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ce

呵呵

上将

应该让师兄们都来看看~

wmy7018

续写的很多，不错。

遥远的可可西里

厚重的历史

上将

看了之后非常激动，是一个专业的开山鼻祖，遗憾的是我没有与这位前辈交流的机会...

CHUJIAKANG

【代结束语】

在我的一生中，多次濒临绝境，几乎一死：

3岁时候过春节，老爸一高兴推出自行车，带着我哼着歌就往小镇外面的乡间小路上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春色喜人。过一石桥，大约两尺宽，呈八字形拱起。老爸的自行车技术太不敢恭维了，上桥时稍稍有点紧张，车把一转，连车带着这对倒霉的父子俩一起跌到桥下小河中。幸亏路上行人不断，七手八脚把我们救起来，送回家。从此，我大约有七八年不敢坐自行车二等坐。如果下面的小河深一点，如果路上没有行人来救我们，如果自行车把我爸压住了，那么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写这篇文字了。这是一死。

读高二时，组织了学生业余摄影兴趣小组，我担任组长。并且聘请学校化学老师吴（女）、孙（男）和黄（女）做顾问。找了一间空房当暗室，用来冲洗胶卷和相片。隆冬腊月，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暗房中洗照片，暗暗的红灯下感到特别温馨。在用照片烘干机时突然被电一击【后来查实是烘干机漏电】，倒在地上，无意之中右手把烘干机电源线扯断了，这才大难不死，虚惊一场。如果我倒下去时不是这个方向，电源线没有给我的右手无意中扯断，那么结果可想而知了。这是二死。


大学二年级，开运动会，我在田赛场地效苦力。手榴弹应该是助跑后往前扔，这是基本常识。所以工作人员就在运动员左右两侧或者后方，肯定是安全的。然而往往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250号运动员助跑后真是"二百五"，手榴弹脱手后向右侧飞去，在离我脑袋不到5公分的地方越过。假如稍微偏一点点，本人可能就成为革命烈士，供少先队小朋友们瞻仰去了。这是三死。


66年文化大革命，我们在H省串连。省委给我们一辆华沙面包车当宣传车用，装了50瓦高音喇叭，半导体扩音器（就是功放），天天带着几个中学生在省会城市大街小巷宣读M语录，美其名为宣传M思想。每天坐在驾驶员副手座上看司机同志开车，觉得操作并不复杂。一天，车从车库出来时间还早，司机到楼上等候。我先上车，看车钥匙在钥匙眼里挂着，于是乎坐到司机座上开了钥匙，踩了油门，车是发动起来了，可是就是不走，正急死人。这时，司机已经听到动静，赶紧下来制止。离合器那里已经冒烟了。原来手刹车没有拉起来。万幸万幸，如果不是这样，车子真的被我发动起来，按照我的驾车技术（等于零），前面一百多个看大字报的老师学生可能就会血肉模糊，尸横遍野了。而我的下场一定比宝马车主还要惨壹佰倍。这是四死。

69年在东北某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冬天上山伐木。一天早晨苞米糊稀粥特好喝，多喝了一大碗。到山上伐木时，尿急，到边上树林中撒尿。正撒着，后面出事了。拖木材的拖拉机倒车，不小心撞倒了一颗枯木，枯木砸在一个大学生的头上。等我走过去看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而枯树倒下的地方，正是我刚才站立的地方。如果不是早晨那碗稀粥，如果不是刚才那泡尿，我岂不也要光荣了？这是五死。

72年在S市参加某国家重点工程设计。一天和同事说好一起到图书馆查资料。两人刚关上办公室门准备下楼，突然听到房间里电话铃响。我说我来接电话，你先下去。接了电话，莫名其妙，是拨错号的误接到我们办公室了。骂了一句TMD，急急下楼出单位大门，发现围着一大帮人，车祸。一辆卡车违规行驶，把我的同事脑袋压扁了。至今想来还后怕，如果没有那个打错的电话，岂不就是我和那个同事一起命赴黄泉，做个冤死鬼。这个救命恩人看来肯定找不到了。这是六死。

78年在东北某海滨，带学生在船厂实习。星期天，天气很好，我们几个带队老师商量一起爬山。离开驻地大约一公里左右处，有一个高200～300余米的山。正面没有上山的路，山坡很陡，起码45度，有的地方有75度甚至85度，几乎成立面。年少气盛，一鼓作气往上爬。到了大约100多米高的地方，山特陡。我往下一看，一阵晕厥（大概是大脑缺氧或者供血不足），差一点点就从半山腰摔下来。幸亏旁边有一颗树，幸亏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清醒，拉住小树不松手。过了大约10来分钟，恢复正常，接着向上爬，直到山顶，从后山回单位。假如当时没有那颗树，假如我在失去清醒之前没有拉住那颗树，那么从100多米高坡度又那么陡的山上滚下来，小命真的难保啊。现在我特别想查一查那颗小树是谁栽的，救命恩人呐。这是七死。

82年带H市大学生科技协会的一批科技爱好者到DL市过科技夏令营，蓝蓝的大海对于这些怀春的少男少女来说，确实是挡不住的诱惑。我们在海滨尽情的玩，唱着"友谊天长地久"的歌。突然起风，浪高八尺【一点也不夸张，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浪】，此时还有十几个同学在离岸大约100米外的地方。作为领队，此时首先需要自己镇静，不能慌乱。我拼命向外游，争取接近他（她）们，然后向他们喊话：“稳住，不要慌张，向我靠拢”。同学们看我在前面引路，都松了一口气，跟着我全部游回岸边。等上了沙滩，我整个人全瘫倒了。在海里就是靠那一股气，一种精神支撑着。现在回想，如果在水中因为紧张脚抽筋，如果当时我的神经不是那么坚强，我说不定就会被海水吞没，在当时情况下谁也救不了我。即使我不死，只要有一个同学出问题，我这个带队的也吃不了，兜着走。这是八死。

去年夏天，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上网。单位收发送来当天报纸。于是我把皮转椅转了个90度，从办公桌右侧的电脑台转到办公桌上，开始看报。刚把身体转过来，顶棚一块石膏板轰然掉下来。正好从我肩膀旁擦过，把皮转椅砸了一个窟窿。原来顶棚装修时施工偷工减料，固定铝结构横梁的铁丝很短，就那么对付事儿的绕了两下。时间长了，自然脱扣，经不住石膏板的重量。事后正有点后怕，如果收发送报纸晚了那么5分钟、10分钟，我还在电脑前查阅资料。石膏板正好砸我脑门芯，不给砸死，也得砸个脑震荡，成为傻子。乖乖龙地冬，真是九死一生啊～～


俗话说：猫有九条命。即使是猫，经过八死也只剩下一条命。我不是属猫，我属狗，狗有几条命？已经九死了，还能够应付几次劫难

CHUJIAKANG

在哈尔滨24年，周围不乏一些有趣的人物，包括我的同学、同事。

S君，天津人，我大学同班同学。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就是说天津人的嘴特别能说。上大学时，我们都发现S君在谈到中央和军队、地方一些领导人时，可以毫不费力的说出某某某原来是第几野战军的，担任过什么职务，某某又是那个根据地的，长征时在那个方面军，惹得我们羡慕不已。后来他告诉我们，原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学校离家远，中午在学校吃过午饭没有事情做，就到报亭买一摞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国家大事，经济形势，花边新闻，寻人启事，卟告简历，一个字不漏的都看完。特别是开全国党代会、人大政协，当选中央委员、人大常委、政协委员的简历，都象海绵吸水一样，吸进了他的大脑。加上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练就了这么一副本事，大家都愿意和他聊天。

但是人无完人，记忆力好，学习成绩也不错，就是动手能力差。譬如凳子腿掉了，保险丝烧了，他就都一筹莫展。80年代学校公派去美国留学深造，回来时带了不少家电，电视机，录像机，冰箱，录音机……。回哈尔滨开箱通电调试，试一台，烧一台。赶紧把我们找去，问怎么一回事？看铭牌，看说明书，额定电压110V。美国电网电压大多是110伏，回国后接上220V的电源，你说能不烧吗？后来配了一个调压器，把220V的电压降到110V，他越洋带回来的这些宝贝才能够派上用途。

Z君，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留日回来的教授，蚕桑专家。Z君性格颇怪，很少和人交往。我们都在学习MZD著作、老三篇，他却在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指导员也无法批评他，因为在读马恩列斯原著。平时很少加入我们的聊天队伍，独来独往。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在宿舍议论形势，桌子上放了一份报纸，报纸上有副统帅的照片。他老兄突然冒出一句：“现在喊万岁，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挖祖坟？”那个年代，副统帅权势炙人，说这样的话可是大逆不道。果然，到毕业分配时，有人把他这句话揭发出来了。于是推迟分配，交待问题。吃了一些小小的苦头。

后来当了老师，一改原来正统、孤僻的性格，变得十分活跃。交了许多漂亮**作朋友，其中包括L总长的女儿，也包括原空军工程系的系花。75年老人家号召野营拉练（就是组织行军锻炼）中，把工农兵学员中最惹人注目的某军政委的女儿“划拉”（东北话：勾搭上的意思）到手，后来居然成了他的第一任夫人。那个女孩子身高170公分，比他高出几乎10公分，性格开朗活跃，交际极广，从哪一方面看两人都不太般配，惹得很多同龄人都愤愤不平。

最出乎意料的是，调到南方工作后，两人离异，同时保持着正常的朋友关系，时而有来往。不久又找了个新夫人，比他小十几岁，兄妹都是经销钢材的民营企业家。再见到Z君，判若两人：衣冠楚楚，一身名牌。居然在商言商，生意场上跌打滚爬，俨然在商海中悠然自得。

W君，上海人，工程师，上海船校50年代毕业。在教研室里号称“大迷糊”。他的夫人当时仍在上海工作，一年一次探亲假。W君高高兴兴回上海和家人团聚。那时哈尔滨供应困难，去上海回哈尔滨总要大包小包带许多食品：大米、咸肉、糖果、蜜饯、年糕、香油、火腿……。包括给同事捎带的，一次有十几、二十个旅行袋。我们的办法是，这边找铁路熟人从工作人员出口进站，提前把超重行李送上车厢，那边凡是有捎带行李的老师都到哈尔滨火车站月台接站。

W君和夫人好不容易搞定，20多个旅行袋都拿到卧铺车厢，占了一长排行李架。坐下擦汗休息，看从正规检票口进站的旅客匆匆忙忙在月台上奔跑。谁知道等旅客上车厢，有人告诉他这个卧铺是来人的，叫他让开。于是一场争吵，等把自己的车票拿出证明，被对方抓住死穴：W君的车票是5车厢的，这里是6车厢。无奈，夫妻两人只能慢慢把20多个旅行袋，一个接一个移到5车厢。等忙完，火车已经快到南京了。

夫人随W君一起到哈尔滨休假。假期结束，W为她买了返回上海的车票。到送站那天，到了车上，夫人接受上次教训，让他检查一下车票是否有误。W君振振有辞，绝对错不了。看看，3车厢6号下铺，没有错。挥泪相别，苦等鸿雁传书。等接到夫人来信，信中劈头劈脑把W君骂一顿。原来车厢号倒是没有错，当时乘车日期错了，9日的车票，他8日就送夫人上车了。等持8日3车厢6号上铺的旅客上车，可怜的夫人失去了她的卧铺席位。一直站到沈阳，车厢列车员才给找到新的席位。

就这么一个“迷糊”，工作能力组织能力极强。文化大革命中是一派的头，文革结束后又担任了学院的总务处长。几千人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井井有条，就是自己家中那些事情，总是要出差错。

C君，在教研室中号称“二迷糊”，也是上海船校毕业，工程师。此人聪明无比，本人学的船舶机械，对电子无师自通。70年代，教研室同事有台黑白电视，出了毛病，拿来找他修理。C君找来无线电杂志，看了两个晚上。然后就判断这台电视机在视频放大部分的线路上，有只电容器击穿了。打开电视机一看，果然如此。
至于作曲、指挥，都是自学成材。文革前，赫鲁晓夫下台，赵朴初老先生写了一首讽刺诗：《某公三哭》，讽刺赫鲁晓夫。不到一个星期，他就为诗谱曲，同时制作幻灯片，在学院俱乐部放映电影前播出，引起全校轰动。文革中，他借用歌剧《江姐》中叛徒甫志高的一首曲子，填上词，改编为讽刺对立面劝降我们的新歌，在校园中广为流传。
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生活中经常犯极其低级的错误。譬如有一天骑自行车从宿舍到校医院看病。把车在校医院自行车棚里停好，锁上。进医院门诊，开处方，拿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待走出医院，想起要到南岗秋林公司买点红肠、面包。于是走到4路无轨电车站，跳上电车直奔南岗。等买好东西再坐电车回校，下车就直接走回宿舍。晚上睡到半夜，突然想起自行车不见了。穿衣起床，打着手电筒，在宿舍车棚、教学楼车棚到处寻找，就是找不到。那个年代，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称为“三大件”。买一辆自行车，要花一年多的积蓄，而且还要凭票供应，心疼已极，躺床上闷闷不乐。……，突然想起昨天去医院看病，会不会把自行车放那里了？一个鲤鱼打滚，起床穿衣，直奔校医院，哈哈，自行车乖乖的在停车棚里站着。同宿舍的老师第二天就把这个乌龙事件传遍了校园内。
再如，70年代学校里流行打家具，几乎所有老师都买了木材，等干燥后开工。C君也买了不少板材，什么红松，水曲柳的。无聊的时候就用坐标纸设计家具，今天设计一个写字台，明天设计一个五斗橱，过两天又设计一个被柜。每次设计完成，就用铅笔在木板上面画线。一天，也是心血来潮，突然想开工了。拿起锯，按着画的线锯下去。等到锯完，才发现锯出来的木板，长长短短，根本不能用。大呼“见鬼了，见鬼了”。问同宿舍的老师：你是不是看我刚才在木板上画线？怎么按照线条锯出这样的鬼东西？等同事起来一看，哑然失笑：每块木板上，前前后后画了不知道多少铅笔线条，这根线是写字台的，旁边那根线是五斗橱的，这样锯出来的木板能长短一致吗？
L君，50年代大连海校毕业，在70年代的教研室讲师里也算个元老级人物。其父与周总理是南开中学同学，私交甚好。L君年轻时随父亲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中去作客过几次，叫总理为周伯伯。L君风流倜傥，手举投足，十足洋派，十分潇洒。英语刮刮叫，一不小心，ENGLISH就脱口而出，而且绝对是标准的牛津音。
L君多才多艺，黑管、双簧管，都吹得很好。也会打棒球、网球。学院歌咏比赛，他是海军系方队的指挥，一招一式，非常专业，堪比小泽征尔。70年代初，我们一起在上海参加秦山核电站设计，一天就我和他在宿舍里，听收音机。换台时突然听到一个台在播音乐，马上兴奋起来，示意我安静，轻轻说：英雄交响曲，贝多芬的。我那时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但是从心底里佩服他。在那个年代，这些洋玩意儿和部队院校里的革命气氛格格不入。因此，历次运动他总是受批判对象。罪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洋媚外。
80年代，学院任命他担任院图书馆馆长。这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不到半年，学院图书馆被他整顿得有条不紊。服务也上了一个新台阶，深得广大师生员工赞扬。
Y君，南京人，1.80的大高个。其父是南京师范学院的副教授，与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私谊，他考到哈军工就是华罗庚推荐的。因此在班上未免流露出舍我其谁的优越感。
Y君学习的用功程度，在班上确实无人可比。第一学期考试四门课程，他是我班唯一获得全优的学员。文化大革命中期，他是我校炮轰派的领导人之一。在南京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联络站当过头，参加了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解决江苏问题的两派谈判。到船舶学院后最早从飞机发动机专业改行搞计算机的，并且到英国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就留在四机部（就是后来的电子工业部）406研究所（就是率先把微软的DOS操作系统汉化推出CCDOS的那个所），担任了我国32位微型计算机小组的组长（也许是副组长）。
89年初，受406所派遣，到美国参加一个合作项目。不久64事件发生，美国政府允许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无限期滞留美国，后来又都拿到了绿卡，取了一个”埃德加”的洋名。90年代，知道他在一个不小的IT企业中担任部门经理，算混得不错了。但是，新世纪初，美国IT产业不景气，公司裁员，首先拿亚裔员工开刀。用大陆时行的话来说，就是“下岗”了。于是和他夫人一起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专门搞系统集成。利用国内406所同事的人脉，由他们在国内帮他拉项目，他负责在美国采购设备，开发软件，典型的“内外勾结”。
所谓“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在我们生活、工作的周围，总有一批形形色色的优秀人物，就看你能不能去发现他们，并且平等的和他们交往。我年轻时，年少气盛，总是感到周围的任何人都不如自己。因此在中学的品行评语，好几次出现“骄傲不能团结人”的字样。随着阅历的增加，开始注意他人的优点和长处，学会和不同的人共事相处。出现这个转折，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多看看别人的长处，多看看自己的短处，你就能够每天从你周围的人身上，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包括知识，包括为人。

CHUJIAKANG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神州大地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招兵、招生、提干，都要考虑阶级出身。即使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都要从防止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记得当时有个电影叫《千万不要忘记》，写的是电机厂一个年轻人，星期天总是到松花江打野鸭子，还买了一件148元的呢子大衣。被长期生活在农村、艰苦奋斗一辈子的爷爷看到，狠狠批评了一通。看这个电影是被当作政治任务，每人必看，看后还要组织谈感想的。
我们进了军工，院领导认为我们都是百里挑一，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所以，一开始环境还比较宽松。但是，到了1965年寒假之后，情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开学，学院就组织在全校师生中开展“小四清”运动，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绷得紧紧的。
1965年春天的小四清，是在老人家亲自发话，通过他在学院学习的侄子给学院领导布置的。大家也不知道在如此单纯的学员中怎样搞运动，清理些什么问题？挖潜伏的特务？查贪污受贿？谁也不知道重点在哪里。于是先是试点，找到学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革命化问题，要肃清青年学生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习俗，才能彻底走上革命化的道路。后来就全面铺开，终于走上了上面希望的轨道。
运动开展后，系里，院里，都有下来蹲点帮助我们搞运动的干部。到我们班里的是院政治部的一个少校，姓乔，后来熟悉了，我们就叫他做“乔老爷”。随着运动是深入，领导发现：阶级斗争，真是“无处不在”，确实“触目惊心”：
有隐藏极深的国民党少将，其实是个爱国的留德归来的军工专家，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国民党军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军工筹建时被陈赓院长当作专家引进的。这次被作为国民党特务被揪了出来，运动后被安排到技术部仓库当了一名保管员。还有大右派陈沂，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的著名才子。当右派后发配北大荒军垦农场。被陈赓院长要来，运动中也难逃厄运。
有技术部一个上校，接连利用职权，奸污了4个手下的女兵，属于道德败坏分子，开除军籍、党籍。有一个教研室年轻教员，把手YIN后沾满JIN液的手纸放到同教研室女老师抽屉里，进行S_E_X骚扰的。有学员专门偷女生游泳衣的。还有一个系揭发出来，有个学员什么都偷，空墨水瓶、钢笔帽、半截铅笔、橡皮……，拉开他的内务柜抽屉，简直像个破烂王的仓库。其实这也是一种精神性疾病，可以通过心理治疗使他恢复正常的。
从我们班揭发的材料来看：班里的体育委员，爱好体操运动，不喜欢穿军绿色的解放鞋，喜欢穿白运动鞋。而且洗白运动鞋时为了保持鞋的纯白，还用白粉笔涂在鞋帮上。因为刚刚放映的反映阶级斗争的影片《箭杆河边》，里面一个作风不好的坏分子外号就叫“小白鞋”，足以证明穿小白鞋的都不是好东西。大家批判时就用《箭杆河边》电影作为例子，说明穿小白鞋的危害性。直到他痛哭流涕，决心痛改前非，大家才让他过关。
有用香皂在盥洗间里面洗手绢的（贫下中农哪里有钱买香皂洗手绢？）有不遵守学校“两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规定，继续偷偷和中学时代女朋友通信的。甚至还有人来军工后仍然和苏联女孩保持通信联系的，这个人毕业分配就收到了影响，至今还在一所地方大专教书。
有的同学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待了，冥思苦想，终于发言交待小时候偷看家人洗澡的丑事，有的交待了自己有手YIN的恶习。几年后，在当了老师，教研室里同事聊起这段历史，都说不堪回首。记得有个核物理专家老李说：当时每个人都要交待，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亮到光天化日之下，个人的隐私权一点也没有了，极大伤害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真是斯文扫地。
后遗症最大的是领导动员大家互相揭发，并且作为考验每个人的试金石。这下把平时宿舍里面开玩笑的话，都掐头去尾拿出来批判。运动过后，宿舍里面谁也不开玩笑了，到头便睡，死气沉沉。
我们班里最大的问题是南方人抱团问题。我们班级28个学员，有8个是上海人，2个苏州人，2个杭州人，一个无锡人，一个南京人，占了全班总人数的一半。这些南方人在一起，也不管北方同学在不在场，总是叽里咕噜讲“鸟语”，北方同学听不懂，离开也不好，不离开也不好。偶尔南方人轰然一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笑话自己，恨极。
这次可好，乘着搞运动，北方同学名正言顺的联合起来，上纲上线，批判南方同学不搞五湖四海，搞地方主义、小集团，堕落下去就是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发言到了后来，几乎成了控诉，声嘶力竭，义愤填膺。
学员队和系里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班运动重点中的重点。南方学员人人表态，表示出一副悲恸欲绝的样子。谈认识，挖根源，找整改措施。最后，指导员带着我们开了一个会，会上南方学员一致表示，今后要和北方学员搞好团结，在学院里面所有场合一定讲普通话，绝对不讲“鸟语”。总算过关。这样，居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我的普通话在这之后几年里突飞猛进的有了进步，为我以后工作后进入政界奠定了一个演讲能力的基础。
两个星期停课搞运动，结束时，人人痛哭流涕，感谢党挽救了我们，决心一心跟着党，狠批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跨出了“革命化”的关键一步。
运动结束，班里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有近一半学员写了入党申请书，有两人（原班长和团支书）被发展为党员。这些都作为运动的成绩写到了学员队和系里的运动总结材料中，层层上报。学员内部报刊《工学报》，连续刊登了各系运动后的新气象、新风貌。真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
回过头来想想，真的很可笑。我们抓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抓的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搞得人人谨小慎微的，唯恐越雷池一步。同学之间再也不会说知心话了，原来有记日记习惯的朋友，也从此封笔不写了，因为一旦白纸黑字，被人看到，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上线，政治生命立即完蛋。

CHUJIAKANG

1983年，学院成立了以院长邓三瑞教授为首的系统工程研究室，从各系抽调一些老师参加研究室工作，我有幸能够成为研究室第一批成员。

从北京传来消息，国务院总理召集一批著名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由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引出，讨论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不久，黑龙江也层层召开座谈会、研讨会，组织讲座。据说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事前翻译了一批相关资料，编印成册，居然成为抢手货，供不应求，扎扎实实发了一笔小财。

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大力普及微计算机，省科协决定以船院和哈工大计算机系为骨干，成立“黑龙江微计算机学会”，学会成立时把我选为理事。第一次理事会，商量怎样开展工作，七嘴八舌，众说纷纭。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学会活动需要经费，这是头等大事。于是一致决定成立“黑龙江省微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隶属于省微计算机学会，从事微计算机技术应用开发和组织微计算机货源供应。
人生许多事情，要来的就一定来，你想躲还真的躲不了。理事会上，推举了计算机系的殷老师为公司总经理，把我也推举为副总经理，同时当选副总经理的有省计算所的老金（副总工程师），省科协的老王（普及部副部长）和哈尔滨市经委（技术处副处长）的老李。呵呵，一个公司七、八个人，五个总经理。难怪老百姓要说，街上一块招牌砸下来，伤了四个人，其中三个是公司老总，剩下一个一定是处长、科长。
第一次经理办公会议，先确定公司开办地点，项目计划，人员，工作人员待遇等等。省计算所慷慨提供了公司办公用房，位置在香坊区的省计算所一楼，大约有60多平方米。省科协老王负责跑营业执照、银行帐号等手续，市经委的老李负责在哈尔滨市一些企业落实第一批客户，我负责微计算机开发相关技术问题，殷总经理抓全面。同时从省计算所借调了一名会计，借了一些办公桌椅，公司就算开张起来了。

有几次经理办公会在我家开，我老婆在另一个房间听我们讨论，等他们走了，笑着和我说：储经理，象回事的哦，我怎么觉得好像小孩过家家似的。呵呵，我说怎么像过家家？我们正儿八经在干大事呢。

当时IBM公司的PC机（PERSONAL COMPUTER，也就是台式个人计算机）还没有问世，市场上主要是美国苹果公司的APPLE II。6800CPU，64K内存，5英寸软盘驱动器，没有硬盘，配有6800汇编语言、BASIC语言。连406所的CCDOS中文操作系统都还没有开发出来，中文输入采用的是台湾的苍吉编码，一分钟最多能够输入十来个汉字。就是这样，APPLE II 比国产大型计算机TQ-16的性能还是要优越得多。

从学院到省计算所坐3路公交车，大约需要40分钟。我每个星期去3到4个下午。联系好货源和用户，我就忙起来了。计算机运来都是散件，一台一台都由我来组装，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DIY。但是没有象现在DIY一台计算机那么有很多选择余地，所有的部件只有一种规格。只要把32个2KB的内存IC插到主板上，在扩展槽里插上显示卡、打印卡、软盘驱动卡，把显示器、键盘和计算机连上，就可以把一台计算机调试出来了。但是一批货几十台计算机，工作量还是不小。

对外开放，引进了一些西方的企业理念。一次办公会上，一致通过公司要统一着装，经理每人做一套西服。市经委老李自告奋勇，说认识道里的一家裁缝铺，由他去采购衣料、联系加工。大家都很忙，既然老李有这个积极性就让他去张罗吧。谁知道老李打着小算盘，购买面料、敷料他一个人跑，到和裁缝铺联系时，五个经理他做了六套西服，偷偷给自己多做了一套，发票全部拿到公司报销。后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老李这个人不地道。果然，不多久老李为了争地位和我们闹翻，离开公司自己以市经委名义开了一家公司，再过两年，听说进了牢房。因此，做人一定要本分，贪婪的人最终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省科协为了扶持公司，把一笔大单子给了我们：为了帮助全省中小学开设计算机课程，省科协拨出专门经费，补助中小学购置计算机。公司接了这个单子，获得到利润基本上可以维持将近一年的日常开销，包括赞助微计算机学会的一些活动。

当了经理，各种应酬也就多了起来。不过当时的哈尔滨也没有什么太豪华的宴请，酒席上面除了冷菜拼盘之外，都是一些大路货东北菜：溜里脊，古老肉，溜肥肠，溜肝尖，椒盐排骨，弹簧菜（就是摊鸡蛋饼），木须肉（鸡蛋、肉丝炒木耳），小鸡炖蘑菇，酸菜炖粉条，苏白肉等等。硬菜就是水发鱿鱼，水发海参，红烧鲤鱼之类的。什么生猛海鲜，鱼翅燕窝，什么拿破仑、XO，都还没有流传到东北。因此，请一桌也就是五、六十元，没有腐败到那里去。

在我的提议下，省微计算机学会编了一本《微计算机大全》，厚厚的有900多页，内容包括基本原理，计算机结构，操作系统，BAISC语言，汇编语言，接口，汉字处理，单扳机原理和应用，单片机原理和应用，计算机控制等等。在当时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我在组织好编写大纲、队伍后，因为研究室工作比较忙，后期统稿、出版就没有再管了。这本书的发行给微计算机学会提供了一大笔活动经费。

老李出局之后，老金和老王开始闹矛盾了。老王是个颇有心机的人，喜欢耍小聪明。老金是朝鲜族人，直肠子，脾气暴躁，有时候天真得可爱。他瞒着我们在外面接受一家公司聘请，两面当经理，拿双份补贴。这就违反了我们一开始立下的不准在其他公司兼职的纪律。但是考虑到和省计算所的关系，只告诉他不能损害公司利益，没有和他闹僵。老王看着不顺眼，就使了一个坏招。很神秘地告诉老金，北京某公司有一批进口汽车要处理，地点在某某路某某号，找某某人，有鼻子有眼的。当时捣腾汽车可是可以赚大钱的，只要搞到货源，钱就滚滚而来。老金很想为新东家立个头功，二话没说就请假去北京。大热天，在北京找了个底朝天，某某路某某号就是没有这家某某公司。急得上火嘴直起泡，离开哈尔滨时在新东家那里拍了胸脯，回来没法交帐。等回到公司，想找老王算帐，老王早就算好老金要回哈尔滨，借口联系货源去苏州计算机厂了。我看着老金一肚子火没有地方发泄，坐在办公桌前直喘大气，也有点可怜他，觉得老王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赶紧安慰老金，劝他消消气，等老王回来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等老王十天半个月从南方回来，老金的火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只和老王说了句：你老兄坑人也不要这么损，真受不了。也就拉到了。但是隔阂已经形成，以后的合作，肯定是面和心不和的。好在老殷有我全力支持，公司日常业务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公司开了将近一年，事情来了。先是工商局成立了“双打”办公室，打击假冒伪劣，打击走私。按理我们和假冒伪劣、和走私根本不搭界的。但是为了政绩，南岗区工商局“双打”办公室还是查到我们这里来了。先是查帐，查库存，吹毛求疵找毛病。找来找去，偷税漏税和我们不相干，走私和我们不相干，假冒伪劣也不相干。最后找到了一条：我们和计算机配套的“XY绘图仪”进价和售价的差价是进价的30％，说是暴利，把公司帐本全部拿工商局，说要严厉处罚。

记得那天我在家中，老殷脸色憔悴到我家，连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让他把情况讲清楚，明白来龙去脉后，先去区工商局会会那个周科长。进了办公室，等了有半个多小时，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进来，辟头辟脑就先训一顿，要我们交待问题。我和老殷据理力争，毫不让步。最后他拿出文件点着其中一页，指给我们看：看看，规定绘图仪批零差价12％，你们是暴利。事情来得突然，我们无法反驳，就说回去研究研究再来听取处理意见。

回来后，我让在哈尔滨文化用品公司当会计的老婆把文化用品批（发）零（售）差价的相关政策文件拿来，好好研究。文件拿来后，发现文件里面讲的绘图仪是学生学三角几何和做机械制图用圆规、三角尺（规定最大批零差价为12％），而不是计算机配套的X-Y绘图仪。根本是两码事。

拿到这个文件，我和老殷到省电子局找副局长、省计算机推广办公室主任郝局长、郝主任汇报，老郝连说几句：乱弹琴，乱弹琴。给我们出了一个证明：计算机产品是高科技产品，在销售过程中有服务和技术开发，文化用品批零差价的政策在计算机销售中不适用。

考虑到工商局的年轻科长盛气凌人，不给他一些台阶可能会胡来。因此我们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通过熟人把周科长约出来，一起吃了一顿饭，送了一台电风扇。并且把省里郝主任的意见很艺术的转告给他，这是后门。另一个就是拿着申诉状和相关文件，正式到工商局和“双打”办公室约谈，走前门。就这样演了一场戏，问题全解决了。

回来我和老殷说，公司不能办下去了。政策变来变去，谁知道以后又有什么花样。接着我们就申请歇业，办好手续，把帐面上的余款都转到微计算机学会帐号上，到银行销帐。我的经理生涯也就告一段落。

谁知道事情还没有完。不久上面为纠正全民经商的不正之风下了一个文件，规定D政干部不准经商。文件到了学院，院办要求各系自查，并且根据道听途说，发了一个通报，列举了学院内D政干部经商的案例，其中就包括我和老殷在内。虽然不算处分，但是也很窝囊。我约了老殷找学院的D委钱书记，陈述这个通报严重失实：我们两个不是D员，也不是ZF官员，也不是干部，我们是非D人士，是普通教师，因此“D政干部”不准经商的政策和我们不相干，这是一。我们受黑龙江省微计算机学会委托，兴办技术咨询公司，是为了相应上面号召，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推广微计算机技术，不是经商，这是其二。要求D委单独发文，挽回影响。

钱书记听我们讲得在理，把D办主任叫来，告诉他赶紧起草个文件，向老殷和我道歉。商海风波至此才完全结束。

当了一年经理，在商海中沉浮，值得庆幸的是最后全身而退。对我来说，增加了阅历，增长了才干，也结交了一批朋友，为省微计算机学会提供了不少活动经费，也确实为推广计算机技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当经理的一年中，我看到了一些人的贪得无厌的本性，看到了政府执法部门干部的素质低下。因此，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了解了改革开放之不易。好好的干部、学者、技术人员，一进入商海，十个有九个会变坏，实际上不坏也无法赚钱。如果给我第二次机会下海，那怕是再大的诱惑，我也会避之唯恐不及。

CHUJIAKANG

游泳，是我一生中最喜爱的运动。

我在上海的家，房子后面就是一条河，名叫“三林塘江”。50、60年代，江水是很清的。夏天，大人小孩都在江里游泳。母亲怕出事，从来不准我们去学游泳。只有在岸上看看的份。所以，到哈军工之前，我始终是个旱鸭子。

进军工后，每周一次两小时的体育课。冬天是滑冰，夏天是游泳。军工的游泳池是室内温水游泳池，浅水池长25米，宽15米，有六根跑道（应该叫“泳道”吧？）。最浅的地方水深只有1米2，刚刚过肚脐，最深的地方也只有1米8左右，所以初学游泳是最合适的。深水池深4米，是个跳水池，有2米、4米和8名跳台各一个，水清见底。墙和地清一色的贴着白瓷砖，游泳池两侧还有看台。这样的设施在60年代的哈尔滨高校里，可能是条件最好的室内游泳池了。后来到宁波大学，见到包玉刚体育馆中的豪华游泳池，全部是1.8米深，初学者根本无法在游泳池中学习，简直设计者就是彻头彻尾的外行。

教我们游泳的女老师姓齐，一个十分端庄、美丽、体裁匀称的女上尉。听说在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得过金牌，从解放军体工队退役之后到哈军工任教。她把学员根据游泳水平高低分为三个组，我们这些超级菜鸟在第三组，由她亲自调教。出手果然不凡：第一堂课什么都没有教，就让我们手拉着手，在浅水池的浅水区里熟悉水性。做到见水不害怕，在浅水中能够控制自己身体，能够步行。第二堂课开始学习蛙泳的基本动作，先练习手的分解动作，再练习脚的分解动作，然后是手和脚的配合。先在岸上练习，然后到池中练习。练习脚的动作时，每人发一块泡沫塑料板，手扶着塑料板在水中收腿、翻掌、蹬脚、夹水……。齐老师就在岸上观察和纠正大家的动作。这样四个教程下来，我这个旱鸭子，超级菜鸟，居然能够用标准的姿势完成蛙泳的整套动作。后来的练习主要是练习换气，增加每一次游的距离。换气关过了，一次从10米，游到25米，逐渐可以100米。500米……，这就算合格了。

游泳课上，洋相不断。第一次上游泳课，有位农村来的同学，在更衣室冲完澡游泳裤还没有穿上，就往游泳池跑，被值班男老师撵了回来。幸亏女学员洗澡慢，游泳池里还没有人，否则洋相就闹大了。还有就是游泳池地面铺的瓷砖，很滑。老师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快跑，结果还是有位老兄摔倒得了脑振荡，后来学院专门买了橡胶垫，铺在走道上防止再发生摔倒的事故。再有就是有的女学员不注意，游泳衣带子松了，露出了咪咪，自己还不知道，还使劲在那里练习，让那些“饿狼”饱了眼福。之后，这些男生们每周就是盼望游泳课的到来，比上任何课都要兴奋，实际上这样的“好事”那能天天有？呵呵~~~

真正检阅我们游泳水平的是1964年夏天。一个日本友好团体到哈尔滨拍摄新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的纪录片，黑龙江省的外宣部门感到很难组织到社会上近千个会游泳的人，就向军工求救。学院拉出了六个学员队，基本约一千人，规定不准穿军装，一律换上老百姓的服装。好在是夏天，把录取报到时穿的衣服从箱子底下拿出来穿上，还是一个标准的老百姓。大卡车拉到松花江边防洪纪念塔，分成几个方队，按照口令，先后下水。小日本坐着汽艇，带着太阳帽，举着摄影机，跟踪拍摄。松花江在哈尔滨那里只有500多米宽，这对于我们这批经过专业训练的“兵”，就象玩一样，轻轻松松的排着整齐的队形游到了对岸太阳岛上。小日本一个劲叫“约西，约西~~~”。从此我知道了一件事情：新闻原来都是假的，我们经常在“以革命的名义”弄虚作假。

文化大革命时期，串联到武汉，住在东湖边上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简称“水院”）里面。晚饭后经常去东湖游泳，青山绿水，心旷神怡。67年夏天，还在北京横渡颐和园昆明湖。同班三个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结伴从石舫下水，游到了对面的十七孔桥--南湖岛上岸。

最激动人心的是1968年夏天，武汉高等院校为了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两周年，于6月18日举办横渡长江活动。水院的朋友问我们去不去？我最喜欢凑热闹了，这等好事，怎么能不去呢？18日那天，早早起床，乘坐水院的大交通车到了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大约有几千人，黑压压一片，按学校列队。江面上浮着巨型标语牌：“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气球、彩旗，煞是热闹。高音喇叭中广播着下水顺序，某某学校，第一梯队，某某学校，第二梯队……。我们水院方队是第二梯队。下到水中，江水冰凉，不过游起来就不觉得冷了。一会儿，下起了磅礴大雨。好在前面有巨型标语牌，游累了，可以假装去推标语牌，扶在标语牌浮筒上偷偷懒，就是脚抽筋也不怕。雨越来越大，江面上能见度很低，学生们（红卫兵们）群情激昂，边游，边呼革命口号。原定到汉口的江汉公园登陆，由于水流急，一下子把我们冲到了汉口郊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几千学生在江边农田里挨着冻。好不容易，接我们的大交通车来了，也不管是不是水院的车，大家争先恐后往车上挤，把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这可能是我毕生最浪漫的时刻：男男女女，都只穿了游泳衣裤，比全裸稍微好一些，胸贴着胸，背靠着背，肌肤相亲，却毫无邪念。从汉口郊区开到武昌桥头，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找到自己的队伍，换上衣服，回到水院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了。水院食堂为大家准备了热姜汤，午饭。到招待所，一身疲劳，一觉睡到了半夜三更。

据说1967年武汉组织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活动时，出了问题。由于岸上指挥混乱，下水时后面的队伍没有等到前面的游开，就往下走，一时失控，把先下水的不少学生压在水底下，死了好几十个学生。所以，这次接受教训，严格各学校方队的下水顺序和时间，并且用高音喇叭指挥，果然秩序井然。就是我们被冲到下游很远的地方，指挥部也能够马上派车来接我们。

后来到广州又横渡了珠江，这样中国南北三条大江我都亲自横渡了。这无疑是一种吹牛的资本，只要有人问我会不会游泳，我就回答他（她）松花江、长江、珠江我都横渡过，怎么样？无比自豪。特别可以引起初涉世的DD、MM们的羡慕和崇敬。

最惊心动魄的是1971年夏天，我和教研室其它几个65级留校的年轻老师到哈尔滨汽轮机厂实习，由我带队。一天下班早，大家商量到松花江游泳。在松花江大桥桥头下水，那一段江水是松花江的支流，虽然只有100多米宽，但是水流十分遄急，又突然起了大风，大浪一个接一个扑来。有个姓饶的老师，游到江中间时突然变色，大叫不行了，不行了。我们赶紧游到他身边，问他什么事情？是不是抽筋了？他说不是。只见他惨白着脸，语无伦次的说：浪，来了，浪，浪，又来了。我们哭笑不得，安慰他：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们一起游，很快就过去了。谁知道这个脓包，就是游不动了，眼看他似乎快要沉下去了，马上两个人架住他，一面告诉他快到了，一面招呼江面上的救生船。快到岸边时，救生船也到了。连拽带拉，把他拖到了江心岛的沙滩上。危机过去，我也瘫软在沙滩上了。要是真的出事，死了一个人，我是带队的，自作主张带他们来游泳，责任难逃。

多次在大连、青岛、北戴河、北海银滩开会或者度假，在海边游泳，虽然海水蓝蓝的，景色宜人。但是总是游不起来，因为海浪一浪接一浪的向岸边拍来，很难控制住自己游的方向，不如在江河中间游的舒服。只能插蜡烛一样，站在海水中，浪潮来了，人随浪潮跳一跳，也算泡过海水澡了。

1978年，我们把原军工的11号楼及其附属设施、体育馆、游泳馆都从军区手中收了回来。经过整修，游泳馆重新开放，我们又有了一个游泳的好去处。我夫人十分喜欢游泳，在沈阳读中学时她是运动员，得过沈阳市中学生运动会跳远第三名。又是体操运动员，自由体操、平衡木、高低杠，样样都会。我们每周周末都一起去游泳馆游泳。等到我被选为哈尔滨市科协副主席后，到体育教研室领了一张领导专场入门证，可以不用买票在星期三晚上带全家进去游泳。专场时候，游泳池里人比较少，游起来非常舒服。而且绝对不会和学生们在一起游，也不会有游泳池“色狼”的捣乱。还可以和院系领导及其夫人子女交谈，培养感情。为此，我夫人特别高兴，似乎已经跻身到了领导夫人的行列之中。女人的虚荣心一旦得到满足，对于做丈夫的绝对是件大好事，天天给我好脸色看，呵呵~~~

来宁波后，四星、五星级宾馆接二连三盖了起来，都有豪华、高级的室内温水游泳池。去游了几次，就是找不到在松花江、长江里游泳的那种感觉。就像现在我在吃着山珍海味的时候，经常想念过去吃的烤青苞米、煮大馇子粥一样，在我游泳于豪华游泳池里时，怀念的仍然是当时的松花江、长江，留恋着当时的“少年意气”、“雄姿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