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JIAKANG

从海伦回来，全国的政治形势突变。先是批判“折衷主义”，一位军界大人物无端一夜间轰然倒台。然后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正常的课程不断受到冲击，后来干脆停课闹革命。不久，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通过《516通知》，文化革命正式开始。从这时候起到1968年底的经历，可以说是惊心动魄，而又莫名其妙，发生了许许多多戏剧性的故事，这将在又一个专门的系列中写。可以说迄今为止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是成功的。因为作者几乎都是当时的中学生，他们没有处在文革的中心漩涡中，无法准确反映每一时期的政治背景，也无法从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去把握文革的进程。要做到这一点，无论对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当于录像带和光盘的【快进】，我们把时光快速从1966年拉到1968年的冬天。由于中央机关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大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几乎没有人管了。67届的一直到68年夏天才分配，我们68届拖到68年底。正好遇到老人家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发表，大学生虽然不像中学生到农村插队，但是相当一部分被分到部队农场、五七干校锻炼。至于专业对口，对不起了。记得分配方案一下来，宿舍楼里一派凄凉的景象。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扛起全部大学教材课本，到楼下雪地里一本一本烧掉，一面烧，一面掉眼泪。献身于国防工业的理想彻底破灭，难道国家就不要再发展国防了？难道我们都成为废品？
有人在走廊里高声朗诵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将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充满了被欺骗、被愚弄的怨恨。都希望这“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将过去”。但是从国家的混乱局面，谁也看不到文革何时是个尽头。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派后面）。“知识愈多愈反动”。我们的任务就是到工农兵中间接受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林口县，到了县革委会看我是搞涡轮动力装置的，就让我把工资关系落在县水利局，那里有水轮发电机，还算专业对口。大连工学院搞柴油机的一位毕业生高某，被分配到交通局，因为在牡丹江上有一条渡船，上面装有一部20马力的柴油机，后来我们就戏称他为“高船长”。最惨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高材生，分配人事的干部一看他是交通大学毕业的，当然进交通局。到了交通局，开始让他到检修车间修理汽车。固然像老人家所说的那样，书读得愈多愈蠢，交通大学毕业的居然不会修汽车。干脆按排他到长途汽车上卖票，风风雨雨整整卖了4年票。

到了水利局，被告知要去“五七干校”锻炼。于是又背起行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再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拖拉机，到了位置在青山农场的县五七干校。干校里大约有200多号人，也称学员。一部分是被解放了的地方走资派（当权派），都是县里的科局长、公社书记社长、中小学校长；一部分是分配来的大中专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县里的干部子弟－－也算利用特权，到五七干校可以拿到工资，又避免了下乡插队的厄运。都是天涯沦落人，所以谁也没有嫌弃谁，相互之间还算热情。
全国学习解放军，干校也是按照部队编成连、排、班，设炊事班、工业连、农业连、副业连。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文书、排长、班长。县里干部不少是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因此见了我是军工毕业，都当过兵，显得分外亲切，工作生活相当照顾。指导员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在北京总部有个亲舅舅，父亲又是和他们一样的17级正科级党员干部。见了我总套近乎：“父亲来信没有？”，“大舅怎么样？”

开始在农业连干农活，在那里我学会了赶马车，骑马，犁地。赶马车是件很威风的事情，挥舞鞭子，驾~~驾~~哦~~哦~~马儿就听我的指挥。后来调到工业连。背起行李给拖拉机送到古城车站，工业连就在古城钢铁厂，一个有小高炉的炼铁厂。先是干矿石粉碎的活，也就是看着粉碎机，把大块的矿石放进去，粉碎，好用来放到高炉炼铁。后来又让我设计高炉的通风闸门，看着实物测绘。用上了大一时候学的机械制图和机械零件知识，总算干起了技术活。
到干校第一年的生活是相当愉快的。年轻人多，经常搞些活动，排练个节目什么的。许多地方院校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对军工本来就有一种神秘感，传说中都是**，不得了的。相处时间长了，发现我还是很好交往的。而且，肚子里面墨水确实不少，带去的一大箱子书，里面有《黑格尔传》，《马克思传》，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等等，不少是他们见所未见的大本原著，于是肃然起敬。在他们眼里，能够看懂这些大厚本精装书的，都是大学问家。
随着中苏边境局势日益紧张，根据上级指示五七干校要搬迁到大山里建设“三线”。先抽调十来个骨干作为先遣队，打前站，我有幸被选中。28马力的东方红拖拉机，拉着拖斗车，我们带着行李坐在拖斗车里，开始了新的历程。干校三线新址在林口县三道通公社，拖拉机从古城出发，在公路山道上颠簸了2个多小时。渡过牡丹江，就到了三道通公社所在地。稍事休息，又上车开了近40分钟，到一个叫做“老毛子屯”的村子住下。
这个村子据说62年前住的都是白俄，东北管俄国人都叫“老毛子”（混血儿就叫“二毛子”），也就是前苏联十月革命时逃亡出来的俄国贵族，一个个逃亡前可能都是公爵、侯爵、将军、公主。他们到了中国地界，安营扎寨，休养生息，养蜂、养奶牛、打猎，以此为生。俨然成为他们的世外“桃源”。村里的房子非常奇特，全部是俄式建筑，用方木垒成的墙、地板、天花板。有门斗、壁炉，十分讲究。每栋房子周围都有木栅栏，院子里种着盛开的向日葵，外面是黄杨树、冬青树，非常茂盛，黄绿相间，煞是好看，很像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里看到的景观，置身其中，仿佛到了异国他乡的伏尔加河旁。62年中苏关系恶化，当局把他们驱逐出境，据说大多迁移到了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家。这里就给林业局的一个林场接管了。
“老毛子屯”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高山，云雾就挂在半山腰。一条山涧从村前流过，村民叫它为“响水河”。下游是一泓清潭，深不见底。平时河水水流平缓，完全可以用汩汩、潺潺、淙淙之声来形容。但是到了雨后，山洪暴发，那河水排山倒海般的从山上奔下来，犹如万马奔腾，一泻千里，几里之外就能听到河水的咆哮声，真是名副其实的“响水河”。后来我到过许多著名的风景名胜游览，就是找不到这样令人兴奋的景观。

wmy7018

谢谢，难忘的母校情结。

hrbeu

情繋黑土地之四：红高粱，黑土地


对东北最早的认识，来自小时候唱的那支歌－“松花江上”。
歌词第一句是：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给我的印象，东北是个十分富庶的地方。到了哈尔滨，禁锢在校园里，看不到“森林煤矿”，也看不到“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1965年春节，老人家通过他侄子批评学院领导：“你们解放军不学习解放军”。又说：不到农村，你们不了解农民。不到工厂，你们不了解工人。并要求全校师生统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学院领导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9月，我们全校师生除了65级学员刚刚入学需要到部队进行长达半年的入伍训练外，其余人马统统停课下乡参加四清运动。

我们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的海伦县。从哈尔滨坐火车向北大约三个小时的路程。这是当时黑龙江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盛产大豆、高粱、玉米。在县城一所小学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卡车就把我们送到事先分配好的公社。我们班和整个学员队都在县城西南30多公里的共和公社。

卡车驰出县城，眼前出现了一片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奇特景观：松辽平原高低起伏的奇特地形，公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和玉米地，远处稀稀落落的村庄，依稀隐藏在青纱帐后，几乎全是土坯草房，看不到一颗大树。所谓公社驻地，就是沿公路两侧散落着几趟草房，挂着共和公社、邮电所、供销社、信用社等招牌，表明这里是公社机关。猪、羊等家畜懒散的越过公路，到地里觅食。家家几乎都养着狗，生人一过，就狂吠起来。

到了生产队住下，才真正明白这里百姓的贫穷。一个家庭，拥有三间草房属于比较富裕的，大多只有一间半草房。所谓半间，就是进门后大约有两米宽的灶间，锅台上清一色的架着一口大锅，煮饭、炖菜、糊猪食都用它。

正房大约四米宽，靠南侧是一铺大炕。大炕顶头是两个炕柜，里面放些衣物。炕柜上面堆着晚上睡觉用的被褥。边上支着一只炕桌。这几乎是大多数家庭的全部财产。家境好一些的，炕柜上面放个镜框，里面横七竖八的放着全家的发黄的照片。内墙一般是用旧报纸糊的，家里有在县城工作的，则是搞些画报如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糊在墙上，房间里显得比邻居档次高了一些。

东北农村建房，基本买不起砖瓦。墙都是用土坯垒的，房顶是谷草铺就的。炕也是土坯加上柳条垒的，再铺上用高粱秫秸编织的炕席。由于人稀地多，每家房前房后都圈了很大的院子，也是用土坯垒起院墙。前院一般堆些柴禾，后院大都种些蔬菜、烟叶。门窗都是用绵纸糊的，极少用玻璃。东北三大怪里就有一怪，叫做：窗户纸糊在外。这些，对于一个从小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年轻人来说，处处都是不可思议。

我们三个社教工作队员住在队长家里。队长家条件好一些，正房里是南北两铺炕，我们睡北炕，队长一家三口睡南炕。晚上中间临时拉个布帘。但是布帘根本挡不住年轻夫妻的嘿咻声。这下可苦了我们这些处男学生了。

后来，访贫问苦，到各家走走，才知道公社和生产队已经煞费苦心了。队里其它家庭，不少是老少三代睡一铺炕。炕头睡爷爷、奶奶，紧挨着是大儿子、大儿媳，再过去是小儿子、大女儿、小女儿。每人几乎不到半米的自由空间。而且，东北农村晚上睡觉，基本都是脱光衣服睡的。因为从10月到明年5月，那里全是冬天。农民冬天外面一件棉袄，里面买不起毛衣、衬衣。晚上睡觉脱了棉袄棉裤，只能裸体。也许他们都习惯了，老老少少，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因此东北农村，在性意识和性观念上，某种程度比西方国家还要开放。生产队干活时，男女之间开玩笑，离不开脐下三寸。什么“软了”、“硬了”，“干了”、“湿了”、“粗的、细的”、“长大、短的”，本来很普通的话语，到了农民兄弟姐妹嘴里，几乎都和SEX相关。开始我们一点也不懂，后来觉察到了，发现这些话都不是好话。我始终不明白老人家为什么让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岂不把这些纯洁的学生娃都教坏了？

南方学员，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来自农村，在东北下乡最怕的就是夏天的跳蚤，冬天的白虱。因为家家养狗，跳蚤在狗身上大举繁殖，然后带到炕上，带到被褥中。为了和跳蚤、白虱斗争，在公社的社教分团购置了666农药，撒在炕席下，同时把衬衣用666药水浸透晾干，果然有效。但是，不久又发现新问题：一些皮肤过敏的学员特别是女学员，身上起了不知名的斑疹，奇痒无比，医生诊断下来是666皮肤过敏，真是受罪。

在城市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到了农村全部被贫下中农所粉碎。根据上面要求，社教工作队员要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和头脑深处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习惯决裂。于是乎，贫下中农不洗脸，我们也不洗脸；贫下中农不刷牙，我们也不刷牙；一件棉袄穿了一冬，脏得看不到原来的军绿色，我们也坚持整个冬天不拆洗，实际上想拆洗也没有更换的；外衣扣子掉了也不钉，用草绳拦腰繋一下。医大的老师讲究卫生，看到农民伯伯吃完饭不洗碗，为了防止传染病，喝粥不在碗沿上喝，而是从碗中央喝。被反映上去，成为全县批评的典型。领导训斥道：喝粥喝“圆心”，嫌贫下中农的碗脏，什么感情？什么思想？

一次，和一个名叫张波的大队支委坐在炕沿谈话。谈着谈着，他顺手拿起炕边放的一柄镰刀，我顿时紧张起来，他要干什么？还没有等我回过神来，只见他拿着镰刀，刮起脚后跟的污垢和老茧来了。不是夸张，这刮下来的污垢足足有现在的两张光盘这么厚。据说，他们一生洗三次澡，出生一次，结婚一次，再就是死去了下葬之前一次。真开了眼界。

那时候为了争取进步，尽可能的向贫下中农学习看齐，半年下来几乎和坦桑尼亚的野人差不多了。后来回上海家中，恶习难改，让我母亲心疼不已：小时候那么要干净，现在邋遢的不得了，怎么搞的？我说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来的，呵呵，几乎气死了我老妈。

上面规定了下乡的“三不”纪律，即不准吃细粮，不准吃荤菜，不准吃零嘴。我们吃的是“派饭”，就是由贫协主席按排，在全村贫下中农家里，一家一家轮着吃饭。贫下中农家里吃什么，我们也就吃什么。贫下中农过意不去，千方百计，总想给我们做好一些。一旦发现菜中有荤的，我们就立马走人。其实，菜中的“荤”，无非是用过年杀的猪肥肉熬的油炒的，偶尔有一星半点的肉末留菜里。有一次，真的吃到非常好吃又不违反纪律的饭菜：他们用土豆精磨沥干成粉，再用土豆粉做豆包，晶莹透明，口感极好。还有一次吃的是白高粱米做的米饭，口感也很好。至今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对这几顿饭记忆犹新。

几个星期下来，我们一个个脸黄肌瘦，领导看到了也心疼。但是纪律一定要遵守，于是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分布在各村的社教工作队员每隔几个星期就到公社集训，美其名为“学习上级文件精神，交流经验”，公社食堂则乘机改善一些伙食。所谓改善伙食，也就是杀一头猪，用食堂大锅炖一大锅的猪肉粉条。这下可好，真的很解馋。一顿饭我们都能够吃两大碗的猪肉粉条，加上两三个白面馒头，每个起码有三两重。乖乖。

下乡半年的任务，就是按照上级的布置，先动员发动群众，让他们揭发大队、小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什么多吃多占啦，什么欺压群众啦，什么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划不清界线啦......我们组织了贫下中农协会，小学生还组织了儿童团，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像解放初小说《暴风骤雨》中那样扎根串联，神秘兮兮的。再有任务就是每个月对地主富农训话，如果老地主、老富农已经去世，就让他们的子女来听训话。为了表示对地富反坏右的刻骨仇恨和自己坚定的阶级立场，为了给受训对象以威严和震慑，我学会了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阶级斗争这根弦蹦得特紧，几乎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最后，查来查去，又是外调，又是内查，把生产队的基本账本、仓库查了个底朝天，最大的“老虎”经济问题“高达”一千余元，一般干部也就是200～300元钱的问题－主要是困难时期多领了些口粮，建房时占了生产队几根木材，上面来人陪着吃了几顿饭，如此而已。和现在的乡镇干部、村干部相比，简直一个个都是廉洁得无法想象。后来我常常想，他老人家脑筋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兴师动众，危言耸听，难道真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纯洁干部队伍？百思不得其解！

东北真是个物产十分丰富的地方。下乡之前，也曾经在报纸、小说中看到，在北大荒军垦的战士，棒打狍子瓢捞鱼，就是说用木棒就能够打到狍子，用瓢就能够在河沟中捞到鱼。下乡后，确实发现这里的黑土地，黑油油的肥得可以。种什么，长什么，几乎不用施肥。有人说，在地里插根筷子，过几天也能长成大树。虽然有点夸张，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自然条件的优越。

由于纬度高，冬天足足有七个多月长。无霜期只有一百多天，只能种一季庄稼，而且亩产量很低。可是地多人少，广种薄收，弥补了这个缺陷。在全国闹饥荒时的三年困难时期，这里的农民也没有象河南等地那样饿死成千上万的人。解放前后，困难时期，山东、河南贫困地区的农民，把“闯关东”作为求生存的主要途径，一家老少，拖儿带女，投亲靠友，来到这块黑土地。因此，东北人天生就带有山东大汉的豪爽。

我们刚下乡时，庄稼还没有收割，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小时候唱《游击队员之歌》，对“青纱帐”总觉得神秘不可思议。现在，走出村口，就是“青纱帐”，也算增加了一点见识，发现确实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战场。我出生在南方农村，南方的农田，一块块小巧玲珑，耕作十分精致。东北农村的地块，大得你根本想象不到。一条垄沟，足足有三五里长。和农民一起去高粱地收割，割了半天还不到垄沟长的十分之一。抬头看看，望不到边际。这里的耕作是粗放型的，庄稼种下去后，勤快点的也就是锄一、两次草，兼作“保墒”。懒一点的，到收割也不去管它了。庄稼照样可以收割。

东北农民的劳动强度，也远远比南方农民小得多。可以说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点点东西，一点点路程，都要用牛车、马车拉。一年里也就是干三、四个月的农活。五月中旬播种，九月中下旬收割。过了十月份，开始下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农民兄弟和他们的家人就开始“貓冬”。早上八九点钟起床，一天吃两顿饭，下午四点钟天就黑了，为了省灯油，全家早早吹灯睡觉。唯一的娱乐就是夫妻的性事。所以，入冬之后，社教工作队员宣传计划生育工作就异常艰巨。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只能红着脸给农民兄弟讲解计划生育的意义、方法，呵呵，真的不好意思。

根据运动进展需要，我们经常在大队队部（当地人称为队房）开全村大会。每家出一人，宣讲中央文件《二十三条》，布置下一阶段运动任务，让干部向群众检查，叫做“洗澡下楼”，群众满意了就宣布解除审查。队房里挂着两盏汽灯，群众散坐在两边的大炕上，我们在中间的办公桌（权当主席台）后作报告。最受不了的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抽旱烟，烟草都是自己家房前房后种的烟叶，晒干磨碎成烟末，有的用纸卷成土制烟卷，有的干脆拿根烟枪。东北三大怪另一怪就是：“大姑娘吊根大烟袋”，这下可真的见到了。冬天，门窗全部密闭，一点都不通风，烟熏火燎，不到半小时，满屋子乌烟瘴气，对面都看不清对方的鼻眼。

庄稼收割之后，入冬之前，农民家中最重要的活就是扒炕抹墙。东北农村有些俗话，其中“四大累”中就有“扒炕抹墙，脱坯和泥”一说。农民住房全是土坯垒的墙，经过一个夏天，“砖缝”（正确的说应该是“坯缝”）开始透风，为了冬天室内保暖，要用稀泥在外墙上重新抹一层泥巴。土炕经过一年使用，原来的柳条强度也已经下降，需要扒掉重新垒新炕。我们象雷锋一样，到处做好事，给贫下中农，特别是家中没有劳力的“五保户”，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从中，我领略了完全不同于南方的北方农村生活风味。

长达六、七个月的寒冬，室外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没有暖气、空调，农家取暖全靠一天两、三顿的做饭热源，灶台的烟道从里屋炕下通过，到屋子另一头的烟囱排出。到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东北农村农民住房那么窄小，房间宽大了冬天取暖就会成为极大的问题。也理解了为什么看不到树木：漫长的冬天，能够烧的几乎都给烧掉了。那个时候，东北农村没有煤炭供应，周围也没有山林，整个冬天的取暖做饭的燃料，只能全部依靠收割的庄稼秫秸。后来我们动员农民在地头种速生速长的薪炭林，因为一月份我们结束社教回了学校，也不知道结果如何。

每个大队的工作组是部队和地方混编的。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来自黑龙江省青冈县。组长由青冈的一个干部老孙担任，64年社教试点时已经被抽调出来，是个老工作队员了。不到40岁，非常厚道。熟悉后，就听他讲在庆安县搞社教的见闻。他在庆安银行蹲点，说是一进庆安银行开始运动后，群众反映领导男女作风问题严重，于是把调查生活作风作为突破口。随着调查深入，发现几乎人人有生活问题，不但行长有，科长有，普通职工也都有。不但男职工有，女职工也概莫例外。进点之后带头揭发行长的那位，动因是争风吃醋，行长抢走了这位仁兄的姘头，用《金瓶梅》里的行话来说就是“割了哥们的靴子”。于是向社教分团、总团汇报后赶紧刹车，不让生活作风问题干扰了运动大方向。老孙和我们说：这次我们对干部的作风问题基本上也都不管，除非民愤极大，影响十分恶劣的。从这件事情开始，我对中国社会有了多一层的了解。实际上，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台面上一个个道貌岸然的，背后几乎都在偷腥。既然食色性也，人性的基本需求，那么又何必遮遮盖盖，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呢？

一次外调，和青冈县来的一个姓靳的小伙子同行。路上我问他在什么单位工作。他说：青冈县商业局。很牛气。哦，原来是县里商业局的干部。后来回到村里，和老孙说起，老孙哑然失笑：什么商业局，他是青冈第二百货商店的营业员。哈哈，后来听到一个相声，几乎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问：在哪里工作？
答：国务院。
问：哦，国务院哪个部门？
答：商业部。
问：哪个司局？
答：国内贸易司？
问：什么职务？
答：下属河北省商业厅。
问：哪个处室？
答：下属某某县商业局。
问：局长？科长？
答：下属百货公司。
问：公司经理？
答：以后吧，现在在鞋帽组。
问：组长？
答：组员。
一个站柜台的营业员，说成是国务院、贸易部...呵呵。

到了县城，进饭店吃午饭。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到了这里，什么“三不准”、“五不准”的。老子好好祭祭自己的“五脏庙”。点了半斤“三鲜馅”饺子，一盘猪头肉。就好像一辈子没有吃过饺子吃过肉那样，用狼吞虎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连盘底的油、碗里的汤都舔得一点不剩。一面吃，一面可怜自己。等到晚上，躺在旅馆的床上，这个舒服劲，这个满足感，比起后来发达了住五星级宾馆还要过瘾，这个感觉反正别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从九月份折腾到来年一月，干部大多洗澡下楼。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就胜利完成。工作队撤离生产队时，全村老小，都自发到村头送行，不少乡亲都哭了。农民的这种淳朴感情，深深感动着我们。

二十年后的1985年，我和省里以及学校的领导，再次到海伦市（这时已经撤县建市了）慰问在那里给他们做“区域经济优化”课题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的周曼珠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住在市政府招待所里。沿路看到的农村景色，以及听取市里领导的汇报，和我们二十年前几乎没有多大区别。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农村农民住宅，还是土坯草房。不同的是大多村庄都通了电，有了电灯。本来很想到原共和公社现在的共和镇去看看，后来一想，去了又能够和乡亲们说些什么？二十年前我们向他们描绘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现在连一点点影子都没有看到。我们停了课，浪费了大好时光，国家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到农村半年，又做了多少富有实效的有用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社会能发展吗？人民生活水平能提高吗？

不过，有一条应该说是收获不小：通过近半年的东北农村生活，我初步了解了中国社会，了解了中国农村，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之后几十年中，我每每遇到不平之事，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就想想海伦的老乡，比比他们的生活，比比他们的追求，也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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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beu

情繋黑土地之三：爱情的荒漠


1962年，陈毅元帅视察哈军工时，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庄重宣布了军校学员“两不准”纪律，即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违规者一律开除军籍，开除学籍。

到我们入伍时，这“两不准”几乎成为学校的“基本国策”（应该是“校策”）。新生入伍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向指导员交待中学时候的异性朋友，到学校后有没有再联系，并且交出所有来往信件，郑重保证以后不再来往。几乎到了必须人人过关的恐怖局面。

十七、八岁的大孩子，那见过这种架势，一个个老老实实交出和女朋友（男朋友）来往信件，信誓旦旦的保证断绝一切关系。之后知道，断交信寄出后，对方和对方的家长普遍认为：这是考上名牌大学后看不起家乡人的缘故，是当代“陈世美”（或者“女陈世美”）。有位农村来的学员，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以革命利益为重”，和女朋友分手。岂料他家境困难，中学学习全靠女方家庭资助。这下在家乡兴起轩然大波，连村长、乡长都出面讨伐，在地方造成了及其恶劣的影响。真是棒打鸳鸯，多少有情人为此不能成为眷属。

之后，自然天下太平。人人循规蹈矩，目不斜视。更不要说有“泡MM”的邪念了。整个军工大院，成了20世纪60年代的爱情荒漠。

但是，严格的部队纪律，无法阻挡自然规律，青春期的内心骚动，时时煎熬着这些可怜的学子。记得那时，最盼望的时刻是早晨出操，因为可以看到女生的“倩影”。我们那个学员队5个班级，只有122班和161班有女生，一共7个，其中有2个长得不错，剩下5个的FACE就不敢恭维了。出操时，按班级集合列队，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每个男生的目光，都会下意识地不时向有女生的班级扫去，即使是班中最君子的班长也不例外。此外，是早中晚三餐，食堂里我们都有固定的位置，碗勺就用发的布袋装了挂在桌子底下横档上。最令人羡慕的位置就是正对着邻桌女生的位置。秀色可餐哦。

长期压抑的结果，在男生晒被褥时就暴露无遗：几乎每个人的被褥上都有洗不掉的“地图”痕迹。个别学员，精神变态。在65年举行的“小四清”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阶级斗争”表现中，四系有个学员专门“偷”女生晾在宿舍旁边的湿游泳衣，偷来之后穿在自己身上，然后躺被窝里捂干，检查他的行李袋居然有一百多条。这个可怜虫自然“开除军籍，开除学籍”，回家种地了事。这种精神疾病其实是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心理矫正得到治疗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是从阶级斗争角度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谁还会给他说情？就这样，一个本来可以为国防工业作出贡献的有用之才，生生断送了他的前途。

还有一个上将的儿子，抑止不住自己青春的骚动，对异性充满了好奇，每逢周末晚上就到体育馆游泳池女生更衣室外的窗口窥视，说白了就是偷看女生洗澡。由于是部队院校，女生洗澡间和更衣室的防卫是不严的，所以他屡屡得手，不能自拔。终于有一天被人发现抓住。同样，“开除军籍，开除学籍”，转业到地方按排工作。

空军工程系有三栋学员宿舍，12号楼、13号楼和14号楼。其中一栋楼的二楼是女生宿舍。60年代部队院校的学员宿舍，不像现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没有装铁门，没有讨厌的宿舍管理员虎视耽耽的监视着男生进出，甚至男女宿舍的房间门上都不装门闩，一推就可以进去。一系65级有个少将的儿子，满脸青春痘，显然是“荷尔蒙”过剩。他发现了这个奥秘，于是在晚上熄灯号后，估计大都睡熟了，悄悄从三楼走下来，进入女生宿舍。看看这个女生的睡相，摸摸那个女生的脸蛋、胸脯包括某些要害部位，过把瘾，然后回自己宿舍。也许是女生睡熟了没有发现，也许是发现了不敢叫，或者不愿叫，总之也是屡屡得手。直到有一天，走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女生宿舍，把一个外号“假小子”的山东女生摸醒了，假小子厉声喝道：“谁？干什么？”看他不吱声，高八度大声呼叫：“抓贼，抓贼，抓贼~~~”。把全楼的人都叫醒了。这位老兄赶紧逃跑，无奈走廊里、楼梯上全是被惊醒的学员，天罗地网，只能束手就擒。

现在看到大学校园里的莘莘学子，对照我们那个年代，真是无比自由，无比幸福。在那最需要异性友谊和感情的年华，我们这一代却被禁锢在铁的纪律中，造成了许多人的人性扭曲，人为地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现在我要对年轻人说的是：要珍惜你的现在，珍惜这一时代的进步。当你得到爱情的时候，不要轻易抛弃，更不要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异性的友谊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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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繋黑土地之二：天之骄子

军工学院创建于1953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满目疮痍，百业待兴。国内外各种反共势力觊觎时局，居心叵测。朝鲜战争爆发后，更是蠢蠢欲动，图谋扼杀社会主义中国于襁褓之中。

正是在这种艰险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识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紧迫性。1952年初，毛泽东主席把在朝鲜指挥作战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调回国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6月，又根据彭德怀的意见，把代替彭德怀指挥的陈赓调回国，任命他创建世界第一所陆海空军综合性的军事工程技术学院。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陈赓大将以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和独具魅力的号召力，在全国各地、各高校调集了一大批一流的教授、老师，在几百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终于在1953年9月，在哈尔滨创建了日后对中国军队及中国高校都影响巨大的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第一任院长即为陈赓大将。当时，学院分设空军、炮兵、海军、装甲兵、工程兵五个工程系。

老人家亲自亲自为军工成立发来《训词》：“……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1960年，学院分建，相继成立了“南京炮兵工程学院”、“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长春防化兵工程学院”、“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和“大连海军工程学院”等六所军兵种工程技术学院。留下的系科则成立了“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导弹工程系”、“计算机工程系”、“无线电工程系”和“原子武器系”等六个系。俨然成为全军工程技术院校中的最高学府。无论是高干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把进入军工学院作为中学时代的最高奋斗目标。


　在当时，十大元帅中有七位元帅的子女，十大将有六位大将的子女、亲属就读“哈军工”。致使哈军工一度有成为“将门相国之后”专门学院之虞。

　　中国十大元帅中有朱德元帅的两个孙子；彭德怀元帅的养女即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林彪元帅的女儿，林晓玲；陈毅元帅的儿子，陈丹淮；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太行；叶剑英元帅的孩子，叶选宁。

　　中国十位大将中有粟裕大将之子，粟戎生；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罗瑞卿大将之子，罗健；肖劲光大将之子，肖光明；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中；许光达大将之子，许燕兵。

　　中央领导之中，还有五位老前辈革命家中的“三老”的子女在哈军工读书，即董必武的孩子，董良玉；林伯渠的孩子，林东山；谢觉哉的孩子，谢开飘(后改名谢飘)。

　　国家公检法三家最高领导人子女入学哈军工的，有公安部长谢富治上将的孩子、最高法院院长张鼎臣的女儿，还有上面提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谢觉哉的孩子。

　　中国四大烈士，有三位烈士的后裔进入哈军工，即王若飞、叶挺、左权的子女。上将一级有苏振华、陈再道、张爱萍、杨成武等等领导的子女入哈军工。

　　这些也仅仅是我们所了解的一部分领导人的后代。实际在省军一级、国务院部一级领导的子女也有很多入读哈军工。譬如彭小枫，（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的儿子，现在担任二炮政委，中将军衔，）入伍训练时就编在我们班，入伍训练结束后调到了五系（导弹工程系，一个高干子弟集中的系）。

　　就是从这里，走出了100多位将军，100多位省部级领导，1000多位科研院所领导、两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其余厅局级领导、上校大校就不计其数。

　　我们进入军工后，马上接受了献身国防事业的教育。国家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我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相当优越的环境。书籍、纸张、笔墨等文教用品，衣服、鞋帽、被褥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都是按照军官标准发放，每月还有津贴费：一年级每月7元，二年级8元，三年级12元，四年级16元，五年级2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食堂伙食也是供给制，全部免费，享受陆军二等灶－坦克灶，即每人每月18元，每顿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主食敞开供应。要知道那时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城市居民一般只有每月28斤到30斤的定量。

　　指导员告诉我们：你们进了军工，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学习搞好。国家等着你们学成后去研究尖端武器。五年之后你们的办公室、办公桌现在都已经给准备好了。

军工的师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我们那个专业，当时的教研室主任就是现在我国著名导弹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守磐，后来到了国防部第五设计院三分院当总工程师。一个教研室有正副教授十几个，不少是留学美国、德国，还有一部分是1950年香港两航起义的航空专家。而3专业－空气动力学教研室，几乎集中了我国最著名的空气动力专家：马明德、罗士均、岳劼毅。系主任是从前苏联回来的空军技术专家唐铎少将。当时在军工任教的还有著名计算机专家慈云桂、水声专家杨士莪、潜艇专家邓三瑞、著名数学家孙本旺、汪浩、戴遗山、水动力专家顾茂祥，航空专家陈百屏等等。

　　军工当时级别是兵团级，院长是陈赓大将，全校将军有二十多个，大校几十个，上校130多个。系主任、系政委一般都是大校，老的系则是少将。学员队队长、指导员配少校、大尉，按照营级机构配备干部。校部和各系机关里面，有尉级军官当参谋干事，也有校级军官当参谋干事。第二任院长刘居英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对我们讲：我给你们配了一个大校干事（正师级）管锅炉房，保证你们冬天暖暖呵呵的过冬。

　　学习无疑是十分紧张。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中陪伴着书本、作业和计算尺度过的。一两个月上不了一次街。采用的教科书是最深奥的：数学用的是菲赤金戈尔茨的《高等数学》－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材，理论力学用的是美国著名力学权威铁木辛柯的著作。考试判分也是最严的，解析几何题，坐标没有注上原点O，扣5分；化学物理答案没有标上单位，扣5分。这为我以后在学术上、工作上处处严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样是终生受益。

　　由于中学我是在上海近郊的一所中学学习，到军工后发现班中的同学都是全国赫赫有名的重点中学毕业的：五十一中学、格致中学、复兴中学、复旦中学、向明中学，北京男四中、101中学，南京师院附中，苏州高级中学，镇江中学......，一开始有点莫名的自卑感。一个学期下来，发现自己成绩排班中前五名，到二年级公布高考成绩，才知道自己高考总分原来是班中少有的高分。自此之后，恢复了自信，不再盲目迷信重点。也可以说是“找到了感觉，找到了自我”。

　　积我一生之经验，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自信对于一个人的成功，至关紧要。只有充满自信，才能充满斗志，才能所向披靡。至于后来毕业之后到了社会上，工作中，由于有军工毕业的背景，到那里都从来没有怯场过，从来没有我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考进名牌大学，重要的不是学了多少书本知识，不是专业热门不热门、对口不对口。重要的是在名牌大学里，你被熏陶了一种气质，一种自信，这才是无价之宝，是你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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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繋黑土地之一：从学生到军人

那时候，从上海到哈尔滨没有直达火车，要到沈阳转车。带队的按排我们住到火车站前的沈阳军区招待所。说好晚上10点集合上车。

吃过午饭（这是我第一次吃高粱米饭，里面掺了红小豆，很香），和几个刚刚认识的同学一起上街看看。马路旁边，有一位大嫂在卖“棒冰”，上海叫做“棒冰”，到了沈阳就叫做“冰棍”。大嫂吆喝：“冰棍，一毛两；冰棍，一毛两”。

正好渴了。就拿出一角两分钱给大嫂：“买一根冰棍”。大嫂还给我两分钱，又给了我两支冰棍。然后淡淡的说：一毛钱卖两根。真的把我嗅S了。这是我到东北后出的第一个洋相。

次日早上，列车到达目的地哈尔滨。这是个美丽的城市，素有“东方莫斯科”的美称。军用卡车拉着我们经过南岗秋林沿大直街直奔军工大院，沿途都是欧式建筑，仿佛到了异国他乡。

进了军工大院，在俱乐部礼堂坐下。有个陆军少校，拿着名单点名。点到名的根据名单分配到各系。各系都有干部来领新学员（到了军校，学生不叫学生，叫学员）。我被分到一系：空军工程系。一个空军中尉，一个空军大尉把我们带到了一系学员宿舍，宿舍门上已经贴了住宿者的名单，对号入座就是了。

赫赫有名的哈军工，创建于1953年，与南京军事学院、北京政治学院并列为军队三大最高学府，军工的第一任校长是战功卓著的陈赓大将。校舍、实验室、教师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在亚洲也许还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

第一个月是入伍训练。立正，稍息，向后转，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立正，卧倒，起立，卧倒，匍匐前进......。每天让一个中士教官给我们上队列课，穿着不戴领章帽徽的军装，一个班起码有三分之二 戴眼镜的，高矮不齐，胖瘦不匀，形成一个奇特的景观。

军工女生极少，只占学员总数的5％。根据专业，分布极不均匀。象无线电，导航等专业一个班级30个学员，可能分配有3、5个女生。我们发动机专业，全部是“带把的”，称为“和尚班”。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女生稀少，成为国宝级稀有动物。当时有句话：叫做“进了哈军工，刘姥姥就成为林黛玉，贾宝玉就成了焦老大”。女生无论多么恐龙，都会引来爱慕的目光。

队列训练结束后，接着是射击训练，半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开始很好玩，练着练着就觉得十分枯燥无聊。到打靶那天，全体新生拉倒靶场，每人六发半自动步枪子弹，五发手枪子弹。我右眼晶状体前有一块云翳，所以只能用左眼瞄准。这个姿势就与众不同，引起了新生训练大队参谋长的关照。他站在我后面看我用这个古怪的姿势究竟能够打中几发？

“三点成一线”，我根据训练的要领，举枪瞄准靶子中心。扣扳机，“砰”，后坐力太大了，把肩膀震得生疼。一会儿，报靶的出来了：“十环”，呵呵~~好运气。第二枪，又是十环。参谋长瞪大了眼睛，等着我打出个满分来。可惜接着我就太不争气了，第三枪：脱靶。第四枪：十环；第五枪：脱靶；第六枪：十环。参谋长连连顿脚：带了几十年的兵，没有见过这样的打靶。直呼可惜，可惜。一个“神枪手”就这样流产了。

一个月的入伍训练很快结束了。我们授了军衔－学员衔，蓝底光板子，上面缀个军种符号。领章帽徽一戴上，嗬，真的不是吹的，整个人一下子精神起来了。一人发了两套夏装军便服。一套礼服：大盖帽，武装带，肩章，高腰皮靴。穿着上街照像，寄到家中被亲友邻居一个劲叫好。从此，我完成了由学生向军人转变的过程。由此养成的军人作风：敏捷、准时、守纪，让我终生受益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