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JIAKANG

我的岳父、岳母都是伪满时代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后来参加革命到了太行山。我爱人的二舅、二舅妈都是医生，一个在黑龙江中医学院，一个在黑龙江省医院。她的四奶据说是辽阳著名的大夫，这无疑是一个医学世家。受这么一个家庭背景的影响，我走上了业余医生的道路。

最早接触医学课题，是1979年拍摄《黑龙江高等院校科研成果巡礼》电视片。在黑龙江中医学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拍摄的成果都是医学方面的。印象最深的是哈医大二院韩大夫的中草药萃取剂对中后期孕妇流产的项目，确实很有创意，很有成效。后来我和韩大夫成了好朋友。

我舅妈担任院长后，希望出些科研成果。那时计算机在医学上的临床诊断、医院管理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医生不懂计算机，计算机专家不懂医学，因此还是个空白点。舅妈找我先在医院管理方面合作搞个课题，主要是对医院管理考核体系的计算机研究，论文还被全国第一届医学生物工程学术年会录用。
后来，我和黑龙江省医院不少科室的大夫有过很好的合作。譬如和理化检验室合作的《计算机在老年缺血性中风的先兆预测》课题，和外科合作的《急腹症疾病的计算机鉴别诊断》课题，和肛肠科合作的《肛肠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实践》科教片的拍摄，等等。和黑龙江肿瘤医院合作的《妇科肿瘤放射性治疗计划系统设计》课题，以及和船舶学院针灸科医院合作的《中医针灸子午流注系统的计算机实现》课题，也都获得了临床应用。

几年下来，我几乎成了半个医生。因为搞一个课题，就要了解、熟悉这个课题在医学和临床上的基本知识，诊断要点，存在问题，等等。逼迫我对医学一科接一科地去熟悉，去思考。有的还要和医生一起坐门诊，亲自参与诊断，等于重学一个专业。

在医院里呆的时间长了，那种医生“最干净、最省力”的观念得到了彻底纠正。我发现医生几乎是世界上最累、最脏、最辛苦的职业。值早班、值夜班、节假日加班姑且不说，如果你看到外科医生做手术，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四个小时、八个小时，你就会理解医生实际上是一种强体力劳动，劳动强度远远超过一般的蓝领阶层。至于脏，很好理解：医院里什么病人都有，走廊里，卫生间，门诊室，病房里，到处游荡着各种各样的病菌、病毒。稍不注意就会感染或者交叉感染。“非典”时期，得病最多的人群就是医生护士，这是一个最好的注解。

记得我带两个计算机系的学生，做《妇科肿瘤放射性治疗计划系统设计》的毕业论文。为了让她们了解妇科肿瘤，在黑龙江肿瘤医院观摩了一次晚期子宫颈癌的诊断。当医生把扩阴器插入患者的阴道时，一股脓血从阴道喷出，溅了医生一头一脸。这两个小女孩当场呕吐不已，其中一个还差一点点晕过去。
最轻松的课题是《急腹症疾病的计算机鉴别诊断》和《计算机在老年缺血性中风的先兆预测》两个课题。只要在病案室把历史上的病例相关数据抄下来，输入到计算机里，然后用医学统计学方法，采用适当的数学模型，对数据进行计算机处理，很快就能够找到答案。当然，样本一定要足够，数据输入一定要仔细，结果要进行分析和修正。好在一个省级大医院，病例都保存得很完整，而且是院长大人的课题，没有人会故意刁难。一路下来，很是顺利。

和肛肠科合作的《肛肠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实践》科教片的拍摄，很是有点戏剧性。肛肠科诊断和治疗的主要疾病是痔疮和肛瘘，诊断和治疗时无论男女，都必须脱去裤子，暴露隐私。肛肠科不像妇产科，没有女大夫，就一个男主治大夫带一个男的医科大学实习生。除非你不想来治疗，否则就得乖乖的就范。结过婚的、生过孩子的妇女，一般比较大方，过程也就简单些。我最同情的是那些未婚的女孩，得了这个病，已经非常痛苦，自己也知道早点治疗早点解脱。但是一到省医院门诊，一看是个四十挂零的男大夫，就想打退堂鼓了。等到走出医院大门，再想想，好不容易赶来，有的是从几百里外的县市请假来治疗的，不看病回去仍然受罪。硬硬头皮，还是挂号等待门诊－反正谁也不认识谁，看好病一走了之。

等到医生问诊结束，要望诊时，病人显得无比尴尬。走到屏风后面，半天不敢脱裤子。痔疮的望诊，患者要做一个跪的姿势，头部向下，抬起臀部，让医生可以清楚地看到肛门部位，当然前面的隐私部位也都一览无余了。然后医生用带着避孕套的中指挖到患者肛门里面触诊，查找病灶，确定位置，以便对症治疗。这个过程大约有5到10分钟，等到患者起来，由于脸部充血，加上含羞，一般都脸红得可以。根据规定，肛肠科医生在诊断治疗过程中，是不允许接触女性阴部的，这和妇产科绝对不一样，否则一旦患者投诉，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接着医生开出诊断结果，治疗方案，药方，让患者去药局配药。配药回来，再给他或者她上药。这又是一个羞人答答的过程。一些老患者，已经习惯了整个过程。一次在手术病房，听到一群人妻熟妇谈论，其中一位发表高见：女人有三不回避，一是父母不用回避，二是丈夫不用回避，三是医生不用回避。其他人纷纷附和：对，对，就是，就是~~~以此自嘲。

肛肠疾病中有一种疾病叫“脱肛”，过去只是从医学书籍中看到，没有切身体会。杨大夫为了拍好这部片子，特地把他患者中最严重的一位男子叫来演示。只见他稍微一使劲，大肠就从肛门口脱出，估算一下，大约有一尺多的粉红色大肠被挤出身体，给了我绝大的震撼。患者真是痛苦万分，每次如厕，大肠都会脱出，然后再慢慢想法收回去。

《中医针灸子午流注系统的计算机实现》是我最为成功的一个课题。起因是船舶学院医院针灸科的赵医生，长期研究中医理论，发现祖国医学十分注重天、地、人的协调和相互感应关系。人体中的穴位，根据太阳、月亮运行，按时间循环开放。所谓“子午”，就是时间概念，一天24小时，划分为12个时辰，子丑寅卯……，按照阴历年月日，加上时辰，可以用一定的公式计算各个穴位的开放时间，在穴位开放的那个时刻进行针灸治疗效果最好。赵大夫就是用这个方法成功治疗了许多的急性乳腺炎、慢性阑尾炎等疾病，患者反映特别好。

后来她让她在无线电系工作的老公开发了一个脉冲波发生器，用电子脉冲代替针灸，效果更好。但是，“子午流注”计算十分复杂，既要把阳历换算成阴历，又要计算各个穴位的开放时间。一般很难记住规律，这也是“子午流注”难以推广的原因。赵医生找到我，问我能不能用计算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试一试吧。接着就带了两个计算机系的学生，编制起程序。当时是苹果机大行其道的年代，苹果机上有简单的图像显示和中文处理功能，因此我除了显示各时辰穴位开放计算结果，还让学生编制了形象的人体穴位显示图像，什么“足三里”，什么“膻中”穴、“气海”穴，几百个穴位都能够准确显示出来。

通过这个课题，我了解了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生命中的“生物钟”现象，在国际上是70年代之后刚刚开始的，而我们的祖先在一千多年之前就深刻了解生命的时间节律，并且成功的应用到临床治疗实践中。
可惜我这个人，就是习惯于“见异思迁”，一个课题搞到几乎可以商品化的地步时，忽然对新的课题感了兴趣，就把精力全部转移到别的方面，别人也接不上，只能无疾而终。有人说我是“黑瞎子（狗熊）掰苞米，掰一个，扔一个”。如果当时我能够乘胜追击，完成这个项目的商品化，再搞它几个型号系列，扩大战果，那么现在我就是拿专利费也可以不用上班了。弄不好，可以弄个公司经理、董事当当。

这几年的业余医生生涯，给我带来的感悟就是：人的生命实在太脆弱了，各种病害时时在侵袭着我们，防不胜防，无病无灾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我要忠告大家的一句话，就是：请珍惜您的健康，珍惜您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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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城市都有别称。例如济南别称“泉城”，武汉别称“江城”，成都别称“蓉城”，昆明别称“春城”，哈尔滨的别称则为“冰城”。

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省会，座落在松花江中游，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在哈尔滨，有十大军工厂，三大动力厂，三大飞机制造厂，还有轴承厂、亚麻厂、量具刃具厂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大型企业。

哈尔滨的夏天气候宜人，绚丽多姿，别具魅力，是消夏避暑的理想地方。美丽的松花江宛如一条彩带，给城市增添了无限风光。一年一度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引得中外著名艺术家纷纷前来献艺，使哈尔滨赢得了“北方音乐名城”的美誉。

哈尔滨还是一座冰雪名城，每年举办的“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冰灯艺术博览会”，汇集了冰雪艺术精华，吸引了海内外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参加经济贸易交流。

从下火车，第一次踏上哈尔滨的土地，我就被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景色所吸引。站前高耸的苏联红军纪念碑，红军街两侧米黄色的俄式建筑，雄伟的霁虹桥，东北烈士纪念馆，与我见到的江南城市风格几乎有天壤之别。后来，节假日到了南岗秋林公司，道里中央大街，看到喇嘛台、索菲亚大教堂，更是为哈尔滨的城市建筑的无穷魅力所迷住。

哈尔滨在1900年之前还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修建中长铁路，一大批俄国工程师、商人来到这里。等十月革命暴发，大批白俄逃亡到哈尔滨，把这里当成东方的莫斯科。德国希特勒上台，迫害犹太人，又有大批犹太人逃亡到哈尔滨。就是他们，创造了哈尔滨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

哈尔滨人沿袭了许多俄罗斯的生活习惯，例如喝啤酒，喝格瓦斯（一种用面包发酵做成的饮料），吃大列巴（特大烤面包，一个有5斤重），吃俄式香肠、酸黄瓜。在哈尔滨老百姓的语言中，有不少是来自俄语单词。例如，缝纫机叫“马神”（MACHINE 的音译），大面包叫“列巴”，小面包叫“帅克”，水桶叫“围得罗”。夏天一到星期天，一家老少带着食品成群结队来到太阳岛上，在沙滩上、树林里，铺好塑料布，打牌，喝啤酒，吃面包香肠，到江水中游泳，不到太阳下山不回家。高峰时一天能有20多万市民乘渡船去太阳岛游玩。外地客人听了郑绪兰的一曲“太阳岛上”，以为那是一个多么优美的风景名胜，一旦去了太阳岛，十个有九个半人要失望。因为他们体会不到哈尔滨人在太阳岛上的那种乐趣。当时有句话叫：到哈尔滨，不去太阳岛是遗憾，去了太阳岛更加遗憾，还要加上失望。

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实际上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外来文化，就是俄国人、犹太人带来的西方文化，它使哈尔滨这个城市非常洋气、大气，无论是城市建筑，还是市民的穿着打扮，都浸透了浓浓的“洋味洋汁”，歌剧“茶花女”、咏叹调之类的高雅艺术，在这个城市里有着肥沃的土壤。第二部分是满族文化，这里是满清入关之前的发祥地，譬如跳大神，就是满族宗教“萨满”的遗风，还有就是哈尔滨人最喜欢的东北大酱，也是来源于满族，但是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满族文化的影响逐渐削弱。第三部分是山东移民，从清朝末年开始，山东还有一部分豫东的贫苦农民，成群结队“闯关东”，他们给哈尔滨带来了山东汉子的豪放、豁达的性格，也带来了不少山东人的习俗，例如吃大煎饼。

正对中央大街松花江畔的防洪纪念塔，是哈尔滨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那是纪念1957年松花江特大洪水中军民抗洪胜利的一座丰碑，造型独特，非常雄伟。从防洪纪念塔向东，一直到哈尔滨青年宫，大约1公里长的绿化地带，是著名的“斯大林公园”，实际上就是松花江的一段防洪堤坝。这里是哈尔滨人的骄傲，沿江一些城市雕塑，是我看到的最协调、最清爽的城市雕塑。

南岗的秋林公司和道里的秋林公司原来是俄国人开的一家大型连锁百货公司，在东北每个大城市，长春、沈阳、大连，都有秋林公司，而且都是这个城市最大的百货公司。里面的营业员头上都扎一块带一根细蓝条的白布巾，显出一副特殊的韵味，非常漂亮。秋林公司里，最受欢迎的食品是大列巴，红肠，大虾糖，鱼子酱，酸黄瓜。星期天去秋林公司，总是肩摩踵接，人潮似涌。

哈尔滨的冬天，几乎有半年时间。有些年份过了“十一”就下雪，到第二年“五一”才脱棉袄。室外气温通常是零下20多度，室内温度一般调到零上十几度，室内外温差大，南方人刚到哈尔滨很容易感冒。为了防寒，房子大都是两层玻璃窗，到了十月份，我们还要领浆糊用报纸裁成纸条，把窗缝封死。到四五月份又要把窗子起开，把纸条擦洗掉，每年如此。中间的大窗上面有一个小气窗，用来放室内的污浊空气，每天开它半个小时二十分钟。等下了雪，中午刚化，晚上又冻上，使道路特别滑。南方人来哈尔滨，几乎没有不摔跟斗的。好在身上穿着棉衣，头上戴着皮帽，摔了也不疼。最有意思是上下坡的马路上，如果汽车急刹车，就会在冰雪中压出一道沟，不注意还看不清。骑自行车的遇到这道沟，没有不摔倒的，而且摔倒后帽子、眼镜都会摔出去几米、十几米远，相当狼狈。这时，附近的孩子就会聚集在旁边的人行道上，等着看一辆接一辆的自行车摔跤，一面欢呼：又摔了一个，又摔了一个~~~，比看马戏团演出还要高兴。
在部队时，冬天早晨都要跑三千米。头上戴顶针织的滑雪帽，手上戴着皮手套，三千米跑下来，眉毛、胡子上面全是白霜，活脱像个圣诞老人。哈尔滨冬天虽然奇冷，但是因为空气湿度低，是干冷，南方冬天的冷是冷到骨头缝里的那种冷。我到哈尔滨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上海生了十几年的冻疮居然好了，从此再也不生冻疮了。

哈尔滨的春天很短。刚脱棉袄，不多久就要穿衬衣了。看着杨树发出新芽，一天天树叶的颜色变深，由翠绿很快变成墨绿，蔚成奇观。哈尔滨春天风大，风大风沙也就大。所以，哈尔滨的春天一点也没有诗情画意。转眼到了夏天，这是哈尔滨的黄金季节，最热的几天中午气温也就是30度左右，晚上睡觉还是要盖被子。因此，哈尔滨成了避暑的好地方。一到夏天，中央的大领导纷纷到哈尔滨、牡丹江来视察工作，开会。

东北菜没有进入八大菜系，自成一体，从风格上与鲁菜相近。印象比较深的有：小鸡炖蘑菇，粉条炖肉，椒盐排骨，溜肝尖，溜肥肠，扣肉，苏白肉，鱼香肉丝，酸菜炖肉，肉皮冻，溜蹄筋，酱猪肝，弹簧菜（就是塌鸡蛋），炒酸菜粉条，白菜片炒木耳，冻豆腐炖白菜等等，大多是以猪肉当家。再有就是水发鱿鱼、水发海参，就算是“硬菜”了。最名贵的是熊掌、飞龙、猴头等山珍，一般是吃不到的。遇到喝酒或者请客，都要拌个凉菜。东北凉菜很有特点，白菜、胡萝卜切成丝，肉丝先用豆油、酱油炒出来，再加上粉丝、虾米、木耳、黄花菜、干豆腐丝、葱丝、味精、陈醋、香油，放到一个脸盆里拌一脸盆。最后最先吃完的总是这个凉菜。东北大米，由于生长期长，口感特别好。东北的土豆、南瓜（当地叫倭瓜），淀粉多，吃起来特别“面”。回到南方，就吃不到那么好吃的土豆、南瓜了。

改革开放之后，道里市场特别繁荣。卖烧鸡的铺子一个接一个，最有名的是六号车的烧鸡，味道好极了。我们一个月总要去买几次，解解馋。那时候，吃烧鸡，肉吃完了，鸡骨架还要用来炖个汤，一点也不让它浪费。偶尔买到一次虾，吃了虾，虾壳留着当火锅底子，要的是那个海鲜的鲜味。枇杷、荔子、杨梅这样的南方水果在那个时候的哈尔滨是绝对吃不到的。就是橘子，我们一年也只看到过一两次。最多的是辽宁来的国光苹果，到秋天总要买一大筐，放菜窖里面，吃一冬天。梨头，大多是关里运来的。东北自己产的梨，有一种叫“秋子梨”，黑色外皮，冻了放阳台上，吃的时候再用凉水化开，味道也不错。

在哈尔滨生活、工作二十多年，生活习惯多多少少给它同化。最为欣慰的是性格上的同化，改变了上海人那种精明、小气，变得大大咧咧，豁达开朗。回到上海家中，弟弟妹妹都说我不像上海人了。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表扬，正因为不像上海人了，我可以和天南海北的各界人士交朋友，成为一个特别容易相处的人。感谢哈尔滨，感谢这块黑土地，养育了我24年，给了我无穷的快乐和欢笑。就是那些难以避免的苦涩，现在回味起来，也是觉得有苦瓜般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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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军工，秉承原苏联的一套管理模式，处处、事事，等级森严。譬如教员干部的办公桌椅，实验员是方凳，助教讲师是木靠背椅，副教授以上就是皮转椅。办公桌，助教是三屉桌，讲师是“一头沉”，副教授以上才是“两头沉”的大写字台。住房分配更是如此，尉官住尉官楼，大多是筒子楼，水泥地，共用厨房、厕所；校官住校官楼，进军工大院大门右侧就是校官楼，也叫老红楼，三室一厅，红漆地板，卫生间有浴缸，贴瓷砖。将军和院直属各大单位主官（系主任、系政委、院直各部部长、政委）住将军楼，又叫小红楼。

将军楼在学院南侧，有单独的木栅栏围墙，由警卫连派战士日夜站岗。我当学员时每天早晨跑步经过时，总是觉得那里面十分神秘。

得知我要结婚，我们教研室的指导员老丁来找我，和我商量：你们结婚搬到我那里，311房间就留给教研室其它单身教员住。我知道老丁原来是军工院办秘书，军工搬迁时因为和学院领导熟悉就乘乱搬进了将军楼，占了楼上一层4间房子。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动机，但是将军楼的条件总要比尉官楼好。等到去老丁家一看，等待我的是二楼阴面一间16平方米的大房间，红漆地板，还有一个大壁橱。厕所、厨房两家共用。他们一家5口人，占了阳面两间，一间16平方米，一间24平方米。此外，楼梯间还有大约10余平方米作为过道，这在当时就是想都不敢想的待遇了。老丁是江苏扬州人，大嫂是一个十分淳朴的农村妇女，刚从扬州农村调学院当清扫工。这样，我除了感谢，不可能发表不同意见了。

军工结婚，家具就是学院里借的旧营具。两张单人床拼起来，当婚床。靠墙是来三系报到时领的一张大内务柜，有8个抽屉，4个柜子，放些零零碎碎杂物最实用了。花了20元到家具市场买了一张靠边站方桌，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靠墙，不占地方。两把靠椅，四只方凳。这就是我们结婚时候的全部家当了。过了两年才又买了一个三开门的衣柜。接着，擦窗户，换门锁，买喜糖，置了两床新棉被，岳父送了一个煤油炉、一个沈阳产的红双喜牌高压锅。到12月22日那天把那位娶回家，教研室同事来祝贺，简简单单，开始了我长达十年的“红楼梦”。

军工学院将军楼一共有7栋，在一个小院里，都是两层红砖砌的楼房，每栋楼四个单元（院长、院政委和院政治部主任住的那一栋是三个单元）。每个单元的格局：正门进去，是个走廊，左侧大房间是会客室，右侧小间是警卫员室，后面是厨房和餐厅。楼上阳面一间大的，是首长工作室，小的一间是首长夫妇寝室。阴面大的一间16平方米，小的一间10平方米，一般是子女或者保姆寝室。楼上、楼下都有卫生间。全部红漆地板地，油墙。每栋楼之间距离很大，以前是花圃，现在开春之后都种了瓜果蔬菜。平时闲杂人员不准进入，所以十分安静。
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把门一锁，南下去上海参加秦山核电站设计，夫人也回沈阳单位上班。之后，每年回来探亲，也就是住上两、三个星期。匆匆忙忙来，又匆匆忙忙的走。只有74年因为参加学院里的运动，前前后后住了将近两个月，才和左右邻居熟悉起来。我们住的是50号楼3号，1号是黑龙江省军区的武副政委，抗美援朝时候是志愿军的一个团长，夫人姓孙，山东人，很清秀，原来在部队文工团里工作，后来老公让她辞职在家做家务。2号住的是原军工三系政治部主任，当时是船舶学院的领导王某。4号住的是原军工院办郭主任的遗孀，带了几个未婚子女。对面49号楼，住了黑龙江省军区两个副司令，孙副司令和王副司令，王副司令原是东北抗日联军很有传奇色彩的著名骑兵司令，少将。还有原军工的政治部副主任，原大校，9级干部，当时的船舶学院党委书记卓某。其它一些楼的住家就不熟悉了，似乎这些大领导家是比较忌讳互相串门的。

每年我夫人来哈尔滨探亲，很能够和左右邻居睦邻友好，没事在一起“唠嗑”（东北土话，即“聊天”的意思）。特别和孙副司令、武副政委还在读中学的女儿关系很好，俨然成为红楼里的孩子王。同时她和武副政委的家属非常谈得来，讲起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些往事，政委夫人十分投入，经常会忘了做饭。其中印象最深的，也是我夫人回来枕头边上悄悄告诉我的，就是说在朝鲜战场上，司令部机关每周末都要举行舞会。司令部的话务员、打字员，文工团的演员，都要作为政治任务，参加舞会伴舞。有个师首长，和文工团一个女孩跳舞，女孩漂亮，首长生理上起了正常反应。女孩不解，问：首长，你裤兜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硬硬的。首长十分尴尬，急中生智，说：这是我带的手电筒，等会儿回去路上照亮用的。女孩单纯，说了声：哦。不知道怎么，这个故事在志愿军里传了开来。从此，“手电筒”、“手电筒”，就成了那个东西的代名词。武副政委不让小孙再在文工团里工作，恐怕也是有道理的。

等到1976年夏天，我从上海回学院参加教学工作，我夫人还没有调哈尔滨，但是经常请事假、病假回哈尔滨和我过家家。这时，煤油炉就不够用了。于是添了蜂窝煤炉子，购置了一大堆锅碗瓢盆。和大嫂学，灶台下用木条钉个鸡笼子，养了两只生蛋的母鸡，每天听到母鸡“聒聒蛋，聒聒蛋”，就知道鸡生蛋了。伸手一摸，蛋还是热的。这个时候，我老婆最高兴了。对于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那个时代，每天有自己养的鸡生的鸡蛋来补充营养，无疑是十分幸福的。

50号楼东侧，有一大片空地，原来也是花圃。警卫连战士把花铲掉后种了些庄稼（玉米、向日葵）、蔬菜。我看红楼的老住户房前房后都有大大小小一块“自留地”，主要用来种蔬菜。就让大嫂和警卫连商量，给我匀出一块来。连商量，带赖皮，反正最后我们家居然挤到一块大约有20多平方米的自留地。我写信回家，让我老妈寄一些南方的蔬菜种籽来。小小的一块地，居然种了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青菜、油菜，林林总总七八种蔬菜，周围也种了几十株向日葵。而且长得特别好，豆角、茄子下来时，自己居然吃不完，还要送左右邻居和同事。向日葵熟了，摘下来磕瓜子。这时，我就十分理解老人家在中南海为什么不让种花，而要警卫战士种蔬菜了。现在我们还十分留恋那个时代，总想找个可以养鸡种菜的地方度过退休之后的岁月。


转眼到了秋天，大嫂告诉我们要准备挖菜窖，好过冬。原来东北冬天有7个月，这漫长的冬天里地里什么都不长，商店也没有供应蔬菜的。要在秋天储备好足够的萝卜、白菜、土豆。十月份整整一个月，全校上下，几乎不干别的。拉秋菜，分秋菜，秋菜下窖，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所谓“菜窖”，就是在地上挖下去大约3米多深的一个长方形坑，上面压上木板、泥土，再装一个活门，保证窖里温度不会让蔬菜上冻。一家买上50斤大葱，100斤土豆，300斤白菜，100斤萝卜。从11月份，要吃到开春5月份。老婆叫来了她的内弟，也就是她舅舅家的孩子，和我两个人整整挖了三天。总算有了自己的菜窖。一个冬天，只要老婆在厨房里喊：没有土豆了，没有大葱了，我就穿起棉衣，下窖取菜。这是自然分工，总不能让老婆去菜窖上上下下爬梯子吧？

那个年代，供应特别困难。每个城市户口的居民，一个月口粮30斤（妇女28斤），其中大米2斤，面粉8斤，其余都是粗粮。豆油半斤，猪肉半斤。那时能够吃到花生米，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了。记得有一次，老丁老家捎来一些花生米，老丁让大嫂炒了一盘，倒了一盅酒，自己享受起来。几个孩子馋的围着他转，口水直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只见老丁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一瞪眼：“看什么看？你们吃的机会以后有的是”。把孩子们吓得都跑楼底下玩去了。我和我老婆在自己房里偷偷直笑。

到了春节，商业部门使劲组织货源，每户可以供应一只冻鸡、两斤冻鱼、一斤鸡蛋、两斤粉丝、一斤花生米、半斤木耳、半斤黄花菜，都是凭票供应的。老婆户口在沈阳郊区，这些供应两个人消耗，显然不够。于是我到南方出差，就有背食品回哈尔滨补充“给养”的任务。每次大致都是5到7个大旅行袋，满满装着大米、咸肉、香肠、卷面、上海奶糖、话梅、敲扁橄榄、饼干、咸鱼、菜干、笋干、烤夫干……，总有2、3百斤重。好在火车直达，那里有人送站，这里有人接站，人还不至于被压塌下。

当时有句顺口溜：“出门像个公子，下车像个兔子，回来像个骡子，算帐像个傻子”。说的是，出差时，学校派车送车站，穿的一身笔挺衣服，衣冠楚楚，真像个公子。到终点站下车时候，去登记旅馆，要赶紧跑，像个兔子。出差回来时，背着大包小包，都是满满的“粮草、给养”，像头骡子。等到结帐报销时，发现透支报不上帐了，只能像个傻子一样苦笑不已。真是十分形象的写照。

70年代末，哈尔滨流行自己装OCL线路音箱。我也买了推挽放大三极管、8英寸低音喇叭、功率放大管，到实验室里要了些印刷电路板边角料，按照【无线电】杂志里的电路图，自己腐蚀印刷线路板，自己焊接电路元件，请警卫连的一个会木工的战士帮我打了个大音箱，装上8英寸低音喇叭，再配一个3英寸的高音喇叭，自己做的稳压电源，自己调试。效果居然非常好，讨厌的交流声也给我七搞八搞去掉了，各个音段层次分明，音质一流，超过了教研室里几位专门学电子专业的老师做的音箱。买了个电唱机，添置了几十张唱片，都是革命歌曲和样板戏。

那时还流行自己打家具。买些木材，打衣柜、打写字台、打五斗橱。有的老师打出的家具，几乎到了专业水平。我因为房间里实在装不下更多的家具了，就打了一对沙发。让老婆内弟帮着做了沙发的木扶手，我到旧货市场买了沙发弹簧，在上海带回皮革的边角料，还有沙发钉之类的。包沙发是个技术活，包紧了，包松了，都影响沙发质量。两个沙发，我只用了半天时间就都包好了。代价就是手上给弹簧划得血淋淋的，一道道血印。老婆心疼的说：让你干些活，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唉，有什么办法？本人就是这个性格。沙发包完，人躺沙发上，听着动人的音乐，歌舞升平，在“红楼”里我们过上了惬意的“小康”生活。
那个年代，大学生毕业后第一年按照规定，6类地区工资46元，第二年转正56元。我们应该68年7月毕业，拖到12月份才分配，整整少拿半年工资。转正又拖了整整10年，一直到79年才拿到56元。我们自嘲说：文化大革命串联，坐火车不花钱，吃饭不花钱，住宿不花钱，现在这些“欠债”都给政府加上利息，本利一起算的给扣回去了。我家那口子，中专毕业，每月32元，两个人加在一起78元，来回探亲花在铁路上就要不少钱，积蓄甚少。整整8年，我们就添置了一个衣柜，一辆自行车，一台钟控半导体收音机，一台电唱机，自己打了一对沙发，做了一个音箱。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哈尔滨，这样的生活已经是中上等的水平了，更何况我们住在“将军楼”里面，交往的都是司令、政委、院长、书记及其家属，我想肯定有不少同事暗中骂道：这小子，祖宗坟上什么时候冒的青烟，运气怎么这么好？

就这样，到了1981年，船舶学院在军工大院大门内左侧盖了四栋新楼，起名叫“新一栋”…“新四栋”。这下可成为众人争夺的焦点。论资排辈，是当时分房、长工资、评职称的一般原则。怎么排，也排不到我们这一辈。然而，我哈尔滨科协副主席的头衔和在上海728突出的成绩起了作用，居然经过党委特批，给了我两居室的一个小套。不但给了小套，而且还给装了电话。要知道那个时代，电话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在学院里，处级以上才有资格装电话。我储某人何德何能，好事一件接一件的接踵而来。想想，总是前世做了什么积德的事情，让我今生今世几乎是一帆风顺的走过来了。就是有些挫折，也是有惊无险，安然度过。
有了新房，简单粉刷一下，就搬了进去。从此告别了“红楼”，开始了我们的“平民”生活。同事们来我家，再也不用警卫连登记通报，也没有人给我站岗放哨了。真可谓“十年一觉红楼梦”，虽然实际生活在那里满打满算不到五年，但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已经刻下了深深的难忘的美好回忆。

CHUJIAKANG

小时候，喜欢看《科学画报》、《大众科学》杂志，最羡慕的就是封面上那些穿着白大褂专心致志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科学家。那些化学器皿、电子测试仪器，对幼年的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我向往成为一个科学家。

到上海参加秦山核电站设计后，我知道少年时代的梦想已经成真。我正在从事研制的项目是我国尖端科学中的一个空白领域，就是在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核电站。我已经步入了科学的神圣殿堂，成为其中光荣的一个成员。真是这个信念，让我远离新婚的妻子，废寝忘食的钻研核电站相关的原理、设计方法等业务，而且很快取得了进展。

对核电站水质标准的论证和控制，是我在设计全过程中的一个亮点。核电站一回路的水，是从反应堆中把巨大的热量带出在蒸气发生器中传到二回路产生蒸气的介质，对水质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为了减少核辐射强度，水中的杂质要尽可能减少。为了防止对不锈钢管路、设备产生晶间腐蚀，水中的氯离子必须控制在0.1ppm以下，即不能大于千万分之一的浓度。为了协助控制棒对反应堆进行有效控制，水中的硼离子浓度要随时可以调节。我们设计了一个复杂CVCS系统，作为核电站一回路中的一个主要辅助系统，里面有离子交换器、热交换器、阀门、泵、化学与容积控制箱等一系列化学化工设备。

通过这个系统的设计，我对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水，开始有了新的理解。关于水，可以写出几十本的学术专著，发表几百、几千篇的学术论文。普普通通的水，居然蕴涵着这么大的学问。推而广之，我知道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时时、处处都是学问。一个在科学殿堂里博弈的学子，就是要学会在平凡中寻找真理。

到1974年，我迷上了计算机仿真。我们给核电站复杂的系统建立了由几十个微分方程组成的数学模型，用FORTRAN语言编制了仿真程序，在上海计算机研究所的国产TQ－16电子 计算机上进行运算，仿真核电站运行时不同工况下的结果。现在的青年人可能不会理解我们那个时代上计算机进行运算的困难：全上海就这么几台大型计算机，要事先登记预约，看在我们是国家重点工程份上，每次给你半个小时计算时间，不少时间是排在后半夜，我们就拿着干粮在计算所的走廊里等候。

计算机没有键盘、没有监视器，没有鼠标，全靠穿孔纸带输入程序和数据。计算机操纵台上程序员可以操作的就一个红色脉冲键，按第一下是告诉计算机准备，按第二下就是输入程序和数据。然后，看着计算机面板上面几排红灯一闪一闪的，表示计算机在工作，耐心等着计算机输出计算结果。存储设备是磁鼓，内存32K，CPU运算速度是每秒一百万次。其综合性能大概只有后来的APPLE II的十分之一。但是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了。就是在这样的计算机上，我们解决了核电站设计的一个又一个问题。

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初，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手中的工具，主要是计算尺，还有手摇机械式计算器。只能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我们刚到728设计队时，每个人领了一台机械式手摇计算器，房间里就听到齿轮嘎嘎、嘎嘎的转动声。摇计算器的工程师，一脸庄严肃穆。仿佛在指挥着一场淮海战役一样。

回到哈尔滨之后，除了教学工作，我们还担任着为703研究所压缩机参数实验提供动力源的任务。我们教研室有一台俄制驱逐舰上的10000马力的蒸气动力装置，包括舰用锅炉、汽轮机以及全套辅助机械，整个蒸气动力装置实验室平面布置就像半条军舰的动力舱一样。把它开动起来，带动703所研制的空气压缩机样品，测试其性能参数。我们称为“开车”。

开车时，整个教研室都出动。按照各人专业分工，有管汽轮机的，有管锅炉的，有管给水泵的，有管给油泵的。我的任务就是水质处理和监测。提前一天，为锅炉准备好“软化水”，就是用离子交换的方法，除去自来水中的钙镁离子，防止锅炉结垢。这架势，真的很了不起。开车时，我看着我的同事，心中想：这些平时熟悉的朋友，平时根本看不出有这么大的本事，但是现在如果有一条驱逐舰停在港湾，我们也能够把它开走。

1978年，全国召开科学大会。郭沫若老先生为此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文章《科学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党中央请科学家给他们讲八大新兴科学领域，普及科学知识。各地也纷纷找专家学者按照中央的格局，在机关干部中普及新兴学科的知识。哈尔滨市科协来我们学院，要找一个专家开设“能源科学技术”的讲座。他对学院领导说：这个讲座在哈尔滨找了许多单位，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电业局说他们只懂电力，煤炭局说他们只能讲煤炭，水利局说水力发电还可以，石油局说只讲石油肯定不行。所以请船院领导无论如何要帮忙。

确实，能源科学技术包罗万象，从石油、煤炭、电力、水力等常规能源，到太阳能、风能、海洋能、核能等新能源，跨度极大。难怪谁也不敢接手去讲。学院找到了我说：你刚从秦山核电站参加设计回来，应该最有发言权，就你去了。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口答应下来。

然后进行准备。先问一下听众对象，对方告诉我说都是哈尔滨市级机关的局长、处长。又问，文化程度？对方说：大多是初中高中水平。好了，我心里有底了。于是，把收藏的《大众科学》《科学画报》杂志全部找出来。按照科普要求，准备讲座。不讲高深的理论，尽可能用身边的例子来说明。同时，要求开几个座谈会，了解哈尔滨能源使用情况，讲座要结合当地实际，效果就更好。


讲座那天，道里友谊宫礼堂里坐得满满的。我在台上，对着话筒，从钻木取火，到热核反应，上下几千年，把能源的发展史侃侃而谈。然后，分别论述当前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及其解决途径，各种新能源的特点、优劣、技术关键、发展前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起全场强烈反响。因为前一堂讲座是由哈工大的教授讲高能物理，什么反西格玛负超子，什么能级轨道，把大家听得云里雾里，什么都没有听明白。对比下来，还是船院这个年轻老师有水平。呵呵，看来我的“偷巧”偷对了耶~~~。

我不知道这是我在哈尔滨科学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接下去哈尔滨市科协换届，一致推选我担任市科协副主席。在科协第一次常委会上，又分工和哈工大的周定教授负责全市的科普工作，担任科协科普委员会主任。一下子，我和哈尔滨市那些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开始平起平坐了。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哈尔滨工程力学研究所刘恢先院士，某国防工厂总工程师邵奇惠（后来担任黑龙江省省长、机械工业部部长），某国防工厂厂长李嘉廷（后来担任云南省省长）……。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居然梦想成真了。

讲座结束之后，黑龙江省出版社找我，要求把讲稿整理出版。我用了大约10天左右，对讲稿进行充实、修正，补充了不少插图，由黑龙江省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尽管是科普著作。接着又写了《船的进化》、《当代数学巨星－希尔伯特》、《数学大师－欧拉》等三本科普读物。其中，后两本数学家的故事由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丛书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我国优秀图书奖。《希尔伯特》一书还为台湾某出版社盗版，列为台湾中学数学教师课外进修必读书。至今还没有给我稿费，等两岸统一了，再找他们要去，要加上利息。

哈尔滨市科协副主席的身份，使我经常参加哈尔滨市的一些活动，包括开设各种科学讲座，参加各种会议，接触社会上不同的人群，有机关干部、青少年学生，也有工人、农民，对我了解社会极有好处。我的为人，又比较好相处，热心公益事业，有求必应，因此和市科协机关的干部群众关系都不错。有个科普作家孙幼忱，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孙幼军的弟弟，先天小儿麻痹症患者，生活很是困难。我们把他调到科协普及部工作。团市委搞青年五小发明活动，也来找我去讲《发明创造的艺术》，我几乎成了“百宝箱”“万金油”了。

尽管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发明创造，没有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但是我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去探索，在科学普及、微计算机应用、科技发展史、自然辩证法都有所建树。先后担任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大学生科技协会理事长、黑龙江省微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后来又遴选为黑龙江省省委、省政府经济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市委、市政府科技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科学的神圣殿堂中，我似乎走的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成功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要拒绝去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当机遇来到时要善于把握它。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你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一步一步走向成功。我想，当时我如果拒绝了哈尔滨市科协开设讲座的请求，如果我没有认真准备获得全场一致好评，那么社会就不可能知道我的才能，我至今还是个大学里许许多多普通老师中默默无闻的一个。

CHUJIAKANG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核反应堆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转，几乎是同时，负责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就开始考虑中国海军发展核潜艇的问题了。其后不久，一份由各方面专家起草的报告便上报中央，提出中国应该发展核潜艇。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毛泽东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中国核潜艇建设从此起步。
根据中央指示，首先成立了以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为组长的四人小组，负责领导核潜艇工程。随后，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二机部则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由海军装备部长于笑虹负责协调工作。
中国核潜艇建设事业是从一穷二白起家的。当时，科技人员手中只有2张模糊的美国核潜艇照片，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参考资料。后经批准，海军相继组建了702基地、水声、热动力等6个研究所。1959年1月，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成立，统一领导这6个研究所。这里汇集了彭士禄、赵仁恺、夏铜、黄旭华、李毅、孟戈非、连培生等著名科学家。1961年7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海军舰艇研究院，由刘华清任院长。

1962年，前苏联从中国撤走了全部原子能专家，加之我国正经受着经济困难，为了给原子弹让步，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但保留了一支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班子，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实验。1965年3月，核潜艇工程再次上马，并确定了“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再搞导弹核潜艇”的分两步走的方案，同时任命彭士禄、黄纬禄、赵仁凯、黄旭华为核潜艇总设计师，并要求全国两千多个厂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配合攻关。中国核潜艇进入全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建造第一艘核潜艇所需的材料有1300多个规格品种；装艇设备、仪表和附件有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3000多种、总长90余千米；管材270多种、总长30余千米。 总投资十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了。

1970年7月17日凌晨2时，我国核潜艇陆上模拟堆开始提升功率，7月30日，试验达到满功率，宣告我陆上模拟堆正式建成。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胜利下水，并开始进行设备安装工作。1971年6月，第一次全艇联合试验开始进行，接下来是核潜艇水下启堆试验;1971年8月23日，该艇第一次以核动力航行驶向试验海区，进行检验性试航。在先后四个阶段的试验中，该艇先后出海20余次，试验项目近200个，累计航程6000多海里。
在核潜艇研究制造基础上，中央决定研究开发核电站。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上海。当时上海承担了三个重大研制任务：其一是研究开发大型民用客机，工程代号708工程；其二是研究大型运载火箭，代号是718工程；其三就是研制核电站，代号是728工程。
到了上海，才知道上海728工程设计队主要成员来自两个学校：哈军工原子工程系的核动力教研室，他们在70年学院分建时就成建制的搬到上海。另一个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原核飞机教研室。两个教研室加起来大约30多人，我们来了，又有上海交大的核动力教研室，一共四个教研室。再加上上海从企业、研究所、大专院校抽调的人员，一共近一百余人。地址在南昌路59号，思南路口上的两栋小洋楼里。当时设计队还有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不过对我们都很客气，口口声声叫我们为专家。其中一个工宣队员是国棉22厂的工人师傅，一口宁波话，自我介绍：阿拉是“光明捏呢”厂的。把我们一些北方来的老师搞得一头雾水，解释半天才明白，传为笑料。
北方来的老师还对上海外滩经过观察总结，得出精辟结论：上海外滩早晨是老头老太们的世界，都在那里早晨锻炼，打太极拳。中午是外地出差人的世界，夹个公文包，在外滩溜达看风景。晚上是年轻人的世界，一个长椅子上面可以坐三对年轻人，互不干扰，各谈各的情，包括做一些小儿不宜的动作。
上海72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是我们的直接领导。办公室主任是原上海机电二局局长艾丁。一位新四军老干部，9级干部，原华东局饶嗽石的秘书，在新四军时期和我大舅是同事，所以对我非常照顾。

我们到上海的时候，还刚刚开始方案论证。选什么堆型都没有确定下来：气冷堆？压水堆？重水堆？我们的任务就是消化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全部是英文原版，缩微胶卷，用缩微胶卷阅读器读，非常费眼神。美国的几个著名核电站的安全分析报告，我们都一一阅读，消化。
不久，二机部派来了总工程师欧阳予，他正在五七干校养猪，12道金牌把他召到北京，又急急忙忙赶到上海走马上任。在欧阳予领导下，728工程的一切论证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接着又从北京二机部第一研究院，四川二机部第二研究院，第九研究院调了一批精兵强将，支援728的研制开发。在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我发现自己每天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很快熟悉了业务，可以独立开展研究工作。而且，借着ENGLISH好的优势，可以和这些老同志比一比。

由于资料都是英文原版，所以懂英文的技术人员占了很大便宜，可以马上开展工作。而原来学俄语的同志，就吃了大亏，只能拿本英语课本从ABC开始扫盲。所以我十分感谢1959年上海教育局决定撤消市区的“晓光中学”，把它合并到三林中学来。晓光不但带来了许多物理化学实验仪器，而且带来了十几个很有学问的老师。我们中学从那个时候，就开出了高质量的英语课。我们这个年级三个班级，有两个定为英语班。
上海方面为我们准备了很好的生活后勤条件。我们哈尔滨去的十几个老师都被按排住在威海卫路太阳公寓中，这是解放前永安公司老板六姨太的公寓，上下三层楼，都是柚木地板，后面有花园假山。客厅有40多平方米大，放了一张乒乓球桌，下班回来可以打乒乓球。我们买了月票，每天要换乘一次车才能到南昌路设计队办公室。中午吃饭在南昌路上的“科学会堂”（现在的上海市科技协会会址）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科学讲座、学术报告的海报。这在那个时代，别的城市几乎见不到。后面就是复兴公园，一个很有法国味道的小型城市公园。

到73年初，为了加强728研究力量，上海市728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把队伍搬迁到位在嘉定的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这样，我们有整整一年时间在嘉定郊外的原子核所上班。郊外的空气很好，秋天时，晚上从办公室回宿舍路上，都能在水泥路上抓到大闸蟹，拿回宿舍用电炉煮熟，鲜美极了。原子核所所长是万钧，一个十分和蔼可亲的老干部。

1974年，728设计到了关键时刻，由于嘉定离市区太远，和上海其它研究所、院校、工厂配合很不方便，查询资料也要跑市区，于是又搬到高安路19号，原华东局大楼。这里离开淮海中路上海市情报研究所恨近，只要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我们几乎每天要到情报所查询资料。上海情报所的原版杂志给我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在其它城市，那个时代是看不到这么多的原版杂志的。

这时，又从武汉请来我国核潜艇动力装置设计的总工程师彭士禄，中共早期党员彭湃的儿子，周总理的养子。包括彭士禄手下武汉719所的主要骨干大将。在高安路19号工作期间，宿舍按排在靖江路上，普希金铜像附近的一个花园洋房里，后来又搬到永嘉路的一所花园洋房里。自小生活在上海郊区，不知道上海原来有这么多的华宅。我想，就是上海市民可能也不是多数人能够有幸住上这些好房子的。

每个人的成长，和他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再好的天赋，如果终生在大山里面生活，或者在乡镇的小学里面，也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和大师们在一起，虚心学习，受益无穷。现在，在我的周围几乎汇集了全国所有核动力方面的精英，天天和他们一起讨论、论证。耳濡目染，功力大增。到74年我就成了设计队的年轻骨干。那年夏天在延安饭店开的728论证会上，由我向全国各地来的专家介绍装置系统，到会的都是“总”字头的，不是总工程师，就是总设计师。我的汇报十分成功，真可谓年少得志。

这样，到了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接着四五事件，批林批孔，批判邓小平。政局大乱，不知道以后怎样变化。还是回哈尔滨单位里去，躲进小楼成一统。于是我在这一年的夏天正式离开上海728工程设计队，回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继续当我的老师。尽管我没有把秦山核电站工程做完，但是初期的方案论证、扩初设计全程参加了，而且是一个重要辅助系统设计组的负责人，因此回学校后写教材、讲课都很轻松。在上海6年，我几乎读了几百万字（也许还要多）的资料，记了20本100页的硬面抄笔记，写了几十万字的设计文件、报告和论文，这些都是我参加工作之后头几年打下的基础，为今后的人生旅程作了很好的铺垫。回学校之后，写了第一本专著：《船舶核动力装置原理和设计》，由国防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也是我国第一本核动力装置的专著，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在上海728工程工作6年，我新婚的妻子还在沈阳郊区，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每年她到上海探亲一次，我回哈尔滨探亲一次，两地分居，鹊桥相会，很是艰难。我特别感谢她在这6年中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会有一个女人，作着默默无闻的贡献，那么我的成功的后面，就是我的那位她，默默无闻地支持着我。

CHUJIAKANG

黑龙江省高等院校电化教学研究会的成立，无意中带出来一段有趣的经历。在我们学院召开的一次全省高校年会上，佳木斯医学院电化教研室的同志发言中提到，在离佳木斯大约几十公里的桦南县，发现了一例具有人体特异功能的少妇，能够耳朵听字，希望引起省会城市高校专家教授们的关注。

在这之前，报纸媒体曾经登载在四川发现一个名字叫唐雨的男孩，能够用耳朵听字的消息，各地反响很是强烈。这是一个泛滥着各种可信、不可信的消息的年代，每天几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惊人新闻、小道消息、道听途说来骚扰你。但是，因为是佳木斯医学院的老师亲眼见到的，而且又经过他们亲自测试，证实该少妇确实具有这种能力，因而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兴趣。我当场决定会议结束之后，马上带一个摄制组赴佳木斯考察验证。

从哈尔滨到佳木斯的飞机是苏制安－2型24座小飞机，机舱内噪音特别大。我们带了摄像机、充电器、监视器、录音机等一大批装备，经过一个多小时航行，到达佳木斯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改革开放之后改成军民两用，机场设施十分简陋。

到了佳木斯医学院，住在学院招待所里。第二天，牟某从桦南来到佳木斯医学院。这是一个25～6岁的农村少妇，红润的脸膛，显示出劳动妇女的健康。谈吐朴实，显然没有见过大的场面。我们问她怎么知道自己有特异功能的？她说，一天老公下班回家，吃晚饭时候说起四川唐雨的事情。牟某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也能够用耳朵认字。老公不信，当场试验，果然都能认出来。不但用耳朵可以听字，用手、胳肢窝都能够听字。

接着她说，从小我不敢看电影，到电影院里，灯光一闭，我看前面的人都是骷髅架子。原来她的眼睛有透视功能。这下我玩心大发，马上让佳木斯医学院的老师从医院门诊那里随便找 一个中年妇女来，让牟某看看。牟某看了一会，说：带环（节育环）了，环带偏了。我告诉佳木斯医学院的老师，马上带这位中年妇女去做X光透视。透视下来，证实了牟某的观察是正确的。乖乖，这个牟某真不简单。那她看我们时，岂不透过衣服什么零碎都给她看光了？汗~~~~

随手又拿张纸，在走廊上写了“上海”两个字，叠好，回房间让她认。只见她把纸条捏在手里，静默片刻，就认出来了。别的老师也纷纷去写字，测试下来，识别率达到100％。只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六”字，她说是老 “K”的K字。原来上面那个一点她没有看到，又把字认为是横着的，误认为K字。应该说没有大错。

下午，测试正式开始。我们设计了一整套严密的测试方案：分别由佳木斯医学院的院长、党委书记、各系的老师和在医院门诊部随机找到的人，背靠背制作纸条，封好之后拿到测试现场，根本没有作弊做假的机会。同时，对牟某进行体表温度测试、脑血流图测试，有专人记录。测试表明，无论是耳朵、手、还是胳肢窝都具有认字功能。认字时候，体表温度上升2～3度，脑血流图增加流量40～60％。说明有明显的生理活动支撑着认字过程。据牟某自己说，测试完后，身体很疲劳，说明认字的时候消耗大量体能。

下来，我们问她认字时候自我感觉。她说：在手心认字时，开始有一种麻木酥痒的感觉，从手心沿着手臂向上延伸，一直到达上臂、肩膀。然后，在眼前方大约10～15厘米的地方，出现一些隐隐约约的图像，开始很不清楚。慢慢从模糊到清晰，精神状态愈好，显示的图像就愈清楚。

接着我们改变测试方法，把纸条放在玻璃瓶中，放在烟盒中。最后放在铅罐中，只见她额头上冒出黄豆般大的汗珠，非常吃力。最后摇摇头说：认不出来了，铅罐的壁太厚。

回哈尔滨后，我们把录像剪辑成一部片子，起名叫“人体特异功能”，在黑龙江电视台播出。哈尔滨工业大学为此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所。在哈尔滨的小学中寻找开发特异功能，居然在一个班级50多名学生中，引导开发出30多个小学生能够实现耳朵认字。

我们当时都很兴奋。这是人体潜能的一次大发现，如果开发出来，对社会、经济、文化和医学都是巨大的贡献。牟某被佳木斯医学院招工到学院，作为特殊保护的研究对象。连她的两个孩子，也都具有相应的功能。公安部还把她借调到长春，到伪满的中央银行地下金库利用她的透视功能，在墙内寻找日本人留下的黄金宝藏，结果不得而知。全国也成立了特异功能研究机构，钱学森当时对此有一个鼓舞人心的讲话，主张国家要大力开展人体科学的研究。

不久，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从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对伪科学的角度，发表了一个谈话。指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是一种魔术，是欺骗人的勾当。要求各级科委、科协不得支持这方面的活动。钱学森为此和于光远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官司一直打到中央书记处。书记处领导把双方都叫来，当场测试特异功能，结果确实有，谁也无法否定。只能做个和事老，说可以研究，但是不要宣传，不要见报。实际上，后来确实出了一些江湖骗子，到处招摇撞骗。就是像牟某这样特别淳朴的农村妇女，佳木斯医学院给她全家解决了工作、户口问题，在她的亲戚邻居鼓动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学校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稍不顺心，就不配合研究测试。后来医学院不得不让她回原籍继续务农。

20多年过去了，我国大地上人体科学的研究始终是多灾多难。在这么一个体制变革的大时代，江河横流，鱼龙混杂，这个功，那个功的，一个接一个。应该客观的说，其中不乏对身体健康有益的成分，但是也不可否认出现了一批以组织群众锻炼身体或者治病为名，行敛财之目的的江湖骗子，影响安定，危害社会，相继为有关部门取缔。而那些批判伪科学的卫士们，又都是形而上学的“左派”学术权威，不但扼杀了正常的人体科学研究，而且也没有以理服人，帮了许多倒忙，反而给社会添了乱。可叹~~~

到1983年，我离开教务处，转到新成立的系统工程研究室工作，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关心也就告一段落。只是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回忆。我相信，迄今为止，人类对于自己身体的了解，对于生命的了解，还是十分浅薄的。许许多多生命现象，譬如灵感、譬如预感、譬如心灵感应、譬如“辟谷”等等，还都不能用已有的科学来解释。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在21世纪必将有一个新的突破。

CHUJIAKANG

我的教学生涯严格说起来是从上海回到哈尔滨之后才正式开始的。

虽然，在1974年回哈尔滨探亲时候，给学生讲授过《核动力概论》课程，但是那是讲座式的，12小时的课程用两天就讲完了，第二天下午讲完最后一章，嗓子都哑了。

学校从1973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高考早在1966年就停止了，工农兵学员都是各地推荐的，学历、成绩都无法保证。什么养猪模范、抢险英雄，都来上大学了。好像是一个农贸市场一样。记得1971年我们系主任带几个老师到大庆石油学院学习他们对工农兵学员的教学经验。有个学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石油学院为他一个人配了3个老师，一个补“数学”，一个补“语文”，一个补“外语”，比后来的博士研究生还要牛气。

1976年夏天回到哈尔滨后，除了开设《核动力装置》专业课程，还要给他们开设《普通化学》课。因为我在上海设计秦山核电站时，搞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水质课题，化学比较熟悉，就让我担任化学课的教师。烧瓶、量杯、滴定管、酒精灯、试剂、当量、元素周期表…..，整整陪伴了我一个学期。
最有意思的是1977年到辽宁某海滨城市，给我国第一批核潜艇艇员进行培训。艇员中有一个“老”艇员，有4～5年军龄，原先是33潜艇的机电长，业务骨干，很是傲气，对我们这些教员不太服气。我给他们讲系统，几百个阀门，几十个设备，眼花缭乱的管道，我一口气给他们一字不差的讲了下来。他当场问了几个刁钻的问题，都给我解答了。终于他认帐了，看来这个年轻教员确实有真才实学。

当时我们住在船厂招待所，在渤海海滨。对着蓝色大海，天天听海浪扑岸的惊涛声。有一次，
一条渔船靠岸要汲些淡水，拿了水桶装了满桶的虾爬子（琵琶虾），送给我们。这东西过去不但没有吃过，连见都没有见过。晚上我们架起电炉，没有锅，就用我的那个铝制洗脸盆，撒一把盐，煮熟就下酒。那个年代，也没有好酒。到小店买了两瓶瓶装烧酒，愈吃愈香。不知不觉中，两瓶烧酒都给我们喝完了。回到自己房间，突然胃里翻江倒海似的折腾起来，嘴一张，吃下去的虾爬子和烧酒全部吐了出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醉酒。吐完，好受些了。赶紧拿拖把把地拖干净，不要给学生看到，有损老师形象。
在海滨，最值得回忆的有两件事情。一件是赶海，退潮的时候，拿个水桶或者脸盆，到海滩寻找石缝里沙滩上来不及回大海的海洋生物。包括蚬子、蛤蜊、小鱼、螃蟹……。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捡一大盆。拿来用盐水煮熟，味道十分鲜美。

另外一件，就是到码头船坞，用特制的鱼钩钓乌贼。鱼钩是用铁丝围成铁锚样，包上香烟里面的锡纸。不需要鱼饵，就拿着鱼钩在水中一上一下摆动。乌贼以为是小鱼，一下子用它的爪子抱上来，死死不放。这时就可以起勾了。有趣的是，乌贼发现上当之后，十分生气。把它放在码头上，看它的背，一会儿黑，一会儿白，肚子鼓得大大的，气呼呼的样子。这时，你千万不要站在它的前面。我们有个老师不知道其中奥妙，就是站在它前面。结果，乌贼喷出一股黑水，把这个老兄的裤子、鞋子都染上洗不掉的墨汁。乌贼总算报了仇。呵呵~~~谁说动物没有灵性？我看到的生命都有灵性。

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基础课比较难讲，专业课相对好讲一些。特别是我的课，不需要很多数学知识，概念性知识多一些，教学也就顺利些。

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招进来的学生程度显然要比工农兵学员好多了。课程深度都回到了大学本科水平，在工农兵学员期间，课程深度最多是中专水平。因而对老师要求也就随着提高。这时上面开始抓实验室建设、教材建设。国防工业出版社在镇江开了一次教材会议，我代表教研室去参加。报了一个课题：编写《船舶核动力装置原理与设计》，被采用。回来和教研室其它两个老师一起编写这本教材。因为要正式出版，所以都下了功夫。标点符号，插图，参考文献，全部按照规范要求。厚厚的五百多页，填补了国内空白。也是我教学生涯中第一本专著。

1979年，系主任宋调到教务处担任处长，把我从教研室带到了教务处。编辑《学报》和《高等教学研究》两本杂志。顿时我成了香饽饽，全校一千多个老师，要评职称，都想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我手中操着生杀大权，虽然名义上文章取舍是由编委会确定的，但是如果我在编委会上介绍每篇文章时候，说轻说重，甚至压下来放下次编委会讨论，那么对文章是否发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个季度编两本杂志，这个工作量对我来说是十分轻松的。

闲着没事，我就给计算机系带毕业设计。我列的毕业设计课题学生都很感兴趣：操作系统解析，染色体的计算机图形识别，老年缺血性中风的先兆预测，急腹症的鉴别诊断，妇科肿瘤放射性治疗计划系统设计等等。前面说了，我夫人的舅妈是黑龙江医院的院长，她和我合作做了不少计算机在医学上的应用课题。我还和黑龙江医院以及哈医大、黑龙江中医学院、黑龙江肿瘤医院的医生合作，做了不少课题，几乎成为半个医生。从内科，到外科，到妇产科、针灸科、肛肠科，只要可以用计算机建模的课题，我一个一个的做。蛮有味道。

还有时间，就帮电化教研室搞教学片的编导，摄像、剪辑，写电视剧本。第一个片子是省教
委下达的黑龙江高等院校科研成果巡礼。带着摄制组，一个一个高校跑，素材录下来再剪辑，写解说词。最激动的时刻是到哈医大拍摄一种新的人工流产科研成果。一个20岁不到的小女生，水灵灵的，被医生事先脱得光光的，一点面子都不给，躺在手术床上，等着我们来拍摄。在那个时候，未婚先孕，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医生对她也没有好脸色。只是我很同情她，告诉摄像的，不要拍她的隐私部位，拍肚子就可以了。到未成形的胎儿流产下来，血淋淋的放在盘中时，我们几个都呕吐不已。一个生命呀~~~真可怜。
片子编辑好了，在黑龙江省高等院校科技工作会议上面放映，反响极大。因为当时全省高等院校除了我们，还没有一家有全套摄像录像编辑设备，尽管片子现在看来还是比较粗糙，但是剪辑下来，配上音乐美工，居然象个样子。其它院校纷纷来问，设备要从哪里进口，型号配置价格等等。到第二年，几乎所有院校都成立了电化教研室，还成立了黑龙江省高等院校电教研究会，推选我当了研究会秘书长。

最精彩的是日本长崎海洋大学，一个和船舶工程学院姐妹学院，每年来一批学生到哈尔滨暑期友好交往。一个星期时间，和我们学校的学生联欢，到太阳岛游览，一起在我们的学生食堂吃饭，一起跳舞歌唱。等他们上飞机时，我编导的录像带就送给他们，而且是英文、日文对照配音。这真是把小日本镇住了。也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期间，我还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舰船发展史》、《科技发展史》、《自然科学概论》等课程。兴趣爱好，涉及各个方面。从事科研教学，能够专一自然最好。但是如果能够迅速从一个专业跳到另一个专业，而且立即搞出些成绩，也是一种乐趣。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同。有的一门心思，搞他的专业，甚至十分的专，就像学校里有一个张姓老师，搞断裂力学中的一个系数K，搞了十几年，发表了数十篇论文，都是讲K系数的。至于那个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一辈子就是搞了一个1＋1，最后只是搞到1＋2为止，那也是国际著名专家了。按照我的性格特征，肯定受不了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天天重复一个课题、一种操作，那绝对会把我逼疯的。

见异思迁，什么新鲜搞什么，什么刺激干什么，从飞机发动机，到船舶动力，到核电站，到计算机，到电化教学电视编导，到自然辩证法、科技史，后来又搞系统工程，搞区域经济优化，跨度之大，令人咂舌嘡目。最后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够搞这么多的专业了。

这就是我血液里面不安稳的遗传因子在起作用。这个特征，尽管可能要吃亏，但是最后还是占了便宜。因为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发现中国的专家太多了，而杂家，也就是所谓的“通才”太少了。一般来讲，区域经济优化，专家的作用是有限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杂家。借宁波电视台一位著名节目主持人的话：储老师，天上的他知道一半，地下的他全知道。

回顾我的一生，一点也不后悔。别人一生只能接触有限的领域，有限的人生。而我，几乎人世间所有美的领域、美的东西，我都经历过，不但经历过，而且总是领先时代新潮流。哈哈，这一生，值了。所以，我的人生格言就是：“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一切美的事物，我都要去领略，去体会，去欣赏。这样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可以欣慰的说，我没有白来这个世界。”，“只有懂得欣赏人世间的美好事物，才能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CHUJIAKANG

离开林口，经牡丹江中转，连夜坐火车回到哈尔滨,真可谓“归心似箭”。一路上，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到31号楼哈军工三系（海军工程系）报到，才知道离开军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学校发生了巨大变化。69年3月，中苏军队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中苏两国在边境集结了百万军队，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69年12月，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中将，当时住北京东交民巷10号，和我大舅是邻居，后来成了我表妹的公公），召见学院当时的负责人，宣布中央军委关于军工内迁的决定。到70年3月，军工分建内迁方案确定：空军系划归三机部，并入西北工业大学，迁往西安；原子工程系划归二机部，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关专业系科合并，组建重庆工业大学，迁往重庆；海军工程系划归六机部，迁往武汉，筹建武汉船舶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风洞实验室改为三机部的风洞研究所，留哈尔滨军工原址；学院院部和电子、导弹、计算机三个系划归七机部，迁往长沙，组建长沙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一个著名的军事院校就这样被残暴地肢解了。

70年7月1日，发出第一列搬迁列车，到11月12日一共向长沙发出10列货车，550个车皮，运出物资设备25000吨，教职员工1450户。这是当时国防科委认为的“精华”。据说这些人到长沙后，挤在原长沙工程兵工程学院6万平方米的狭小校舍里，搬去的大批精密仪器设备几年开不了箱，大多发霉生锈损坏。

海军工程系是幸运的。奉命到武汉落实校舍的冯捷（原上校），发现武汉汉口原雷达学校的校址太小，其实是他和他的随从们都不喜欢武汉的气候和城市，就买舟东下，直奔南京。找到老首长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要求把学院迁到南京来。许司令表示非常欢迎，但是说你们来晚了一步，南京市区的原军事院校校舍刚刚瓜分完了，你们要来南京只能到江宁的一个部队营地，可以给船院作校舍。回到哈尔滨，领导和教职员们都不想去江宁，就拖下来了。实际上现在看来，江宁离开南京只有十几公里路程，并不太远。到后来林彪自我爆炸，船院南迁的事情就更加没人管了。
这时，海军副司令周希汉（原中将）来哈尔滨，他受总部多位军队元老的委托，和黑龙江地方党委政府协商：军工要内迁了，我们有不少学生散落在黑龙江各县市，这是国家一笔宝贵财富，希望黑龙江帮助把他们招回军工，由海军工程系接收。就这样，我们这批受过大苦大难的可怜学子，终于结束了苦难的历程，重新回到军工行列中来。


昔日无比辉煌的军工大院，现在是一片乱相，好像大观园被抄家一样。整个军工大院60万平方米的校舍，由黑龙江军区接收。这些兵哥哥们可发了大财，一笔血淋淋的国难财。稍微好一些的房子都被他们号上。化学实验室地下室里来不及搬走的放射性元素试剂给几个小兵私自打开，以为是值钱的东西偷偷藏在身上。等发现放射源丢失，寻找下来，谁也不承认。直到用测试放射性的盖卜勒计一查，仪器卜~~卜卜~~~的叫个不停，一搜身，就在内衣口袋里。据说这几位可怜的兵哥哥不久就得了放射病，白细胞急遽下降，全部不治身亡。

此时就海军工程系保留了原来属于该系的31号教学楼，57、58号楼学生宿舍，93、94、95、96、97、98号教师宿舍，以及31号楼后面的三甲、三乙实验室楼。其余校舍全都“沦陷”了。省军区二三百个干部管60万平方米的校舍也管不过来，整个军工大院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相当于“跑马占荒”，不管是原军工的教师干部，还是哈尔滨的市民，谁到军工大院占了一套房子，那就住下来没有人管。
就在到系里报到后等着分配具体单位的时候，在招待所闲着没事，我突发奇想，叫了另外一个待分配的学友张某，说我们自己去号房子找宿舍吧。然后，出小北门，到教师宿舍区一路找下去。我自然不会知道，当我突发这个奇想的时候，当我第一步走进97号楼门口的时候，当我从一楼走到三楼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我未来陪伴我一生的“另一半”的人选。又是冥冥之中那股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我的人生。
在97号楼三楼，我们看到好多空闲着的房间，都是朝北阴面的，朝南阳面的都是原三系老师住了。阴面就阴面吧，这样我住311室，张某住309室，自己的问题就自己解决了。不用麻烦系里给我们分配宿舍房子了。呵呵~~~

这是个“筒子楼”，大走廊。在军工我们叫它尉官楼，也就是一些年轻军官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相继结婚成了家属楼。筒子楼有筒子楼的优点：中午、傍晚做饭，都在走廊里支起蜂窝煤炉子，各种小道消息就在这个时候传播。那个年代，小道消息特别多，包括中央上层动向，包括大家关心的学校去向，包括后来的林彪事件等等。我们年轻教师，大多没有结婚，互相串门，走动非常频繁，消息也十分灵通。一回宿舍，隔壁的老师就来打听，有没有新的消息？

第二天，系里分配好了我们的专业。我原来学的是飞机发动机设计制造专业，就到六专业：船舶核动力装置专业，搞核潜艇的动力装置设计制造。这下，我从天上一下子掉到海里，而且是300米的深海区域。学业荒废了好几年，赶紧定下心来，复习ENGLISH，捡起高等数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水力学，还要补学舰船概论、潜艇设计、反应堆理论、核物理学、海军战略战术理论、船舶机械、船用动力装置等等一大堆课程。好在没有学生，没有教学任务，教研室里也不用天天去，到系资料室借了大本书籍回宿舍啃去，也乐在其中。

为了了解船舶动力装置的制造工艺，我们几个年轻教师主动到哈尔滨汽轮机厂总装车间实习了两个月，这下真见识了我国最大的动力设备制造厂的实力。这是50年代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属于国宝级的大型企业。当时算十分先进的仿型铣床，大型车床，动平衡测试仪，以及邻居哈尔滨电机厂的16米大型立式车床，都是见所未见的稀少设备。
邻居310室老唐是我同一教研室的，搞核物理的专家，一个憨厚的苏州人，从二系调来三系。夫人胡大夫是黑龙江省医院小儿科医生，一个热心的山东大嫂。隔天就跟我说：小储，给你介绍个对象吧。开始，我想学校要南迁，还是到武汉后再说，婉言拒绝了。后来到了71年8月份，学校已经决定就留哈尔滨利用军工原址部分校舍办学，学校不再搬迁了，想了想，也应该解决“个人问题”了（个人问题，是那个时代对婚姻家庭问题的俗称）。就答应了胡大夫，请她帮忙。

有些人对此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请人介绍，为什么自己不会去找？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和我同年或者比我小几岁的年轻人，那时几乎都下乡了，街上年轻女性几乎绝迹。而且，军工大院与世隔绝，我们和哈尔滨社会上没有什么联系。加上我们专业属于绝密专业，找对象对政治条件十分严格，要查三代，有没有地富反坏，有没有敌特分子，太复杂麻烦了。相信胡大夫介绍的肯定知根知底，政治上不会出问题。
隔了两个星期，胡大夫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说是沈阳姑娘，比我小三岁，中专毕业，父亲是沈阳日报社的编辑室主任。我看照片上的人，十分清秀，特别是她和她的兄妹的姓名，都是各取父母姓氏的一半元素组成，特浪漫。就说：就是她了。后来知道，这是胡大夫所在小儿科科主任姜涛的外甥女。自此，我和姜涛医生（后来的姜涛院长－黑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以及她的家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一”前后，对方从沈阳专程来哈尔滨，我们见了一次面，前后五天，相处下来，感觉良好。胡大夫交待我，人家远道来，你要给她买票。于是每逢上街，我就主动买汽车票、电车票，态度特好。可是等她回沈阳时，我就是不知道要给她买火车票。这个失误，后来一直给她当作把柄，动不动就敲打几下：人家专程到哈尔滨看你，连回程火车票都舍不得买，真是的。

十二月份结婚，前后加起来两个月，速战速决，这就是我的风格。结婚那天，新房里见不到一点红色，墙上挂着航空母舰、驱逐舰、巡洋舰的画，蓝色的大海成为背景主调，表示我献身祖国海洋事业的决心，给来贺喜的朋友们十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想，当初如果我安安稳稳等待学校给我分配宿舍，那就99.9％不会分配在97号楼的311房间，也就不会和胡大夫做邻居，也就不会由胡大夫做我的大媒，也就不会认识我现在的老婆。就是因为我遗传基因里藏着的那么一些不安稳因子，让我时不时的会不按牌理出牌，造就了现在的我，造就了现在的我的家庭，我的事业。

由于学校没有学生，国家停止了高校招生，什么时候恢复招生？遥遥无期。教研室考虑要找些事情做。经联系，决定到上海参加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工作（当时还没有确定核电站建在浙江秦山，所以称为728工程，和708工程、718工程并列为上海三大尖端保密工程）。于是，就在我和她结婚不到三个星期，我就坐上南下列车，奔上海开始了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次真刀真枪的专业生涯。也就是在上海的六年里，奠定了我毕生学术成就的基础。

CHUJIAKANG

指导员是个胖胖的县里干部，几次开会总要讲讲：年轻人谈恋爱我不反对，但是要注意安全。山里有狼，有土豹子，不要走得离营地太远。晚上熄灯前一定要回宿舍，显得很通情达理。这样，每天熄灯后到各个宿舍查铺点名就成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不怕万一，就怕一万。真是出了事情，没法交待。还好，一个夏天，一切平安。
入冬之后，庄稼都收割完了，干校的主要工作就是伐木。老弱病残的，就留在营地，每天到附近山上砍些树枝、灌木，作为取暖的燃料。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则编成几组，到较远的林区，正式伐木。原来干校在林业局批到一些木材指标，需要自己去砍。
那些树，都是几十年树龄的红松。有一抱粗，十几米高。我们早晨带着干粮，列队出发。到了林区，几个人一组，用两米长的大锯，两个人对着拉锯。伐木，很有技术，要看树木长向，才能确定在那里下锯，以此控制树木倒下的方向。稍有差错，大树倒下时会伤人。而且，两个组之间，要留出足够的距离，避免树倒下时砸伤另一个组的人员。树木快倒下时，我们都要大声吆喝：顺山倒~~~（就是树将向山下那个方向倒下），横山倒~~~（就是树朝山的等高线方向倒下），警告周围的闲杂人等赶紧躲闪，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最为豪放的时刻。

一棵树放到后，我们就会马上跑到树梢方向，在雪地里找崩到积雪下面的松塔，等休息时可以烤松子吃。然后，用斧子把边茬树枝打掉，把树梢锯断，就剩成材的树干。等着拖拉机上山把松木拉到山下的圆木堆场上。休息时，用松树枝燃起篝火，篝火上架一壶雪水，烧开解渴。再用树枝挑着自己带来的馒头，在火中烤。烤得焦黄，喷香。松树有油，篝火中经常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煞是好听，同时散发出松油的清香。山里有种鸟，当地人叫它做“蓝大胆”。一身漂亮的蓝色羽毛，比麻雀稍微大一点。见了人一点也不怕，会飞到你的手中，和你抢食物吃，我们也主动喂它吃馒头屑,松子仁，非常友善和谐。
伐木是典型的强体力劳动，尽管山里气温将近零下30多度，但是我们在伐木时都是只穿衬衣，最多套一件毛线背心，就这样还是满头大汗。体力消耗极大，一顿饭可以吃8两馒头，一天要吃4到5顿饭。等到太阳落山，我们也就收工,唱着歌下山归队: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伐木把营归,把营归......豪气冲天。

这样，快快乐乐到了12月份。一天，我在连队有事情没有上山。到中午时分突然拖拉机手小孙光着脚从山上跑下来，一面跑，一面叫：快，快，快去救大胡。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他喘着气，就知道说：快，快，救人。后来让他喝了点水，坐下慢慢说，才把事情说清楚。原来上山拉木材的拖拉机在倒车时撞倒了路边一颗碗口粗的小树，谁知道小树倒下来正好砸到一个姓胡的中专生脑袋上。这个中专生个子高，我们平时都叫他做“大胡”，是个人缘很好、很宽厚善良的东北汉子。大胡倒下后就起不来了，山上十多个人没有一个连队干部，都没有了主意。拖拉机司机小孙，发现自己闯了祸，慌了，心急之下，赶紧往山下跑，半路上觉得穿的大头鞋碍事，把鞋脱了，光脚跑了下来。十几里地，就是没有休息喘气。

我和连队干部搞清楚情况，马上带着干校医生（实际上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和黑龙江中医学院的毕业学生），带了药箱，上山救人。大胡闭着眼睛，脸上也没有血迹。把他戴的狗皮帽子摘下，也看不出有伤痕，把了几下脉搏，脉搏没有了，呼吸也停止了，只能用拖拉机先把人运下山来再想办法。到了营地，七手八脚把大胡抬到连队队部炕上，无关人员都在门外，室内就留下医生和干部。这些“医生”都是学校刚刚毕业的学生，没有急救经验。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赵姓女生，主动给大胡做人工呼吸，几个回合，小赵居然晕倒在大胡身上。我们还得组织力量照顾小赵。有人提出用压迫胸部的办法帮助大胡心脏恢复跳动，于是找几个力气大的男生，使劲压大胡胸脯，最后大胡嘴里喷出鲜血，不得不把抢救停下来。这时，老毛子屯林场的医生来了，看看大胡的瞳孔，已经放大，说了声准备后事吧，宣布了大胡已经死亡。

接下去，就是通知家属来干校，这里准备棺木，准备追悼会，伐木和其它一切生产活动都停了下来。第二天傍晚，他的父母、刚刚结婚不到两个月的新婚妻子，都从牡丹江市赶来，这个哭声凄惨，让干校上下内外，笼罩在无限伤感的气氛中。见不到一张笑脸，听不到一声歌声,寒风卷起烧剩的纸钱,守灵的人个个肃穆悲戗。我们按照东北民间风俗，给大胡办了十分隆重的丧事，几乎满足了大胡家属提出的一切要求。才把事态平息下来，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星期。

大胡去世后，干校里再也恢复不了原来的欢乐气氛。这时候，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兔死狐悲”。大家想想离开学校到干校已经近一年半，这种锻炼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学到的知识用上？
过了春节，中苏边境形势日趋缓和，考虑到干校的实际思想状况，县革委会做出决定，干校搬迁到县城。于是我们大队人马告别了这个令人伤感的葫芦崴子，只留下少数地方干部留守看管堆场上的木材。中间有些人被按排到生产队插队落户，因此回县城的干校学员只有几十人，先是在县城边上的县良种场，后来又搬到县城后面一座小山上面的古庙里。县里干部陆陆续续走上了工作岗位，大中专学生有的申请回原籍，有的结婚走了，人越来越少，原来的热闹现在被冷清取代，真是没有不散的宴席。把干校一年半的帐目清点了一下，发现县里拨给干校的40万元创办费所剩无几，对了一下帐，也没有贪污之类的事情发生。左思右想，才发现原来都给我们吃光了：在干校期间，每人每天交4角钱的伙食费，敞开吃饭。一天一个人能吃两三斤粮食，加上副食、调料、燃料和锅碗瓢盆，十几个月下来，不把干校吃光才怪。反正那个年代，中国大地上只算政治帐，不会去算经济帐，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过了十一，听到一些风声，说我要高升了，要重用了。我想可能自己在干校的表现还不错，是不是会按排到县里什么部门，给个什么职务。也不好去问，顺其自然吧。果然，一天，干校领导叫我到县革委会政治部去谈话。到了那里，调令、组织介绍信都放在一个领导的桌面上，调令是黑龙江省革委会开来的，报到地址是哈军工海军系。这时候，我思绪万千，普希金啊普希金，看来还是您老人家说得对：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将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真的“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将过去”，“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我终于熬出了头，我又要回到我心爱的曾经立志献身的国防事业中去了。在这里经历的风风雨雨，都将成为我最值得怀念的一切。不久，我告别了干校，告别了林口，回到了哈尔滨，回到了我熟悉的军工大院。

后来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看到里面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深有感触。一个人，经历了大苦大难，就会大彻大悟，这种苦难就是一种财富，一种资本，一种走向成功的动力。古人都懂得：“世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我想我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把游荡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这段苦难经历，转化成我一生发愤图强的动力,之后的人生道路充分印证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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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白山,指长白山;黑水,指黑龙江.白山黑水,指的就是长白山和黑龙江之间广袤的东北大地.

CHUJIAKANG

新校址在一个叫葫芦崴子的地方，和老毛子屯之间隔一座山，十多里地远，没有道路。我们先遣队的任务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先是填好村外的一个大水坑，把路加宽，可以跑拖拉机为合格。到了山边，就没有路了。我们一人一把斧子、镰刀，遇到灌木就用镰刀砍，遇到大树就用斧子砍。硬是在荆棘丛中砍出一条大路来。身上、手上全是被树枝荆棘划的伤痕。这时，我对“披荆斩棘”开始有了切身体会。

到了山那边，放目看去，好一个“葫芦崴子”。山坳坐北向南，前面是一条小溪，逶延流过。从山坳到小溪大约有100多公尺宽的平地，一户居民都没有。可以种庄稼，盖房子，养猪，放羊。二、三百人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既可以丰衣足食，又不怕苏修捣乱，真是个备战备荒的好地方。

进驻“葫芦崴子”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撘建临时住房。我们沿着山坡，用铁锹砍出一个直角，形成一个两三米宽的平台。再在平台上用树枝塑料布搭了屋顶、前墙和“床”，成为简易的居住场所，当地居民称之为“地窨子”。条件十分有限，男生女生宿舍之间只挂了一块塑料布，好在都是君子，没有发生有伤风化的事件。等到大部队都来到葫芦崴子，我们开始大规模的建房。不到一个月，四栋房子都建成了。开会庆祝干校新址落成，杀猪宰羊，上上下下大吃一顿。

接下去我们开始开荒种地，最开心的事情有两件：

一件是晚上轮流值班，东北都叫“打更（念jin）”，每班两个人。饿了就到地里挖些土豆，或者摘些青苞米，放炕洞火中烤着吃；馋了，就在小溪上筑个坝，留个口子放个筐，当地人称为“湸子”，溪中的鱼顺流而下，进了“湸子”就出不来了，到河边用手往“湸子”中一探，就可以把鱼抓上来，糊上泥巴，放炕洞里烤着吃。这个香味，无与伦比，至今还是十分想念。

另一件开心的事情是跟着干校中的那些原公社武装部长，背着钢枪，牵着猎狗，上山打猎，打狗熊，打野猪。我们拿着麻袋准备背猎物。前后十多天，我们的足迹踏遍了这崇山峻岭，到处是从来没有开发过的原始森林。一路上，松鼠会毫无警惕的在你面前跳过，各种见所未见的鸟类从你头上飞过。溪水淙淙，饿了啃干粮，渴了喝溪水。天黑了，就住到山中猎人搭的小木屋里。这个浪漫，这个豪放，别提了。

“葫芦崴子”离开小说《林海雪原》中描写的“威虎山”只有30公里远。当地流传着不少解放初围剿土匪的真实故事。什么许大马棒，什么座山雕，什么蝴蝶迷，什么杨志荣，什么少剑波，什么森林小火车，都是真人真事。不过，威虎厅没有小说中写的那么宏伟，真实的威虎厅不是山洞，而是几间茅草房。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威虎厅是在浙江的一个溶洞里拍的。尽管如此，因为亲历其境，重温《林海雪原》，感受似乎大不一样。


山中有个“老常头”，50多岁年纪，是林场护林员。独自住在深山老林里，自己撘建的小木屋，周围种些苞米、高粱、蔬菜，还养了两只凶狠的狼狗防止野兽入侵。公家每月发给他30元人民币。春天风起的时候，他到松林中捡松塔，剥了松子可以卖四角一斤，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捡几麻袋。再采集些木耳、猴头蘑之类的山珍，拿到山下集市去卖。



冬天他在周围方园十几公里的势力范围内，建了近百个“碓”。也就是用一尺高两寸粗的树干，在地上排出一个约为两米长的“走廊”，上面悬一根8寸到一尺粗两米长的大树干，一头着地，一头挂支架上，吊一根羽毛。黄鼠狼经过，以为是食物，一咬羽毛大树干掉下来，黄鼠狼想逃，左右有走廊挡着，前后又来不及退，活活被“碓”压死。老常头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去巡视一遍，总能够拿回来几只捕获的黄鼠狼，收获颇丰。我们去他那里，就看到院子里挂着十几只风干了的黄鼠狼。



还有一笔收入，就是他对方园几十里内的“人参”（野山参）分布和生长情况了如指掌，那颗人参可以采了，那颗人参要明年采，很有计划。因此，这个老常头真是个隐居山中的大富翁。他花了几百元请人在山东找了一个中年寡妇当老伴，和他住一起。我们去他那里时，他居然招待我们吃“熊掌”。可惜烧得不好，还不如苏州周庄的万氏丁蹄好吃。

有一次，猎手单独上山打猎。过了两天来电话了，说是打到几只野猪，要我们去几个人背回来。我和另外三个学生拿起麻袋就向猎手指示的村落出发。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到了集合地点。猎手带我们上山，边走，边说：这次大丰收，打到一只母猪，四只小猪。为了怕被山上的野兽吃掉，埋在一个土坑里。
等到走到山上，扒开土坑，野猪没有了，只剩一堆枯枝和树叶。我们问猎手，会不会给路过的其它猎手或者村民起走了？猎手说：不会，山里民风淳朴，约定俗成，如果你打死野猪时正好被别人遇到，没有话说，一家一半，对半分。如果他路过时你已经把野猪打死了，即使猎人不在猎物旁边，他们也不会不劳而获的。

那么野猪哪里去了呢？我们围着土坑周围寻找。猎手发现了土坑周围的雪地上有零乱的狗熊脚印，于是放出猎犬，让猎犬去找。果不然，在将近80米开外，发现了一个新的土包，扒开土包一看，猎物正好都埋在里面。只是其中一只小野猪的腿明显给狗熊吃掉了。原来猎物埋在土坑里，乘猎手下山打电话找人时，一只狗熊路过这里，它就不管什么民风不民风了。饱餐一顿后，还不甘心。把剩下的野猪统统转移到附近，再挖一个坑埋起来，以后慢慢吃。呵呵，如果不是亲自经历，我们怎么也不相信笨笨的狗熊这么有心眼。

把野猪背到干校营地，只听到一片欢呼声，食堂天天烧野猪肉改善生活。野猪全身都是瘦肉，和家猪肉相比，肉质有点老，但是还是很香。足足吃了一个多星期，猎手几乎成了人人喜爱的英雄。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还经常组织学员到山坡上、树林里采黄花菜、蘑菇、木耳，和野猪肉一起炖，味道十分鲜美。

安顿下来之后，干校秩序步入正轨。按时起床，按时熄灯。连长负责按排生产，指导员负责政治学习。当时我担任了连队文书，学习时由我带着大家读报纸，学社论。空闲时间也逐渐多起来，男女青年之间难免产生种种情愫。大中专学生之间，学生和知识青年之间，开始出现一对一对的情侣。这里也真是谈恋爱的绝妙场所，小溪旁的柳树丛旁，房后的小山坡上，青山绿水，天高云淡，花前月下，几乎成了这群背时的年轻人的伊甸乐园。后山上有一片桦树林，桦树皮扒下来可以当纸，用钢笔写字十分顺溜。不少人用刚刚亲手采集的桦树皮,压平整后,写情书给异性朋友，非常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