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从天津到上海——乒坛十年

闻草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樽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center]1.徐寅生：从主席到观众[/center]
　　
　　2005年2月23日，在中国乒乓球队备战2008年奥运会战略研讨会上，最后发言的徐寅生，在开场白中首先夸奖了一番蔡振华：“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说这次战略研究讨会算是蔡振华上任的第一把火，这把火烧得好，看似务虚，却很务实。看来我们这些老将可以隐退了。”
　　
　　而就在两天前从北京去青岛开会的飞机上，蔡振华在闲聊中也提到徐寅生：“虽然徐主任几年前就退居二线了，但因为他的为人和处事，他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始终都把他当成中国乒乓球界的领头人。”
　　
　　看来“人走茶凉”的俗话，对于中国乒乓界是不合适的。
　　
　　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超龄服役”两年多，徐寅生于2000年正式离岗。这之前，他在1999年国际乒联换届选举中让贤，不再担任国际乒联主席一职。对于徐寅生的“承让”，沙拉拉心知肚名，所以在成为国际乒联的第一把手之后，一直对这位前任主席非常尊重，聘以国际乒联顾问，一是因为徐寅生在国际乒联任职20多年，有着丰富的经历和经验，二是中国乒协在国际乒坛举足轻重。所以一些重大的事情和改革举措，他都会事先征求徐寅生的意见。
　　
　　其实，第三任国际乒联主席荻村伊智朗也是如此，而他对中国人的信服和敬重，则要推溯到日本“乒乓王国”被中国人颠覆的北京第26届世乒赛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出色的组织工作，周恩来总理的高瞻远瞩以及对中日友好的重视等等，都给第一次来访中国的荻村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事隔三十多年后，对于中国第二次举办天津世乒赛，身为国际乒联主席的荻村先生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他多次抱病来到天津视察指导场馆建设和组织工作，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目睹第43届世乒赛的盛况。1994年12月，荻村先生病逝之后，瑞典的哈马隆德被推选为国际乒联主席。1995年10月，这位国际乒联第四任主席也因病仙逝，徐寅生当选国际乒联主席。
　　
　　作为世界冠军和世界冠军队教练，徐寅生赢得过“智多星”的美誉。执掌国际乒联，他仍然是力主创新的“改革家”。从这以后，国际乒联创立和完善了职业巡回赛，新设了女子世界杯赛和世界俱乐部锦标赛，世界锦标赛也开始有了企业冠名赞助。通过近十年的磨合，国际乒坛的职业化和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1999年，民营企业——天津大维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个用重金为中国企业争得了世乒赛的冠名权，现在世界锦标赛的冠名权身价见涨，为承办者和国际乒联增加了一定的收入。
　　
　　徐寅生还积极推动改用大球。这“两毫米的革命”从最早酝酿到2000年国际乒联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经历了荻村伊智朗、哈马隆德、徐寅生和沙拉拉四任主席。可见国际乒联改革之难度。
　　
　　把世乒赛的团体和单项分开举办，早在荻村时代就有人提出来，但众说不一。反对者认为，有不少协会经费不足，一年参加一次世界锦标赛，既给协会带来了经费上的困难，又让运动员疲于奔命；赞同者认为，七项比赛一起搞，时间长，规模大，开支大，组织工作困难，只有少数协会有能力承办。徐寅生在任期间，深知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世乒赛将难以为继。但事关重大不宜草率做出决定，于是他采用了缓兵之计。然而，世乒赛是分是合，却因为一场战争，促使国际乒联加快了决策的速度。
　　
　　1999年3月，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国际乒联不得已将原定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45届世乒赛易地改期。同年在荷兰举行了世乒赛的五个单项比赛，隔年，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世乒赛的团体赛。经过实践，世乒赛一分为二，利多弊少，得到了大多数会员协会的认可。在沙拉拉担任国际乒联主席后，国际乒联正式做出决定，世乒赛的团体和单项分开举行。
　　
　　对徐寅生来说，没了国际乒联主席的头衔之后，反倒给了他自由。每逢奥运会和世界大赛，他都会得到国际乒联的邀请，以国际乒联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既可以和其他顾问委员一起“发发牢骚”，还可以向沙拉拉主席直接面陈意见。看球时，他更是体会到了不当官的好处，他经常坐在离中国运动员最近的地方，有精彩场面出现和中国运动员打出好球时，他可以放开嗓门大声叫喊，手舞足蹈，无拘无束。他还经常地给运动员喊上两句战术，当起了场外教练。“比赛期间场上教练不能乱说乱动，不然就要受到裁判员的警告和处罚。我不受裁判控制。”徐寅生说。“1991年千叶世乒赛，中国男队输给捷克队，名次降到第七。当时我在国际乒联参加会议，人在会场，心想球场。等我赶到球馆时，中国队已经输了。亚特兰大奥运会，邓亚萍和陈静争夺金牌，比赛打得非常紧张，我因为陪着萨马兰奇主席看球，要克制情绪。现在我可以像普通观众一样乱喊乱叫了。”每当说起这些，徐寅生给人返朴归真和解脱的感觉。
　　
　　从体育部门领导岗位上退休后，徐寅生仍然对乒乓球情有独钟。在国内举行的乒乓球比赛，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还热心帮助组织群众性的乒乓球活动。国家队集训期间，他常到球场观看，了解情况。大赛前的动员会上，徐寅生的讲话最受欢迎，他把训练和比赛上的事情讲得那样透彻，既风趣幽默又切合实际，退休后，他的《乒乓世界》名誉主编的头衔，又恢复到1981年创刊时的主编，被他审校过的稿子，每页上都会留下密密麻麻的字迹。
　　
　　编者按：对于参加过无数次国际性会议的徐寅生主席来说，1999年3月25日那天的国际乒联执委会是最特别的一次。对1926年成立的国际乒联来说，1999年也是很特别的一年：世乒赛有了冠名，世乒赛因战火而改期易地，世乒赛的单项和团体第一次分家。
　　
　　我们恰巧听到了这次会议，当时我们的身份是《中国体育报》记者。这篇刊登于1999年第5期《乒乓世界》的会议记录，可以让读者重温当时的情景。
　　
　　3月25日，漫长的一天——国际乒联执委会特别会议纪实
　　
　　1999年3月25日
　　
　　科索沃谈判第一次搁浅之后，国际乒联会议宣布，把3月25日定为做决定的最后期限。之后，国际乒联执委会获得各国协会的授权，全权决定第45届世乒赛的举办问题。会议最后被确定为通过电话方式举行，电话会议的技术控制中心设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兼总干事沙拉拉在那里。
　　
　　北京时间凌晨3点
　　
　　北约开始袭击南斯拉夫。
　　
　　北京时间18点57分
　　
　　渥太华方面开始呼叫世界各地的六名国际乒联执委，沙拉拉是其中比较辛苦的一位，此时那里的时间是早上6点。
　　
　　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已经坐在北京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的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副主席汉斯·吉塞克(德国)和叶荣誉(马来西亚)分别位于马来西亚的两个城市，他们那里的时间与北京的一样。另外两名副主席尼日利亚的塞贡和瑞典的博格斯特罗姆都在欧洲，时间是中午。
　　
　　北京时间19点整
　　
　　徐寅生宣布国际乒联执委会特别会议开始。他说，因为情况紧急，又是电话会议，所以今天先把主要问题尽快定下来。鉴于科索沃局势进一步恶化，他要求大家对延期举办世乒赛表明最后的态度。
　　
　　执委们先后表态，一致同意第45届世乒赛延期举行，这个过程用了不到1分钟。
　　
　　沙拉拉随后介绍了几天来的工作情况，国际乒联市场部的通斯特罗姆先生在美国迈阿密与一家电视公司交换了意见，试图重新寻找一个对世乒赛和电视公司都很合适的时间。在洛桑的国际乒联技术主任约迪·塞拉先生当天上午已经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通报了世乒赛的情况，后者表示，国际奥委会的立场是完全尊重国际乒联的决定。
　　
　　10分钟后
　　
　　在讨论执委会正式声明的时候，塞贡提出，应在声明中加上“易地”字句，其他副主席均表示应尽快明确“易地”的意向，使下一步工作便于开展。
　　
　　徐寅生表示同意，“延期并易地”的字样出现在最终的声明中。
　　
　　沙拉拉随即向执委们通报了已经提出申办的国家，包括欧洲的荷兰、克罗地亚和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这时，马上有副主席提出，如果比赛改在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举行，是“对南斯拉夫的侮辱”，建议避开这一敏感地区。
　　
　　徐寅生的发言终止了这一话题。他提醒大家，还有半个多小时，原定的抽签仪式就要开始，应立即把国际乒联的决定通知南斯拉夫方面。他同时请沙拉拉继续征求意见，还有哪些协会愿意承办第45届世乒赛。
　　
　　北京时间19点20分
　　
　　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出现在已经等候多时的记者面前，宣布了第45届世乒赛改期易地的消息。
　　
　　北京时间19点30分
　　
　　中国乒协的传真机上出现了从国际乒联总部发来的正式声明，此时距南斯拉夫方面预定的抽签仪式还有整整30分钟。徐寅生的讲话被一名工作人员打断，说主持抽签仪式的国际乒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姚振绪从贝尔格莱德打来电话，那边负责抽签仪式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到位，交谈大约持续了10分钟，徐寅生请姚振绪转告贝尔格莱德组委会和南乒协负责人，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国际乒联执委会决定世乒赛改期易地，这是迫不得已的决定。国际乒联非常感谢南政府和乒协为世乒赛所做出的努力。
　　
　　回到会议室，徐寅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第45届世乒赛改期、易地，对国际国内各种比赛及各队运动员都有影响，最好今年把团体和单项都解决了，因为这涉及到奥运会选拔，国际乒联排名靠前的部分选手可直接进奥运会，其中有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团体打了，单项没打，名次怎么排？”
　　
　　“世乒赛规模大，赛期长，举办一次不容易。这次临时改期、易地，情况特殊，还要考虑承办地提出的时间、赛场和接待条件，此外，还要考虑电视转播等问题。国际乒联要权衡、比较后再做决定。”
　　
　　“世乒赛的比赛方式很可能因为这次改期易地而发生变化，为了减轻主办国的负担，有可能把团体比赛和单项比赛分开举行。有可能今年先在欧洲搞单项，明年再在亚洲搞团体，这也是为今后的世乒赛改革做一次尝试。”
　　
　　19点50
　　
　　新闻发布会结束。

闻草

[center]9.球迷十年 [/center]
　　
　　
　　记得小时候，自从家里有了电视机，我最爱看的就是动画片和体育节目。郭跃华和捷克人奥特洛夫斯基的那场比赛，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让我认识了郭跃华。1981年，中国乒乓球队在诺维萨德拿到7个冠军，虽然那时我不懂得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民族自豪感，但郭跃华、蔡振华、谢赛克、童玲、曹燕华、张德英……这些名字已经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他们是我儿时心中的英雄，乒乓球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最爱。
　　
　　随着年龄的增长，乒乓球拿冠军，在我看来渐渐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足球、NBA、网球又走入了我的生活，成为我新的喜好。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中国乒乓球迎来了新的篇章，但我那时所迷恋的已是足球，席卷神州大地的乒乓热潮过后，我只是依稀记住了两个少年的名字——孔令辉和刘国梁。同样是那一年，广东同时拥有了三支甲A足球俱乐部，成为足坛炙手可热的淘金地。而我，也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远赴广东，投身到中国足球的市场中。每天忙碌于绿茵场的台前幕后，往返于广州、深圳、中山三地之间，这时的乒乓球，对我来说似乎已只是儿时的回忆。
　　
　　当“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凄凉袭上心头，当卡拉OK和酒吧已令我厌倦，我想起了公司附近体育馆里的乒乓球台。约了公司同仁一起打球，站到已经有些陌生的球台前，我忽然发现自己昔日的感觉还在，同事对垒，获胜的往往是我。直到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位前八一队队员，自己在那里拼命扣杀，而她则轻松的放起了高球，最后还总是以我扣杀失误而告终。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专业队的威力，惨败自不待言，但她重新唤起了我对乒乓的乐趣。飘在中山的那段时间，我重新拾起了对乒乓球的喜爱，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终于明白，原来乒乓球早已融入自己的血液，虽一直若有若无，但却无法忘却。有了异乡打球的这段经历，我更加珍惜自己这项爱好了。
　　
　　回到北京之后，工作换了三、四份，打球的嗜好却再没有丢下过，反而是越迷越深。这几年里，我交往最深的朋友，无一不是在球场上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有位报社的记者，我们相识是因为足球，而让我们成为知己的却是乒乓。第一次聊起乒乓球，他说自己是个天才，身边的朋友没有赢他的，我说“我不是天才，不过赢你问题不大。”年轻人总是不服输的，如此一来自然少不了要球场上见。那次输赢的结果早已不重要，但我们由此成为莫逆。
　　
　　虽然球友越来越多，可是我对乒乓运动的关注程度反而不及当初了。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孔令辉拿到冠军、亲吻国旗、紧闭双眼、仰天长啸的那一刻，唤醒了我对乒乓的激情。那一刻，是人性至真的表露，是让国人骄傲的定格，是乒乓魅力的高潮，是历史永恒的一瞬。在那之前，我很早就知道“小鱼儿”网站了，却从来没有兴趣登陆过，而孔令辉的夺冠，让我有了打开那个页面的冲动，让我有了以后在聊天室里为网友比分直播、共同为刘国正7个赛点心跳的难忘时刻。
　　
　　在网上，我有幸结识了《乒乓世界》的主编——夏娃老师。通过与她的接触，我又对乒乓球、对国家队有了更多的了解，而这种了解每进一层，我都会愈加感到国手们的每一个奖牌、甚至每一分的取得都充满了艰辛。
　　
　　这十年间，我从二十弱冠，到三十而立，每当我快要游离于乒乓球之外的时候，似乎总有一双无形的手，拉住我，让我将脚步重又收回。这中间，我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而为乒乓做些事情，或许就是我最好的回报方式。十年后，我与球友们共同建设的“全乒乓”已经一岁了，球星与球迷间的距离在我们的努力下更近了一步，还有更多的球友正在不断融入这个大家庭中，我也真正投身到了我所热爱的这项运动当中。我期待下一个十年国球的精彩，我相信，自己的人生也将同样精彩，因为国球依然会陪伴在我们身边。

闻草

[center]8.十岁乒羽中心：少年已识愁滋味 [/center]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三任乒羽中心主任李富荣(左一)、杨树安(右一)和刘凤岩一起到乒乓球比赛馆督战
　　
　　1994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第16个年头。3月的北京，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原国家体委办公室里，将乒乓球作为优势项目改革试点的设想变成了黑纸白字的决定。
　　
　　1994年6月18日，北京体育馆看台下的几间办公室里，中国乒乓球运动最高决策机构和管理机构—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挂牌成立。37岁的原国家体委训竞二司副司长杨树安出任中心常务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两年后的1996年6月，管理中心迁入更宽敞的新办公楼，与其它中心同址办公。1997年，羽毛球并入，更名为乒羽中心，下面分设乒乓部和羽毛部。
　　
　　作为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乒羽中心既是举国体制最强有力的发动机，也肩负着乒乓球市场化的重任。双重使命决定了它自成立之日起，就处于新旧两种体制的碰撞和协调磨合之中。10年中的两位中心主任杨树安和刘凤岩经历了乒羽中心辉煌的竞技成绩，也进行着新桃换旧符的尝试。
　　
　　创业篇
　　
　　杨树安：“中心成立时，海外兵团迅猛发展，中国乒乓球队从连续3届男团失利的低谷努力向上爬坡。当时不仅工作条件比较艰苦，更难的是没有任何成功经验甚至失败教训可以借鉴，一切都需要自己摸索。经过审时度势，我们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是稳定国家队，改革不能影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训练和竞赛，放是促进全国乒乓球活动进一步蓬勃发展。”
　　
　　按照这种思路和改革需要，中心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方面，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从科研、后勤、后备力量培养等各个方面全力保障国家队的需要和训练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尽全力妥善安排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工作问题，甚至连工资都帮他们谈；根据服役年限和贡献大小区别对待出国人员，等等。这些政策及时稳定了运动员思想，稳定了整个队伍，带动了训练质量提高。在各方面齐心努力下，中国乒乓球队很快在1995年的世乒赛上打了翻身仗。
　　
　　唯有创新别无出路，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格言，也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秉承这一传统，中心在训练和竞赛方面做了大胆尝试和改革。在青少年比赛中广泛采取循环赛(而不是作为国际惯例的淘汰赛)，使小运动员有更多锻炼机会，避免往返花四、五天时间去参加比赛，结果只打半天一两场比赛就被淘汰的资源浪费。同时，革新了青少年集训方式，由国家队教练组成集训教练组，集训一段后进行循环比赛，教练组针对每个运动员的特长和在比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评，然后再进行有针对性训练，一批年轻的优秀运动员很快涌现出来。
　　
　　当时中国运动员平均一年的比赛场次大约是50场，而国外的高水平选手可以打到150场。针对中国运动员训练水平普遍很高，但比赛能力相对较弱，临场应变能力不强的问题，中心制定了国内球员每年打100场比赛的方案，既有利于提高比赛能力，也不影响系统训练，并想方设法创造各种形式的比赛机会，既有传统的全国锦标赛、乒协杯赛，也创造了擂台赛，经过一段时间努力，运动员的比赛能力明显提高。
　　
　　同时，中心开始进行全国运动员注册工作，整合各地方资源，使运动员的管理和人才交流活动在有效的调控机制下更加合理、规范。为提高各省市的积极性，不埋没人才，中心打破以往全国比赛只有省市级运动队才有资格参赛和有参赛名额限制的高度计划性作法，优秀年轻选手和有可塑性的苗子不断涌现，乒乓队伍日渐壮大。
　　
　　发展篇
　　
　　杨树安：“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改革既要适应社会发展潮流，又要有利于自身发展，逐步由完全靠政府拨款的计划体制过渡到企业积极参与、政府支持，自身有造血功能，有发展活力的市场体制。市场开发是手段不是根本目的，通过市场开发，使乒乓球运动的整体发展有更广阔的阵地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源支持。”
　　
　　双轨制，中国社会渐进式改革的标志性思路，简言之就是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并逐渐并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制度。1994年8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新余召开的全国乒乓球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局长兼乒乓中心主任的李富荣做了关于《加快改革步伐，促进我国乒乓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的报告，双轨制被引入乒乓球改革。双轨制最主要体现形式的俱乐部赛应运而生，1995年11月10日至13日首届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赛在广东省顺德市举行。尽管当时的俱乐部还都属于企业赞助模式，运动队和运动员仍归属各地体委，但双轨制中市场之轨有了雏型。1998年俱乐部赛由赛会制改为主客场制，并且由红双喜冠名赞助，1999年俱乐部赛发展成超、甲、乙三级联赛，基本解决了中国运动员比赛少，训练水平高，实战能力弱以及财政经费不足问题，市场之轨逐渐成为乒乓球发展的新支点。2000年2月29日，全国第一家真正市场意义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成立，标志着乒乓球改革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2001年中心将参加俱乐部联赛与全运会参赛资格挂钩，使俱乐部联赛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俱乐部联赛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参与，教练员和运动员收入大大提高，基层运动队有了经济保障，当初人心思外的现象演变成人人思归，同时还吸引了柳承敏、朱世赫、佩尔森等国外优秀运动员，俱乐部联赛的知名度和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2001年带领导乒羽中心开辟出一番新天地的首任掌门人杨树安升任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原篮管中心副主任刘凤岩接任乒羽中心主任。
　　
　　刘凤岩：“乒羽中心首创由总教练兼任项目部部长和中心副主任的先例，既有利于协调训练和竞赛矛盾，也有利于培养干部，为他们今后担任更重要的领导工作提供了一个强化锻炼的环境。同时，中心配合体育总局机构改革，解决了机构重叠和矛盾，从组织机构、人员配置上强化了业务部门的力量。”
　　
　　1999年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蔡振华兼任乒乓部部长，2002年兼任中心副主任，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总教练不再局限于运动队的管理和需求，可以综合考虑过去往往相互分家的训练和竞赛，更统筹合理安排全国的竞赛和训练，包括国家队的日程安排，最大限度地协调解决了二者的矛盾。同时总教练对项目发展规划和思路也有了更全面、系统的了解，管理能力得到强化提高。
　　
　　自1997年羽毛球并入后，中心共设6个部室，其中乒乓球业务部门只占1/6，为使乒乓球持续性发展更为合理、保持优势，2003年中心进行了机构调整和人员重组，将财务部并入办公室，撤消开发部，将其社会经济开发功能并入原有的中乒公司，避免了以前机构重叠、功能交叉而引起的各种矛盾，并在原有编制不增加的情况下，将乒乓部分为一、二部，根据层次划分，一部负责国家队、全国性高层次竞赛，二部侧重青少年培养、竞赛和群众体育，增强了业务力量，突出了重点工作，人员分工更明确细致，工作效率更高。
　　
　　再创业篇
　　
　　在中心运筹帷幄之下，尽管新建立的市场之轨还不够坚实，但双轨制的轨道仍然保证了中国乒乓球的平稳运行。中国乒乓球队在10年5界世乒赛和3届奥运会总共47枚金牌中取得43枚，俱乐部赛也由当初一级比赛男女各8个队，发展到超、甲、乙三级六个层次联赛男女各200多支队。但改革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两种体制过渡的转换期内，既要尽快启动扶植新机制，也不能采取休克疗法，不能因为俱乐部建制而导致整体水平和成绩下降，两种体制的矛盾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得极为尖锐，为了确保国际比赛积分和排名，俱乐部联赛一度如众多媒体所报道“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在夹缝中生存。”
　　
　　正如杨树安所说：“从管理学角度讲，一个酒店6-8年就需要重新布置装修，一个项目的发展也面临同样问题。”2004年11月22日，曾临危受命率领中国乒乓球队从黑暗低谷走向辉煌巅峰的蔡振华出任中心主任，将市场开发提高到与奥运争光、全民健身并重的地位，不惜放弃参加部分国际赛事，将俱乐部超级联赛固定在每年的6—8月，并于2004年底总决赛期间，会同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和现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杨树安与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举行正式会谈，取得了国际乒联对中国乒乓球改革的理解和支持。2004年12月29日，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会议在北京召开，蔡振华在会上做了题为《抓住机遇，打造精品，扩大市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讲话，发出“不要让乒乓球落在历史后面”的呼吁，明确了超级联赛是市场开发的突破点和切入点，确立了超级联赛在国内重中之重的地位。
　　
　　2005年年初，在离开训练局8年后，10岁的乒羽中心办公室再次搬回与北京体育馆同气连声的游泳馆内，与国家乒乓球队的新训练馆毗邻而居，在看似偶然的巧合中，中心又回到了新的起点。

闻草

[center]7.十年幕后[/center]
　　
　　
　　
　　
　　包括宋世雄在内的央视体育部所有“名嘴”都为擂台赛做过解说评论
　　
　　许绍发，前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中国乒乓球市场开拓者。十年市场开发，创业、守业；高潮、低谷；喜悦、苦闷……应该有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但两个半小时的采访里，许指导谈的全是对十年市场开发得失的反思和感悟，故事不多，但是启示不少。
　　
　　说到开发乒乓球市场，还得从我做总教练时讲起，1986年前后，面对改革开放和来势凶猛的经济浪潮对体育队伍管理和运动员思想冲击，我们没有来得及做准备，实际上，当时我们在思想和精神建设方面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处于一种失控状态。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出国浪潮和巨大的经济反差对运动员思想和竞赛训练的影响。当时有一大批运动员包括世界冠军都出国打球，有了汽车洋房，收入比国内好运动员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国内的世界冠军奖金只有不到2000块，基本工资大约100块左右。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也普遍提高，江嘉良的同学做服装生意、开饭店，月收入差不多近万元，这些外界的冲击对运动员确实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直接影响了训练和竞赛。我记得非常清楚，1989年40届时运动量根本加不上去，训练质量存在很大问题。
　　
　　1996年，从CCTV擂台赛起步
　　
　　在这种情况下，要留住不断外流的人才，必须要走向市场。七十年代初，我当队员的时候，德国联赛就已吸引了舒尔贝克、奥洛夫斯基等众多世界高水平运动员，可以说中国乒乓球市场开发落后发达国家20-30年左右，这对我触动比较大，所以当我从教练岗位上下来以后就准备做这件事。但说实话，那时一点经验也没有，不知该怎么做，就产生了出国看一看的想法。我到西班牙、法国等一些国家看了看，1993年回国。1995年成立绍发公司，开始主要做器材，当时绍发公司是DONIC的首任中国总代理，按DONIC的规定，签约运动员每年都要在全世界做宣传，那年计划在欧洲或中国搞推广，我当时就有试着做比赛的想法，所以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请阿佩依伦、佩尔森、王涛、马文革、刘国梁在大连、大庆、厦门和福州打了四站世界冠军挑战赛。大连和大庆的比赛效果非常好，气氛热烈，也赚了钱。但厦门和福州的比赛不成功，当时因为没有经验，承办方出了问题，最后运动员的食宿费，就连马文革和阿佩依伦在咖啡厅喝饮料的钱都得我自己掏腰包，结果把赚的钱又全赔了进去。但不管怎么说，那应该是第一次搞商业比赛，可以说迈出了市场开发的第一步。
　　
　　1996年，偶然和中央台体育部主任马国力谈起乒乓球比赛的情况，当时体育部正在搞改革试点，他提出可以策划一个模式，中央台提供启动资金作为主办方合作搞，这样就有了CCTV杯擂台赛，全年50场比赛，由新秀挑战10名世界冠军擂主，中央台特批了CCTV-2全年周六下午3点到5点共100个小时对比赛全程直播。1996年3月9日第一场比赛在北京大学举行，把首场比赛放在大学，主要考虑到大学生有激情、气氛好。几场比赛之后，效果确实非常好，接着就向全国铺开。现在根本没法想像50场比赛是怎么坚持下来的，那时绍发公司只有4、5个人，从联系承办商、安排运动员吃住行、运送器材，到制作挡板广告、铺地胶，全都是自己干。当时很多地方搞比赛的附加条件就是我必须去，所以50场比赛我场场跟，每周有3、4天都在外面跑，回家也就是拿些换洗衣服。有一次在新疆阿克索比赛完，我带着运动员先坐十几个小时汽车到乌鲁木齐，第二天一大早搭头班飞机到上海，再赶到江苏比赛，那一年基本都像这样连轴转。
　　
　　奖金从6000人民币涨到1.2万美元
　　
　　1997年6月，羊城报业广告公司找到爱立信公司赞助擂台赛，签约三年。当时羽毛球也开始搞市场，中央台和乒羽中心协商，把近一半转播时间让给了羽毛球，爱立信擂台赛减至每年23场。为了筹集更多资金，把市场做得更大，也考虑到举办比赛需要乒协批准和支持，1999年5月，由羊城报业总经理李广生提议，中国乒协、羊城报业广告公司和绍发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三鼎公司，由新公司操作擂台赛。绍发公司由独立的运作者变为只占20%股份的小股东，粗算一下，五年的收入都不及以前一年挣的，所以也有朋友劝阻我，但当时我只考虑把市场做得更大一点。
　　
　　国内擂台赛一共搞了四届，打遍了内地除贵州、西藏外的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各地方都争着抢着搞比赛，球市火爆，收视率仅次于足球。当时我考虑利用这个契机，把擂台赛办成国际最高水平的比赛，使中国成为国际市场的中心，所以2000年策划了国际擂台赛，邀请当时世界上所有高水平选手参加。国外运动员的加入也使单场胜负奖金从最开始的6000/3000元人民币逐渐增至12000/6000美元。以前乒乓球比赛很少，人们只是在世乒赛、奥运会和亚运会时才能看到高水平比赛和大明星，现在大家不仅能经常在电视里，更有机会到现场近距离观看比赛接触明星，所以擂台赛非常受欢迎，在全国和各体育项目中的影响非常大。
　　
　　随着擂台赛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增加了运动员收入，更最重要的是推动了全民健身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器材市场繁荣。擂台赛通过电视媒体宣传，在全国掀起了打球健身的热潮，促使购买力增强。高水平运动员都有器材赞助，真正掏钱买器材的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擂台赛受益的不仅是运动员，还有器材厂商，现在，每次体博会乒乓球类产品都有200多个展位，许多中外器材厂商都说擂台赛推动了企业发展。
　　
　　来自国际比赛的冲击
　　
　　根据当时对市场比较乐观的估计，如果做好了，能创造约1-2亿的价值。但当时没有考虑到国际、国内市场间的矛盾，以及市场与体制之间的碰撞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国际乒联为了提高乒乓球项目的地位和影响，引入了网球的大奖赛和积分制，国际公开赛逐年增多，并把积分与世界排名挂钩，直接影响奥运会、世乒赛、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和种子排序，这对国内市场产生了强烈冲击。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不全是为市场服务，他主要服务于国家荣誉，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参加国际乒联的比赛，争取积分排名的优势，所以国内市场在与国际市场的争夺中处于下风，也是必然的。这两个市场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市场和体制的碰撞，这种碰撞对搞市场的人来讲是非常痛苦的，它使市场不是扩大，而是不断萎缩。2002年，为确保国家队的训练和国际比赛任务，经过乒羽中心和国家队的权衡，擂台赛被取消，公司经济收入减少倒在其次，我最痛心的是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媒体宣传平台，这等于取消了50个小时的中央台转播时间，如果以广告价格计算，这是多大损失，可能几个亿都换不回来。
　　
　　此外，我们还面临了一个新问题，有些地方搞比赛，不是从市场角度出发，而纯粹是为了宣传城市品牌，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国际乒联正在利用这一点，把推广不出去的项目，全都以高价塞到中国，近几届世界杯都是这种情况。我感觉这是不正常的，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我们正常的市场秩序，应该有所控制。
　　
　　做梦都想做好俱乐部
　　
　　回想这十年的市场开发，优秀人才留在了国内，运动员、教练员收入逐渐达到甚至超过国外水平，当时的这些设想都做到了，但与预期还有一定差距，就是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俱乐部体制和经纪人制度。
　　
　　俱乐部是我一直梦寐以求想做的事，也多次和有关领导谈，积极促成建立俱乐部体制，搞俱乐部联赛，当时的想法是因为参与擂台赛的群体有限，应该让更多的运动员参与进来，更多的人受益。同时，也希望通过俱乐部比赛加大市场开放力度，促进体制变化，但俱乐部走的是双轨制，这一下又把市场框住了。双轨制造成了俱乐部赛也必须为国际比赛让路，造成了企业只有出钱的份儿，对运动员没有管理权，有些俱乐部老板讲，运动员不怕我们，他怕教练。在国外有哪个运动员不怕发钱的老板，而怕不发钱的人？
　　
　　从目前情况看，体制已经限制和阻碍了市场的发展。不仅竞赛市场受影响，也影响到无形资产的开发。为什么乒乓球运动员广告价格上不去或者有价无市，原因之一是服务和意识达不到市场的要求，我们现在是在夹缝当中做市场，所以回报企业也是在夹缝中。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建立符合市场运作规律的新体制，并建立起新体制下的经纪人制度。
　　
　　今年初乒羽中心提出超级联赛是市场开发的切入点和突破点。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市场开发最根本的就是立足本国市场，因为它是根据地。尽管这种提法可能晚了几年，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不仅是自身发展的压力，还面临其它项目竞争的压力，原来在市场方面落后于我们的篮球、排球已经迎头赶上并超出，网球、F1等项目也都虎视眈眈。但晚总比没有好，这将是乒乓球市场再发展的一次良机，三鼎公司作为联赛的推广公司也会全力配合，而且我感觉既然决心这么大，步子必须迈得大一点，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更大的投资商，才能真正迎来乒乓球市场的黄金时代。

闻草

[center]6.十年商业赛事回顾 [/center]
　　
　　
　　
　　
　　1995年大庆挑战赛，中国第一次商业比赛
　　
　　1995年之前，中国乒乓球的字典里没有“商业”这个词。1995年之前，中国乒乓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来源是政府投入，从人才的培养选拔到队伍的组建，国家无微不至地承担着园丁和保姆的职责。1995年之前的乒乓球比赛大都由政府拨款，被称为“专业比赛”或者“正式比赛”。寻常的1995年对于中国乒乓球有着不寻常的意义，1995年中国乒乓球队夺回了阔别6年的斯韦思林杯，开启了一段辉煌岁月；1995年乒坛出了双子星，创造了一段偶像神话；1995年中国乒乓球出了个新名词——商业比赛，开启了一段浮华盛事……
　　
　　那些座无虚席的日子
　　
　　1995年酷热的七月，时任绍发公司总经理的许绍发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大连、大庆、福州和厦门搞了四场世界冠军挑战赛。后来，这种正式比赛之外有冠名、广告、门票等销售行为和收入，有奖金的比赛就被称为“商业比赛”。当时参赛运动员有瑞典的阿佩依伦、佩尔森以及中国的王涛、马文革和刘国梁，尽管比赛在大连、大庆反响热烈，但在全国其它地方几乎没什么影响，甚至在福州和厦门还险些血本无归。但是，这四个城市、六个人以及或成功或失败的承办商都应被载入中国乒乓球市场化的发展史。
　　
　　说不清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总之乒乓球商业比赛既赶上了好时机，又遇上了有识之士。先是1994年乒乓球成为体制改革试点，接着1995年那四场比赛使许绍发坚定了继续搞下去的念头，到了1996年，许绍发和中央电视台体育部马国力主任有一次饭后闲谈，在一连串看似毫无关联却又令人目眩的偶然中，中国乒乓球抓住了历史机遇。
　　
　　从1996年至2002年间，“CCTV杯”擂台赛、爱立信擂台赛、长城汽车国际擂台赛、U-17挑战赛等系列商业比赛先后登场，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转播深入千家万户，甚至在各地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哪个城市不办就是没能力、哪个企业不办就是没实力的舆论趋势。合肥《新安晚报》曾以“为什么擂台赛进不了合肥”为题连续报道三天，一时间合肥市体委受到了来自市领导和市民的巨大压力，当几经争夺合肥最终获得一场擂台赛承办权时，500元一张的门票一抢而空，8000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当时承办一场擂台赛，不仅给具体操作的人带来一种成就感，而且能给一座城市带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效果。六年中，擂台赛加上中瑞对抗、中比对抗、中国VS世界等奖金不菲的商业比赛，共吸引了超过10亿人次的电视观众和超过30万人次的现场观众。一时间，乒乓球商业赛事呈现出一派繁华盛景。
　　
　　但盛极必衰的宿命似乎很难打破。当擂台赛从国内升级至国际，从成年延伸到少年之际，国际国内的环境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国际方面，国际乒联引入网球的大奖赛和积分制，并把积分与奥运会、世界大赛挂钩，以确保各国参加；国内方面，除了全运会、全国锦标赛等传统赛事，俱乐部赛也茁壮成长，由赛会制改为主客场制，由男女各8个队壮大到超、甲、乙三级六个层次男女各200队有余。双轨制下，面对种类繁多的国际国内比赛，作为以体养体、既练兵又创收的商业比赛只能一减再减，到现在为止，系列赛事中只有U-17青少年挑战赛硕果仅存，单场赛事中也仅有健胜苑(中国)大奖赛、中国VS世界、丰田杯等赛事，不复当年盛况。
　　
　　从爱立信到焦作
　　
　　1996年乒乓球擂台赛出现时，中国体育界除了足球甲A联赛，其它项目既无联赛也几无商业比赛，新生事物总有被认识和接受的过程，所以虽然看着很热闹，但还没人下决心赞助，就连承办也困难重重，最后还是由主办者之一的中央电视台自己冠名。
　　
　　1997年，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以跨国公司敏锐的商业嗅觉和独到的发展眼光，对1997-2000年的擂台赛以冠名的方式进行赞助。这三年，正值手机在中国内地的普及期，爱立信品牌随着擂台赛深入人心，销售额一路攀升。几乎每到一地，都有人找主办者洽谈经销爱立信手机。
　　
　　2000年，观望多时的中国企业终于出手，保定长城汽车集团冠名赞助了国际擂台赛和U-17。但仅一年之后，长城汽车便抽身而去，据说是冠名目的远未达到，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时机不好，定位不准，当时汽车对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对经济收入相对属中下水平的乒乓球观众群而言，还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二是急于求成，不少中国企业经常是恨不得今天冠名，明天销售额就上涨几个百分点，如果达不到预期，就及早抽身。在这种思路下，尽管U-17收视率节节攀升，长城汽车还是把自己辛苦培育了一年的U-17拱手让给了焦作市政府。
　　
　　纵观10年中国乒乓球商业赛事赞助，虽说冠的都是企业或产品的名，但有三分之一是政府直接承办，三分之一是乒协或体育局承办，真正出于企业自主行为的不过爱立信、长城汽车、鲁能、阿尔卡特等寥寥几家。政府承办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体育赛事的影响宣传城市形象，在这点上，各地方政府比中国企业有更长远的目光。其中最成功的是焦作市政府，他们连续承办三届U-17，共计有近3亿电视观众收看了该比赛的转播，如今U-17已成为焦作的代名词，焦作云台山风景区被授予“世界地质公园”称号，游客人数以每年100%的速度递增，门票年收入由原来的400万猛增至7000万。
　　
　　等待真正的俱乐部
　　
　　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吉龙曾经说过一句话，“在国际足坛，根本就没有所谓商业比赛这个概念”。在乒乓球领域，国外运动员在中国听到“商业比赛”这一名词时也会露出迷惑的神情。在国外，职业就是工作，就是赖以谋生立命的手段，比如塞弗兄弟，大塞弗是职业乒乓球运动员，小塞弗尽管也参加世乒赛，但他的职业是体育经纪人，打乒乓球不过是他茶余饭后的消遣活动。
　　
　　美国职业篮球是这样定义的：以具有相应经济能力和基本商业体制或部门的职业俱乐部为构成单元；以俱乐部所参加的职业联赛为主要形象载体，通过消费群体和其他商业领域的投资，来回收投资并获得较高额度经济收入。可以看出，职业俱乐部是职业体育的构成要素，职业体育具有浓厚的商业味道。所以，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商业比赛曾红火一时，并一度成为市场开发的龙头，但它并不足以担起中国乒乓球职业化的重任，因为它们都没有形成符合竞技体育产业化经营规律的“企业”。
　　
　　乒乓球俱乐部和联赛，本应是这样的企业和载体。但作为双轨制的产物，俱乐部联赛从1995年创立之日起，一直处于既“正式”又“商业”的尴尬夹缝中，人们对它的感情是矛盾的，它要为所有大大小小的国际、国内比赛让路，所以超级联赛4个赛季拖了6年才打完。同时，从目前俱乐部的组成形式看，在男女共24个超级俱乐部中，只有山东鲁能和陕西银河俱乐部是真正按照企业化经营模式建立起来的，其它俱乐部还都停留在合作、赞助的阶段，并不是严格意义的“企业”。尽管俱乐部和联赛的职业化之路还很漫长，但2004年末的联赛会议，明确要求俱乐部和教练各出一人参加，明确提出了超级联赛“国内赛事重中之重”的地位，也重新燃起了中国乒乓球冲破专业、走向职业的希望。

闻草

[center]5.从“海外兵团”到“海外使团” [/center]
　　樊建欣十年：从女孩到女人--一个中国人在日本
　　
　　1993年5月20日，瑞典哥德堡，随着邓亚萍和乔红在第42届世乒赛的女单比赛中相继失手于代表新加坡和德国参赛的井浚泓和施捷后，“海外兵团”一词在媒体中的使用率达到了极致。如此余波一直未平，从1995年到2005年，几代乒乓球选手从不同的角度为“乒乓长城”诠释了新的内涵。
　　
　　中国优秀乒乓球选手的对外流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1978年，前国手刁文元被国家体委公派到意大利执教，1980年，前世界冠军梁戈亮被公派到德国，合同为期两年。1985年，梁戈亮以自费公派的途径再度赴德。此后，在海外谋生的乒乓球运动员开始逐渐形成“兵团”规模，而出国的途径，或公派或自费，也有公派自费的。当时的“海外兵团”主要由三种人组成：前世界冠军，进过国家队但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以及各省市队的专业球员。
　　
　　观察1995年到2005年海外兵团的人员组成，年轻化的趋势显而易见。毫无疑问，在这十年中，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许不用出国打球就能有份较为满意的收入；43届世乒赛打翻身仗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社会认知度随之提高；中国乒乓球的各级赛事体制不断完善，许多省队队员和退役国手不用走出国门也能以打球为生。另一方面，中国运动员的教练和父母，包括运动员自己，在观念上有了一个大的改观——以前是我打球就要进国家队，进不了国家队在省队打不动了再考虑出国；现在是先在国内打基础，如果确实竞争激烈晋级希望不大，还不如早出去，国外的机会更多。李佳薇目前是“海外兵团”女选手中世界排名最高的，可如果当初选择继续留在拥有张怡宁、郭焱等诸多好手的北京队，她未必能有机会闯出今天的成绩，刘佳、苗苗等均是如此。
　　
　　根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时，乒乓球“海外兵团”已达到220余人，其中前世界冠军就有21人左右，约占10%。经过了中国乒乓球的十年辉煌后，中国选手，尤其是中国女选手在海外打球的人数大为增加，既有高军这样的老世界冠军，又不乏李佳薇这样的新生代，无论增幅还是威胁都远远超过了男选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男子乒坛技术发展更快，仅靠国内攒下的“老本”很难立足；二是因为欧洲乒坛“重男轻女”，中国女线的技术在世界上一直遥遥领先。
　　
　　从来源看，河北、江苏、北京、辽宁、广东等乒乓球基础较为雄厚的地区，正是“海外兵团”的主要发源地。从流向看，那些乒乓球职业联赛较为完善或是经济条件相对优越、华人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最受“海外兵团”青睐。以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为例，由于两国的俱乐部联赛搞得最好，球员的收入也最为可观。所以，德国女队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拥有了何千红、施捷、田静三位削球高手，给中国队在历次大赛中制造了不少麻烦。而日本男女队也分别依靠老将韦晴光、樊建欣和李隽的出色发挥在45届、46届世乒赛上先后夺得奖牌。
　　
　　十年沧桑，峰回路转，走出国门打乒乓的这些人，在背井离乡的孤独无奈中，在一只球拍走天下的艰辛中，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成为国际赛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1995年43届世乒赛，“海外兵团”在男、女单32强中分别占得3席和9席；2004年雅典奥运会32强，更是各占6席和11席。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人才的自然流动表示了理解，某种程度上，“海外兵团”已不再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特定称谓。如今，我们或许称他们为“海外使团”更为恰当。
　　
　　“没明星就等于没卖点，而我们高水平的球员走出去，就是为其它国家和地区送去了明星，激发他们对乒乓球运动的兴趣，从而带动当地乒乓球运动员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海外兵团’为整个乒乓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而且‘海外兵团’也有帮我们忙的时候，像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当时的卫冕冠军瓦尔德内尔是中国男队夺冠路上的最大障碍，他却被加拿大选手黄文冠挡在了八强之外。”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说。他还提起了1991千叶世乒赛，那是中国男团成绩最差的一次，仅列第七。“看着中国人王大勇作为比利时队教练登上了男团季军的领奖台，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转念一想，这只能说明我们自己工作没做好，人才没用好，别人的成功反倒成了对我们的鞭策。”在徐寅生看来，在远不及国内的训练条件下，“海外兵团”们却取得了不俗的战绩，这就更不容易了。
　　
　　在“海外兵团”成员中，陈静和韦晴光是唯一两位获得了奥运会冠军还选择出国打球，与中国队队员在大赛上屡次交锋的人。而陈静的情况更特殊，她代表中国台北队5次参加世乒赛，2次参加奥运会，共获得奥运会单打银牌、铜牌各一枚，世乒赛女团、女单银牌各一枚。从实力基础来看，陈静就比其他人强一块；从外在条件而言，中国台北方面为了能在奥运会上依靠陈静获得金牌，许下了天价的奖金，提供了最完备的训练条件，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中国台北队邀请前全国冠军(孔令辉的现任主管教练)肖战长时间地陪陈静练球，在打法上为其寻找新的突破点。“陈静的个性和一般女孩子不同，她很有韧劲，做事有主见，尤其是目的性非常明确。”肖战曾这样告诉记者。在悉尼奥运会上，当陈静获得了一枚女单铜牌后，她成为华人乒乓球运动员中唯一三次参加奥运会，唯一拿满金、银、铜牌的女子选手。
　　
　　如果说“海外兵团”本身是一部乒乓球传奇的话，那么陈静就是传奇中的传奇。
　　

闻草

　　　　[center]4.国手展望2015年 [/center]
　　孔令辉：
　　
　　十年之后？很难讲。有可能想过轻松一点的生活，可生活有时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十年后，球应该不会再打了，但可能还会做跟乒乓球有关的事情，比如做教练。
　　
　　刘国梁：
　　
　　十年之后？好像远了点，现在我想的是四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的事情。现在我当教练，希望自己越来越成熟，乒乓球已经辉煌了50多年，希望能在自己手里延续辉煌60多年，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当然，十年之后不同心态不同年龄对自己会有更高要求，需要更大挑战。相信到时候乒乓球也会越来越走向市场，我们拿冠军保持辉煌是一方面，同时还要让更多的人喜欢国球，体育市场化是更深更远的一个目标。
　　
　　王楠：
　　
　　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孩子，像普通人一样正常地生活。十年前我没有想过自己十年后能实现打球以来的所有目标，所以我现在也想象不出十年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生活总是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去发展，雅典奥运会结束后，我也想过上学或做其它的事情，但一样也没有实现，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吧。
　　
　　王励勤：
　　
　　2015年？没想过，现在的目标是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中间每年都有世界大赛，希望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自身能有所创新和突破。十年后有可能还在打球，当然想保持高水平有点难度。至于未来具体做什么，现在还没时间和精力去想，我想会先上学，因为运动员普遍在文化知识方面比较缺乏，毕竟将来走上社会需要知识，现在比较想学经济。自己已经在交大报名，我也希望自己除了乒乓球，能向其它领域发展。
　　
　　马琳：
　　
　　搞了这么多年乒乓球，十年之后，可能还跟乒乓球有关系。希望那时候，生活再好点，家庭、事业都比较稳定。现在我还不会想那么远的事，争取打到2008年。
　　
　　刘国正：
　　
　　那时候应该不会打球了，如果可能会去充实一下自己，读读书，可我也不想自己上完大学出来年龄太大，这是个挺矛盾的问题，我也在考虑过几年，边打球边学习。毕竟到了社会上，工作、处理人际关系都需要知识来奠定基础。将来自己也许会和朋友一起合作做乒乓球方面的生意，或者当教练。我最喜欢的生活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做老板，不用听别人的。
　　
　　牛剑锋：
　　
　　十年之后，我肯定结婚了，至于有没有孩子就不知道了(笑)。退役之后，我想先上学，现在还没有特别的目标，就是想多学点东西充实自己。虽然说，打乒乓球我们脑子都比较好使，但如果说做生意，还是不太一样。我想以我的名义办一个乒乓球学校，毕竟这是我的专业，干其它事都不一定很顺利。这会是一所正规的(全日制)学校，让打球的孩子们从小就能接受文化教育，边学习边打球。球打到一定程度，人的素质就显得特别关键，现在的运动员在文化素质方面还是有欠缺。希望以后我俩的生活不要太忙碌也不要太平淡，有一点自己的事情做。
　　
　　张怡宁：
　　
　　我喜欢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我不喜欢做名人，也不喜欢出头露面，走在大街上人人都认识你。我就喜欢平平凡凡的，像一个普通人去超市买东西，去商场买你喜欢的衣服。到时愿意工作也行，愿意上学也行，能成家，我喜欢有一个幸福的家，谁不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啊？(笑)我感觉幸福就是，老公要特别爱你，能够品你，品出你的性格，要是有孩子的话，三个人一定要身体健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知道以后我的家庭会是哪本经难念(笑)。人生没有完美的，每个阶段都要吃不同的苦，所以心态一定要平静，能够面对一切。十年之后，33岁了，不算老，还应该充满朝气，就算43岁，也要人老心不老吧。(笑)
　　
　　王皓：
　　
　　要再过几年看自己发展的情况了。十年后自己32岁，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希望还能接着打，不打就选择上学，学外语或贸易管理，我想这些课程对我比较实用。以后可能经商也可能做教练，以前除了想打世界冠军，什么都不会想，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大，各方面事情也会考虑得多一些。
　　
　　王珊：
　　
　　首先这十年当中应该把球打好，乒乓球事业能在我的人生中写下比较辉煌的一笔，至少我自己不会后悔。十年之后具体做什么还没想好，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以后读书我会选择学心理学，自己特别喜欢这个课程，因为现在许多人压力很大，我希望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烦恼，给他们一些快乐的建议。帮助别人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至于爱情婚姻，可能是每个女孩都向往的，但这些并不是我现在要想的。希望自己以后过得无忧无虑，自由一点，这是我最向往的生活。
　　
　　陈杞：
　　
　　渴望平淡的生活，打完球先读书再说，以后可能还会以乒乓球为主，比如做教练之类的。现在生活太刺激，我们本来就生活在纪律严格的集体中，可自己又属于那种不太喜欢受约束的类型，当然受习惯了也好。以后不打球了，生活还是自由一点好。
　　
　　郭跃：
　　
　　十年之后，到时26、27岁了，我不想给自己设一个框框，还是一步一步走着看。也许别人会想十年后应该谈男朋友了，年龄也到了(笑)，或者其它什么的，可我不这么想。我觉得如果太刻意去想，这个梦想也实现不了，所以就顺其自然吧，能发展成什么样就什么样，生活还是要一步步走。
　　
　　邱贻可：
　　
　　十年之后，太远了，我现在想的是2008年，就像刘指导说过的，一个运动员能在自己家门口参加一届奥运会多幸运，2008年奥运会改成团体，只能报5个人，大家都在努力，所以我现在要努力争取参加2008年奥运会。等不打球了，也许会做生意，做房地产方面的，希望以后生活能好一点。我想拥有一辆好车，我喜欢跑车，追求速度，很张扬的那种。
　　
　　彭陆洋：
　　
　　如果以后我在乒乓球上能取得一定的成绩，会考虑搞个乒乓球俱乐部，推广乒乓球赛事。或者改行尝试新的领域，要看当时自己的能力，当然我会朝这个目标努力。爱情嘛，这个东西还要看缘分。
　　
　　郝帅：
　　
　　有时自己也想过，但都是胡思乱想，不太现实。十年之后，我32岁，想过平常一点的生活，现在生活多不平凡，多累啊，现在正是创业时期，希望以后能过得稍微安逸一点，早上能睡会儿懒觉。将来也许会当教练，经商做生意都有可能，还是要先学习，只有学了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我现在最想做的还是教练，可以天天训人(笑)……如果我做生意，会尝试其它领域，不像很多人还做跟乒乓球相关的。结婚？没想过，现在想有点不现实，不过十年之后肯定结婚了。
　　
　　白杨：
　　
　　没想过，感觉应该跟乒乓球有关。打了这么多年球，肯定做什么都不会完全脱离乒乓球。自己现在比较钟爱时装设计，但这只是个想法。
　　
　　王婷婷：
　　
　　不打球后我想读书。我将来想进娱乐圈，所以读书会选择北广或其它艺术类院校。
　　
　　李楠：
　　
　　十年之后从事的职业应该与乒乓球无关了。我们一般都是从7、8岁开始打球，有的甚至从更早就开始打，我感觉人一辈子不能只和一件事情打交道吧。乒乓球让我辉煌过，所有的酸甜苦辣也都品尝过了，我感觉退役后应该换一种生活。从乒乓队下队那天起，我希望自己能过上正常人的普通生活，就像大学生在学校里读书，上班的人每天正点上下班。我从来没想过当官或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想生活得轻松、自由一些。
　　
　　李佳：
　　
　　想过但想不出来，如果可能的话会跟乒乓球有关，如果到时我还行，会继续打球或当教练，也想过从事其它行业，不过很难。我还是挺喜欢乒乓球的，不能说有多爱，但对乒乓球我还是比较感兴趣。
　　
　　郭焱：
　　
　　希望十年后的生活比较自由，我向往自由，不喜欢受约束，能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退役后我会先去上学，想学经济管理，虽然比较难，可我想自己搞公司，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想先充实自己。当然做教练也是一种选择，因为是自己的本行，所以我还是想尝试不同的行业，但会跟体育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从事运动这么多年，对这行比较了解。我还很喜欢电脑，但我觉得自己搞电脑比较困难，以后再学点什么，看自己对什么感兴趣。我想自己开店，餐饮方面的，我知道现在竞争很激烈比较困难。如果我开，就想搞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因为我发现，我去哪家饭馆，本来没什么人，我往里面一坐，人就会多起来。而且我这个人对吃比较挑剔，在北京吃过的地方也很多。主要想通过开餐馆之类的来发展自己的空间，这毕竟是自己的一个爱好，当然现在还不能为这些事情分心。至于生活方面，我不太刻意追求，一切随缘吧，如果到那时碰到合适的人当然会结婚，如果没有这样过也挺好的。
　　
　　张超：
　　
　　说不定十年后我还在打球呢。我不会选择压力太大的生活，希望平淡、轻松一点。
　　
　　范瑛：
　　
　　那时都29、30岁了，该干嘛干嘛吧。十年以后，差不多先读完书，充实一下自己，有一份稳定的事业，做自己喜爱的工作。具体方向真的没想过，经商还行吧。
　　
　　单明杰：
　　
　　十年之后，我希望自己能过平静一点的生活，现在有太多竞争，每天在场上和对手拼杀。到时希望能在南京生活。
　　
　　常晨晨：
　　
　　十年后的生活，没有多想过。因为我觉得现在努力打球是最重要的。至于十年后，我觉得如果我还能够打球，或是乒乓球事业还需要我尽一份力的话，我相信我会打的。因为我对乒乓球真的很热爱。如果不需要我了，我会选择去读书。读什么专业没想过，但是一定要读书充电，毕竟打了这么多年球，在知识方面比较欠缺。不过我坚信，即使我选择另外一条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打球的时候，我很努力，很用心，很专注，很坚持，我相信，在经历读书或读书后的生活时，这些努力、用心、专注、坚持都会在其中发挥好的作用。

闻草

　　目标型 代表人物：陈杞、郭跃
　　
　　陈杞 95年我刚进南京体校，43届世乒赛除了双打、混双，其它比赛基本上都看了。可能那时候对乒乓球的历史了解不深，只知道男团冠军已经很多年没拿了，至于多少年也不知道，但看他们拿了以后那种场面确实挺激动的。我是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看乒乓球比赛的，95年自己才12岁，没有那么多思想，但当时的目标肯定是打世界冠军。
　　
　　郭跃 “那时候我很小，才7岁吧，虽然已经开始练球了，但还不太了解乒乓球，就想着好好打，以后等差不多15、16岁的时候能拿一个世界冠军，从小打球的梦想就是拿世界冠军，至于能不能实现还要看行动。”关于43届世乒赛，郭跃没有任何印象，她对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印象倒是颇为深刻，“当时在国家二队看的，还不是现场直播，是放的重播，王楠当时16：20落后，最后反败为胜拿了奥运冠军，我想她平时肯定付出特多，想成为一名优秀运动员真的没那么容易，要付出很多辛苦和努力才行。”
　　
　　家长支持型 代表人物：邱贻可、曹臻、彭陆洋
　　
　　邱贻可 小时候邱贻可练球，同样喜欢打球的妈妈一直陪在身边，让他回忆10岁那年的事儿，他却把“球”踢给了爸爸，“我记不得了，你去问我爸，我小时候打球的事他都特清楚。”
　　
　　“95年，邱贻可在成都乒乓球运动学校打球，在同年龄段他的水平算好的。96年他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他们团体拿第一，单打他打了个第二。”那届比赛的男单冠军是陈俊吉——邱贻可的表哥。当年两个眉目清秀的小家伙引来邻居诸多羡慕，“人家都说我们家这两个孩子长得可耐看了。”可兄弟俩也实在调皮，“那时候，在我爸妈单位西南建筑设计院里没人敢跟我俩玩。”因为他们实在太喜欢“恶作剧”，对于这些邱贻可倒是记得特清楚。
　　
　　邱爸爸印象最深的是东亚运动会前的选拔赛，“95年在北京什刹海，邱贻可当时的水平不是说肯定能参加，打到后来，最后四场他必须全胜才能进入最后的比赛名单，输一场肯定就进不去。教练嘱咐我们不要跟他讲这种情况，也不让他去看积分成绩，怕他压力太大，后来他自己问到了，应该说是顶着很大的压力上场。每场比赛我都特别紧张，最后一场是对山东的一个削球，因为邱贻可以前打削球比较差，当时全场就剩他们一张台子在打比赛，大家都过来看，他赢了以后我和教练都特激动。”爸爸兴奋得把儿子抱了起来，而邱贻可自己却显得很平静。“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孩子属于压力越大动力越大的那种。”
　　
　　曹臻 她自己只说那时候在滨州体校打球，用的还是两面反胶，其余的故事我们只好求助于曹妈妈。“那时候她8岁，一边上学一边在滨州市体校打球，学校和体校只有一墙之隔，体育课或课外活动，她就过来练球，当时大概一个月回家一次。”妈妈觉得曹臻应该在教练那里看的43届世乒赛，因为日后母女俩曾讨论过王涛获胜后躺倒在地的那个动作，“臻臻还说，要是将来她拿了冠军也要设计个庆祝动作。”曹臻对于十年前的事情不大记得，但她说从一开始打球自己就目标明确，“我小时候很有理想，真的。反正自从走了这条(专业)路，就想以后打世界冠军，可越往后走感觉越难，进了国家队看上去离这个目标近了一些，可有时反倒觉得离它远了。”无论怎样，世界冠军一直是她的一个理想，“小时候我妈也老跟我说，一定要拿世界冠军，所以我也总想着要去拿。”
　　
　　彭陆洋 记者刚把十年前的话头提起，“十年前啊？”彭陆洋的声调变得格外高。“43届世乒赛？好像是看了(她还在犹豫时，旁边的曹臻一个劲提醒她就是躺地上那回)，我小时候记忆力特差……那会儿10岁，在济南皇亭业余体校打球。”问她当时在同批队员中水平如何？彭陆洋又想了半天，还是曹臻帮忙回忆，“那时候你球还行。”“那她说行就行吧”，彭陆洋接茬道。“小时候我老跟曹臻打比赛，可从来赢不了她”(那时候在滨州练球的曹臻总有机会到济南打比赛，便能和彭陆洋碰上。)“那时候自己没想过将来能进国家队，不过估计我爸妈已经把这个作为目标，准备把我朝这个方向培养了。”
　　
　　顺其自然型 代表人物：白杨、郝帅、李楠
　　
　　郝帅 95年的时候我12岁，早就在学校里开始打球了，43届世乒赛是在电视里看的，跟我父母一起。当时小，看比赛觉得他们挺激动的，自己没太多感觉，那会儿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进国家队。
　　
　　白杨 4岁就进了保定队的白杨，在进国家队前一直在保定打球。关于43届世乒赛看没看，她说记不清了，似乎是看了，至于当时的感受，“那时候太小了，才11岁，记不住。”但95年的时候，她确实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进国家队，“当时打球就有想法要拿世界冠军，因为教练总这么灌输嘛，但具体是个什么概念，自己也不知道。那时候懂事也不太多，也没什么太多印象，小孩哪知道什么叫好好练啊？”
　　
　　王婷婷 “十年前我11岁，也关注了世乒赛，印象最深的就是男团拿到冠军的时候。那种激动让自己多了一份责任感，当时我在保定打球，能打进国家队是当时自己的最大目标，这么想，但路还要一步步走，所以一切顺其自然。”
　　
　　李楠 “当时我13岁，刚进天津队两个月，43届世乒赛我们组织去现场看的。当时感觉现场观众气氛特别高涨，比赛打得也非常激烈、精彩，但我自己没什么感觉，感觉看不懂。男团没看，主要看了后面男单比赛，就是感觉看不懂，可能那时候太小了，也没什么印象。”自称自己从来没有远大目标，打到哪儿算哪儿的李楠，进天津队不到一年后就进入了国家二队。“进国家二队后，我家人和自己对于进一队都没抱多大希望。我进天津队，我爸我妈就很满足了，进二队就更满足了，进一队就更更更满足了。”(李楠的父母一直都知道李楠跟张怡宁的关系很铁，一次张怡宁和妈妈去李楠家，李楠爸妈跟张怡宁的妈妈说，“你家闺女真好，不过我们想了，如果有这样的姑娘我们估计活不到现在了，非美死不可。凑合有个李楠，我们就很满足了。)
　　
　　大器晚成型 代表人物：李佳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伴着李佳的一曲《十年》中，开始听她讲述她十年前的“辉煌”。“10年前，我14岁，在辽宁队，当时43届世乒赛是在队里看的。”“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国手吗？”
　　
　　“太想过了。94、95年那会儿我太厉害了，全国没人不知道我(笑)。”那两年国内的乒协杯、全国锦标赛，李佳打得都非常好。“没想到自己会那么晚进国家队，我97年才进的。95年的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进了，可能国家队觉得还需要再观察一下。确实挺遗憾的，那个机会错过之后，很多机会就都没了，因为比好多人要晚一点，如果那会儿进了，就会在很多人前面。”
　　
　　“你属于大器晚成？”
　　
　　“晚了，不过现在还没成呢。”
　　
　　梦想型 代表人物：郭焱、张超
　　
　　郭焱 “95年的时候我刚进北京队，12岁，队里组织看的43届世乒赛，主要看男团决赛，感觉气氛比较紧张，赢了以后，大家都很振奋。”看到国手们驰骋赛场，站上冠军领奖台那一刻，郭焱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这样。“可那只是梦想，打球以来，自己一直都有这种梦想，直到现在仍然会有。”郭焱说走上乒乓球这条路完全出于自己的喜欢，“我家里从来没强迫过我，希望我尽力就好，我觉得既然干了这行就一定要有所成就。”能做到最好就尽量做是郭焱一直以来的处世态度。1995年，郭焱走上了打专业这条路，“94、95年那会儿，因为北京队比较难进，我也去考过八一队。当时家里认为，如果进不了北京队，当兵也是不错的选择，反正肯定要打球没想过走其它的路。所有走上这条路自己没什么后悔或后怕的。”
　　
　　张超 “当时我在广东体工队，全队组织看的43届世乒赛，团体决赛那天晚上我们从头看到尾。3比2赢了以后，我们都特别激动，因为知道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好多年没拿团体冠军了。看着他们站在领奖台上，当然会想如果有一天自己站在上面会怎么样。做运动员有时会产生一种幻想，睡觉前或睡觉时，都会想如果自己拿了世界冠军或奥运冠军，自己站在领奖台上会是什么感觉，肯定心里贼高兴，乐滋滋的。”95年，11岁的张超刚到广东队一年多，“那时候愿望非常强烈，也想过18岁前自己一定要打进国家队，至于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天天都会想，连做梦的时候都会想。”
　　
　　想家型 代表人物：范瑛
　　
　　6岁开始练球的范瑛，最初是抱着强身健体并减肥的目的。“1995年的时候，我才9岁，刚去南京，在镇江打了三年球，然后到南京打比赛，在小孩里打得还不错，就进了南京体校。那时候天天哭，我妈一个星期来看我两次，可我还是特别想家，每天晚上就躲在被窝里哭，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都是肿的。那时差不多20多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晚上大家一起在被窝里哭，后来慢慢就好了，我妈一个星期来一次，大概半年后才不哭了。那时候不回家还好，一回家临走的时候，心里就特别难受。”
　　
　　感受型 代表人物：单明杰、常晨晨
　　
　　单明杰 95年，12岁的单明杰正在南京体育学院打球，全队组织在电视房里看了43届世乒赛。“当时觉得挺激动，印象特别深的是丁松对卡尔松那场球，那时候还不认识丁松，而江苏队又没有削球，觉得他在场上打球特别有气势。再有就是决赛中，王涛赢完最后一个球后，躺在地上，看了那个场面后，自己也挺激动的，毕竟中国男队在最困难的时候打了翻身仗。”看着他们登上冠军领奖台，单明杰说脑子里会忽然闪过：如果有一天自己站在上面会怎样。拿过少年赛南方区冠军的他，当时心气很高，“那时候觉得自己应该有希望打世界冠军，进了国家队后，状态好的时候就觉得希望大，可打不好时，会觉得自己离那个目标很远。”
　　
　　常晨晨 十年前，我9岁，已经开始练球，43届世乒赛也看了，那时候年纪还小，看比赛真的不会去关注什么技术打法，但我被运动员在赛场上那种每球必争，为每一分而努力拼搏的精神感染，他们那种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影响着我。真的，我觉得能为国家争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时我就告诉自己，到时候你一定也要像他们一样。我觉得，十年里自己的这种想法一直非常强烈，我打球从开始到现在都比较要强，跟当时受到的那种影响分不开。

闻草

　　　　[center]3.现役国手的1995年[/center]
　　1995年，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载入中国乒乓球史册。那一年中国男队打了翻身仗，孔令辉和刘国梁联袂开创黄金一代，中国乒乓球再次站在顶峰。当年只有十几岁甚至几岁的这批现役国手们，或在现场或在电视前感受了那份澎湃激情，然后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在乒乓球的路上坚定地走着。十年之前，他们对于“国家体委训练局”大院充满憧憬，十年之后，他们坐在散落一地乒乓球的球馆里回忆着他们的1995年。
　　
　　学习型 代表人物：王励勤
　　
　　1995年，17岁的王励勤已经在国家一队，没能作为参赛选手上场比赛，但在现场看球还是让他感触颇深。“那时候自己还年轻，技术水平上还有一定差距，从技战术到比赛心理各方面都需要加强，主要抱着学习的态度看着。亲临现场看比赛，确实增加了自己对高水平乒乓球比赛的认识，对乒乓球的理解也更进一步，包括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当时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以后的训练中使自己各方面水平尽快提高，能在今后的大赛中承担起一些任务。”进国家队后，王励勤就把自己的目标锁定世界冠军，“43届世乒赛对于我们是一次非常大的突破，因为包揽了7项冠军，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翻身仗，大家印象都非常深，自己也希望能在今后的大赛中成为世界冠军。”
　　
　　脚踏实地型 代表人物：马林、刘国正、牛剑锋
　　
　　马林 “当时我15岁，在国家二队，队里组织去天津看43届世乒赛，感觉挺热闹的，就看了团体决赛，像男单决赛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了。对团体决赛印象比较深，赢完之后，自己也挺激动，中国队终于在自己家门口打了翻身仗，我们一直看完颁奖升国旗。”可那时候，世界冠军的梦想在马林看来依旧遥远，“当时我在二队都算不上顶尖的，就想着在二队能好一点，尽快上到一队。”从开始打球，马林就不会把目标定得那么远，只是想下一步该怎么走。“小时候我只是想能打进专业队，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吃大锅饭，进了专业队就包工作包分配(真是句大实话)，我不相信现在小孩一开始打球或从事某项运动，目标就是拿世界冠军，肯定是家长灌输的，不可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我进了一队，球慢慢上来了，才一点点去想着拿世界冠军什么的。人应该有目标，不过要切合实际。”
　　
　　刘国正 1995年43届世乒赛那会儿，我15岁，在二队，年底上了一队。当时一起组织去天津看球，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世界比赛，以前都是看电视。中国队团体打了翻身仗，场面非常激动。我记得非常清楚，半决赛跟韩国队打，决胜盘王涛对金择洙，他20：12领先，眼看着马上就要赢了，我们都准备退场，结果王涛连输3个球，观众有人喊：赶紧坐下，还没打完呢。结果我们一坐下，他就赢了。决赛对瑞典队，最后一盘王涛跟佩尔森赢完后，很多乒乓队的人，老运动员、教练都往场内冲，大家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梁言，跑摔倒了，后来眼睛肿了两三天。当时我们在看台上不让下去，决赛前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鼓、哨子、喇叭，我们都在那儿吹，为他们加油。打完43届，大的比如73年那批都调整了，当时从二队调上来6个人，我上一队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自己的技术练得更好，有机会参加比赛。记得刚上一队后去军训，刘国梁当时刚拿完世界冠军，像大队员似地就问我，你准备多少岁拿冠军，当时自己小觉得不好意思，就没说话，他说，我估计你21、22岁左右吧，我就说争取吧。当时会有冠军梦，但不那么敢想，觉得要一点点争取吧。
　　
　　牛剑锋 当时14岁的牛剑锋在保定业余体校打球，已经开始了住校生活。“43届世乒赛，在体校大伙一起看的，主要看了男团决赛。当时荣誉感不是特别重，最后中国队拿了团体冠军，挺高兴的，也没什么感觉，但真没想过自己以后也能进国家队。”转年，牛剑锋就进了国家二队。“95年年底，我第一次跟着二队集训，当时我们那批只有一个徐琳进了国家队，她条件比较好。小时候，我打球的条件不算好，自己理想也不是那么远，能打一步是一步，思想比较单纯。跟他们打比赛就是拼，输了也那样，赢了也不是特高兴。没想过要打世界冠军，因为这主要还是靠自己努力。
　　
　　顺理成章型 代表人物：张怡宁
　　
　　看43届世乒赛时，13岁的张怡宁最喜欢的就是孔令辉和刘国梁。“从打法上讲，我喜欢孔令辉，因为我俩打法一样。感觉他和刘国梁身上特别有灵气，觉得他们就是自己心中的偶像和今后自己在乒乓球这条路上的发展方向。看他们打出那么多精彩的球，才觉得乒乓球原来是这样的。”男单决赛中，孔令辉和刘国梁的专注神情和敬业精神感染着那时候还在北京队打球的张怡宁。“他们打球的每个动作，每个细节，我都特别欣赏，没想到以后能跟他们在一起生活训练，成为队友。”国外选手中，张怡宁最喜欢的还是瓦尔德内尔，“因为他跟中国运动员表现出来的风格不太一样，无论领先落后还是关键球非关键球，他给观众的感觉都是在享受乒乓球。有时候觉得他能赢，他反而输了，开始感觉挺失望、生气，后来觉得他可能不太注重输赢结果，打乒乓球已经到了一种境界。”“境界”恐怕是在胜负世界里拼杀多年后才悟出的道理，那时候，张怡宁看着站在冠军领奖台上泪眼婆娑的邓亚萍，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打进国家队，站在领奖台上，会是什么样子呢，也会哭吗？可为什么要哭呢，也许太不容易了吧。“那时候还会天真地想，拿了冠军应该是件很高兴的事，应该多笑一笑。虽然知道他们吃了很多苦，但至于怎么苦还是体会不出来。感觉干运动员这行挺神圣的，只有运动员能把祖国的国旗升起来。”其实，95年那会儿，张怡宁已经很有希望进二队了，“我当时在北京队训练比赛成绩都挺好，二队把我选拔上来，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一切都顺理成章。”自认为在发展方向和打法路子上始终没走过弯路，所以张怡宁说自己目标一直很坚定，并且相信只要按部就班地走自己肯定能成功，“我从来没怀疑过自己。进一队后，训练比较系统，技术提高非常快，自己也抓住了比赛机会，跟这个集体摸爬滚打中把自己的位置站住了，从非主力到主力这个阶段，我几步就蹬到了主力层，一路上非常顺，冲顶的时候，遇到点挫折也很正常，这期间教练对我影响挺大的，进了一队以后自己确实也成熟了很多。”本来是回忆十年前的事情，张怡宁却一股脑讲述了自己十年中的沉浮感悟，在她看来，因为努力了，所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采访时，张怡宁正在接受治疗，她说自己除了体质比较适合当运动员外，其实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和普通人一样，并未显现出运动员的素质。)
　　
　　幸运型 代表人物：王皓、王珊
　　
　　王皓 1995年，12岁的王皓在长春市队打球。“43届世乒赛时，我是自己在家看的，心里肯定希望有一天能跟他们一样。团体决赛前我听他们都说，报道也说刘国梁跟瑞典队打都没输过，所以我特希望让他上，结果没上。男单决赛的时候，我也特希望他赢，那会儿还小，看到第4局刘国梁12：6领先，我以为他稳赢了，就下楼买东西，还在外面待了一会儿，再回来一看第5局落后巨多，没戏了。我以为他肯定能赢，最后还是输了。”王皓曾说过，刘国梁是他的偶像。而当时，王皓的父亲已经有想法让12岁的他去八一队打球，“进了八一队不就跟他一个队了？那会儿不管能不能打上主力，说起来也是跟刘国梁、王涛一个队的(笑)。”至于是否想到过十年之后，自己在国家队中的位置，王皓说，“既然选择为这个最高目标奋斗，自己就会做好心理准备，想过能打出来，也想过打不出来，两方面都会有准备，当然想能打出来的要多一点，人总要尽量往好的方面想，虽然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但最终有目标就行，有信心就行。”
　　
　　王珊 “我当时10岁，刚到汕头乒乓球队，队里组织观看43届世乒赛，感觉现场气氛特别振奋人心，看完后自己也特别激动。我从小打球的愿望就是打进国家队，然后成为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43届世乒赛后，中国乒乓队来汕头搞庆功活动，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特崇拜吕林和王涛这对双打，那时我在队里年龄最小，很多人找他们签名，我就跑过去举着本子跟吕林说：‘吕林哥哥帮我签个名。’后来我进二队时，他是主教练，能成为我偶像的学生真是一种缘分。”从吕林哥哥变成吕指导，王珊同样觉得自己够幸运。
　　

闻草

　　[center]2.邓亚萍：从世界冠军到博士 [/center]
　　
　　
　　
　　邓亚萍与劳伦斯奖评委在一起
　　
　　十年前的1995年，是邓亚萍运动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个年份，她在自己国家举行的世乒赛上得到了女单、女双、女团三项冠军，一扫前两年“海外兵团”给中国乒坛带来的阴霾。十年间，她经历了蝉联奥运冠军、告别世乒赛、读书、退役、参与申奥、毕业、任职北京奥组委开发部市场部等一系列“大事件”，并最终回到国家体育总局，在总局装备中心担任主任助理，来到了体育官员的角色上。
　　
　　1997年5月的英国曼彻斯特世乒赛上，邓亚萍得到了自己的第18个，也是最后一个世界冠军。半年之后的11月份，她进入清华大学，正式开始英语专业的本科学习。由于还没有正式从国家队退役，她也成为当时少有的几个走进大学的现役球员。
　　
　　在清华大学经历了3个多月与老师一对一“家教”式的英语课程之后，她于1998年2月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继续学习。当时邓亚萍还没有退役，她向队里申请3个月的假期并获得同意。可是，还没有等邓亚萍真正适应过来，3个月已经到了，经过国家队的批准，她在英国又多待了2个月。当年8月底，邓亚萍回到北京，准备在国家队恢复训练3个月后参加年底在泰国举行的亚运会。那时候，王楠、李菊、杨影的水平和状态都已经非常不错，邓亚萍也觉得这些年轻选手出征亚运会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于是从9月份起，她开始把精力完全投入到清华的学业中。也就是从那时起，邓亚萍就慢慢地退了下来，不再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
　　
　　我不想辜负萨马兰奇 我不需要翻译
　　
　　邓亚萍的学生生涯在退役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要是寻找原因的话，除了她个人不服输的性格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萨马兰奇。
　　
　　1997年曼彻斯特世乒赛之后，她被当时的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推荐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萨马兰奇也希望她退役之后能够在国际体育领域发展。邓亚萍突然意识到，除了乒乓球，她还应该在运动场之外为国家做贡献。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只有19个委员，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严格说起来，当时的邓亚萍并不“合格”。由于不会英文，邓亚萍无法与其他委员进行直接的交流，每次开会她都要带上翻译，这让她觉得十分的别扭。而且委员会需要讨论和研究有关运动员的问题，并需要向奥委会执委和主席提交议案，来自不同项目和国家的运动员们文化差异很大，有不同的习惯，邓亚萍知道，作为委员，她必须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既然得到了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邓亚萍就不愿意放弃，更不想辜负萨马兰奇先生。
　　
　　邓亚萍意识到，要想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首先过语言关，然后开始进一步的学习。这样，她便来到了清华大学，从学习英文开始。
　　
　　随着退役时刻的到来，邓亚萍面临着她人生的第二个起点。
　　
　　她这样理解当时她的处境：“短暂的运动生涯总会结束，不管是做教练也好，还是做其它职业也好，都必然有个转型的问题。做教练来说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没有脱离原来这么长时间的积累，而做其他的职业来说可能难一些，因为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邓亚萍在退役之前，经常问自己两个问题：“除了做教练之外，我能做什么？我会做什么？”她认为这是两个很现实的问题，而从当时的情况看起来，她觉得自己既不能做什么，也不会做什么，所以她就决定去学习。
　　
　　
　　
　　2002获得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1998年2月，清华大学与英国有关机构联系，让邓亚萍到世界著名学府剑桥大学进行“强化进修”。提到在剑桥的那段最初学习英语的日子，邓亚萍感触良多，“刚去的时候很难，我语法什么的都不明白。外国老师特别喜欢给我讲语法，而且是用英文，我什么都听不明白。我从剑桥返回来后，强烈要求清华的老师再给我讲讲语法，于是他们又用中文给我讲，我就更糊涂了，因为我先听到的是英文的概念，后来渐渐的我才把语法是怎么一回事搞明白了。我去英国学习的目的很明确，那儿的环境好，我到那儿就练听和说，读和写等都回国再说。”邓亚萍认为，性格决定命运，最重要的是贵在坚持。尤其是在学语言的过程中，很可能一段时间内自己感觉没有任何进步或者甚至有所倒退，但是，如果坚持下来，语言就会有很大的进步。
　　
　　在剑桥进行了5个月的英语培训之后，邓亚萍回到清华继续读书。一个很巧的机会，邓亚萍结识了诺丁汉大学校长。1999年，邓亚萍获教育部公派，二度赴英留学，前往诺丁汉大学学习。就这样，清华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联合给邓亚萍开设英语专业课程，她两年多在清华学习，一年多在诺丁汉。2001年6月21日，邓亚萍在清华大学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她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乒乓球的历史及发展》，论文是用英文写的，答辩也是用英文。6月29日，考虑到邓亚萍即将赶赴莫斯科为北京申奥做陈述报告，无法参加学校7月5日举行的全校毕业典礼，清华大学外语系破例为她开了一个仅有校方领导、外语系几位老师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毕业典礼。
　　
　　在清华园、剑桥和诺丁汉的学习生活使邓亚萍感到充实和丰富，于是她决定继续在诺丁汉大学攻读“女子体育”硕士学位，并于2002年12月通过了4万多字的《从小脚女人到奥运会冠军》的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凡事都要做到最好的邓亚萍，又把目标锁定在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从2003年开始，邓亚萍一边工作，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奥林匹克品牌。她认为，品牌的概念是广泛的，任何企业最终就是在做一种品牌，这一点同做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人，也是一种品牌。
　　
　　我不想辜负北京老百姓 我不能忘了帮助过我的人
　　
　　2000年底的时候，邓亚萍成为北京申奥的5位形象大使之一。由于国际奥委会禁止委员们访问申办城市，邓亚萍利用自己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开始了全球奔波，登门拜访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向他们“推销”北京，做他们的“思想工作”。2001年2月，奥申委把邓亚萍从英国召了回来，在北京接待奥委会考察团，并做陈述报告。
　　
　　在申奥的过程中给她感受最深的也是最让她感动的，是2001年一次亲身经历。有一天，她去劲松的一家很普通的商场买东西，一名女售货员跑到她跟前拉着她，邓亚萍还以为这个售货员是她的崇拜者，出乎邓亚萍意料的是，她激动地对邓亚萍说：“你是申奥大使，你一定要玩命工作，一定要成功啊！如果北京能办奥运会，我们家马上就能拆了！”
　　
　　邓亚萍意识到，这个售货员的话里体现的，不仅仅是她个人的生活状态，而是一个阶层的命运！对于他们来说，要提高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是机会。北京如果申办成功，很多人的生活质量都会因此而提高。
　　
　　邓亚萍说，这个售货员所代表的是一个阶层：没钱，没势，没权。怎么样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机遇！
　　
　　这段经历带给邓亚萍观念上的改变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她在做奥委会委员们工作的时候，都会拿出这个例子来。邓亚萍这样分析道：推广奥林匹克需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努力，中国有13亿人口，要推广奥林匹克，当然要到人口众多的中国来！奥林匹克不仅仅是一种竞技体育本身，更重要的是，奥林匹克能够教育人，给人以生活的方向(更快、更高、更强)，给人以生活的指南，能够满足各个阶层的需求。尽力去改善当地人的生活状况，乃奥林匹克的精神之所在！
　　
　　她甚至在见到卢森堡大公(国王)的时候，也给他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深深地触动了这位国王，因为他们贵族阶层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从台前到幕后，邓亚萍认为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更有意义，因为在台前的时候她给大家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这是精神上的，并不能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而她后来的社会公益活动，则是真正希望通过她自己的努力，来触及或者推动人们关心这些弱势群体。邓亚萍强调，如果大家都献出一点爱心，这些弱势群体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她现在已经离开了竞技赛场，不可能让大家再体会到民族自豪感，但是她更加愿意做一些力所能力的事情来回报社会，这也是她人生的愿望和追求。
　　
　　身兼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委员会主席等多职，邓亚萍现在热衷于公益事业，目前她正在积极参与的，就是成立劳伦斯中国体育基金，将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评比中获得的社会赞助，以及中国十佳劳伦斯委员会所募集到资金，明星个人物品的拍卖所得以及相关活动的门票收入等等，都放到基金中。邓亚萍说：“今年，中国劳伦斯奖加快了与世界劳伦斯奖接轨的步伐，劳伦斯冠军奖并不只是颁奖典礼，它是一个以公益事业和回报社会为主题的体育颁奖活动。体育是从老百姓中间来的，老百姓给运动员出钱，我们就要回报这个社会。纳税人出钱供我们打球，我们不能忘了他们，我们不能忘了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