (1961年,胡适博士由美国返台,胡适夫人江冬秀女士前往机场迎接)

按照亲戚关系算起来,江冬秀还是胡适的表姐呢。胡适13岁那年,跟母亲到姑婆家串亲戚,头一回见到江冬秀的母亲。随后江母就向胡母提亲。但胡母考虑当时家道中落,不愿意高攀江家;况且安徽绩溪老家流行“女大一(岁)不如男大十(岁)”的说法,所以婚事暂时搁浅。而当时胡适的一个本家叔叔是江冬秀的女塾老师,江母又把江冬秀的“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托他转给胡母。胡母将江冬秀的八字红纸叠好,和其他几家提亲送来的几个八字红纸一起,摆在灶王爷座前;说来也神奇,从此以后胡家凡事顺利,没打碎一个碗碟、没丢过一只筷子,人丁旺,家畜壮。胡母认为大吉大利,便取下那几个八字红纸,用筷子从中夹出一个,打开一看,是江冬秀的,这就算是老天爷的“天意”。
1904年,少年胡适14岁、江冬秀15岁时,由双方母亲做主订了婚约。
后来胡适在通信中,多次提起自己接受这包办婚姻纯出于遵从母命,好似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胡适在给美国友人韦莲司的信里诉说:“在家庭关系上,我站在东方人的一边,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  而胡适对慈母的孝顺,“近乎基督教的原罪,这个罪是无论如何都赎不清的,和江冬秀结婚,只是赎罪于万一罢了。”


胡适提出男子汉大丈夫的“新三从四德”《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载,胡适不仅把“怕老婆”当作口头禅,而且还喜欢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和证据。有一次,朋友从巴黎捎来10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胡适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就是怕太太( PA  TAITAI )的谐音吗?”于是他将铜币分送朋友,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台湾报刊披露了这件趣闻,胡适看到后还很高兴,当即给秘书胡颂平讲了一个他收集到的意大利人怕老婆的故事。
胡适还提出著名的男子汉大丈夫“新三从四得(德)”原则——
新三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
新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1955年张爱玲在美国亲眼见到的胡适和江冬秀夫妇,表现出婚姻圆满:“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引自张爱玲《忆胡适之》一文)。
其实,江冬秀并非“没受过教育的旧女性”,她很有见识,深明大义,且在一些关键时刻提醒、甚至开导胡适。这样的贤妻,真是难能可贵呀!胡适“口述历史”的记录整理者唐德刚很清楚:“国人一提到胡适之的小脚太太似乎都认为胡博士委屈了,但是有几个人能体会到,他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一位福星。”胡适1938年就任中国驻美大使,江冬秀在信里提醒他:“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1947年蒋介石力劝胡适参加国民政府,江冬秀临送胡适上飞机时还郑重叮嘱:“千万不可做官!”如此明智的观点,真比胡适还要高超。
1961年5月,台湾报刊上发表一篇《胡适之伪装惧内》的文章,指出:“留着冬秀(胡适的太太)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据说胡适读罢哈哈大笑:“这个人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他还说,所谓“胡闹”是指有些引证的材料与事实有出入;至于“伪装惧内”,他还是默认了。
胡适所谓“怕老婆的民族容易实行民主”的议论,看似调侃玩笑,却也不无道理。这不过是希望人们多一点“人类的第三本能 —— 谦让”,也就是容忍,而不要以舌头加拳头、甚至机枪加坦克来解决社会问题。要真正理解文化名人,绝不能忽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感情世界。这也是胡适等文化名人倡导的观点,但很难被伪道学家所接受。

家传怕老婆的赵元任          不少朋友都说“赵元任怕老婆”,赵元任对此却毫不介意。
赵元任的怕老婆,是有家传的。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母亲擅长演唱昆曲,每当她兴致来时引吭高歌,父亲总是赶忙放下手头事,吹笛子伴奏,因此叫做“妇唱夫随”。赵元任从小深受熏陶,继承了“妇唱夫随”的家风,怎能不怕老婆呢?!
妻子杨步伟自诩:“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主持的医院院长和妇科主任职务,跟随丈夫在清华国学院、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之间来回奔波。但她是位“闲着就难受”的女性,终身热心于公益事业。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但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反而赔本关张,杨步伟投资垫底的400银圆全砸进去啦。她作了副对联自嘲:
      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退出了小饭馆,杨步伟又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还办了个“生产限制诊所”。
1926年“三·一八”学潮,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以至遭到政府“窝匪罪”的指控,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后来清华为子女教育问题办“成志小学”,请她当董事长。那时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竟热乎一阵,要办汽车公司……
她一刻也没闲过,诚如她自己所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期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她的同学林贯虹病死了,为将她的遗体送回老家福建安葬,她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帮助死者亲属。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自传里面谈到一个重要问题 —— 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她很谦虚:“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后面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
杨步伟的自传用英文出版,请赵大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写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赵元任以自豪、愉悦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结论”拱手让给老婆。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他们这辈子恩恩爱爱过了60多年。
    难怪胡适先前评价赵元任时说:“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怕老婆”真不愧为美德    仔细想来,这充满幽默情调的“怕老婆”还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啊!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假如你的老婆善良,你便是幸运儿;假如你的老婆凶恶,你就可能成为哲学家。”善良的老婆让大丈夫做了幸运儿,那么大丈夫怕一怕老婆又何妨呢?不过,培养美德终非朝夕之间容易成就的善事,“怕老婆”的美德更是如此。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直到如今,孕育着非凡乐趣的怕老婆,恐怕还只是许多男子汉大丈夫的遥远目标、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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