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y1982

终于在欧洲出现了革命性的思想，想制造出自己会进行计算的机器。所谓计算即指加、减、乘、除四则，当然一开头只解决的是加法运算，这是利用齿轮系统解决的，大数学家Blaise Pascal （1623—1662）就从事过设计机算机的工作。大数学家高斯（Gauss）也参加过，他受了Pascal的影响还考虑了自动机（automata）的事。因为计算机也同时是一种自动机。

我们在此不想多谈史实，我们在此仅仅想指出、设计、制造计算机，作为工学的一个分支，在西学中所起的作用，有何特点。首先是思想上的创新来自问题；能否制造出一个加法器来代替人？（古老的算盘虽不能自动计算，但仍有一点自动计算机萌芽，例如1+2=3，即可由输入“1”与“2”而自动得出结果“3”。但对较复杂的计算，则要依靠口诀。）进一步是能否使计算完全自动化？能否计算更复杂的问题，如解微分方程？究竟什么是计算？什么是计算机？

1936年英国人A.M.Turing的论文《理论计算机》为现代计算机打下了理论基础，走在实践前十年，其后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得以实现。

当然，实际应用也是促使计算机发展的动力，即所谓“需求牵引”，为商业，如军事上的弹道计算，破译密码等。工学当然要有实际应用，也要有理论引导。从算盘一事，我们要深入地了解、学习西学的精神实质。如今计算机几乎无处不在（又是ubiquity!）与自动机、通讯网络、人工智能及社会学、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它们原本是相关的。

文理融通———通识

听说四川乐山第一中学校门上有幅对联：教崇德智体思接千载，学通天地人文贯中西。（我孤陋寡闻，不知何时何人所作。郭沫若本是此校毕业生，不知是否他作的）我一向不赞成中学阶段就分为文科与理科。乐山中学的对联志向很高远，应当如此。近来，大学中也多有倡文理相通的议论。这很难，但很值得探索。我主张大学是要学专业的，反对无专业之“通才”。但学生除业有专攻之外，还应有“通识”。大学的通识要接中学通识之接力棒，继续下去。

“文”泛指人文、社会、哲学、艺术等等，“理”则泛指自然科学，数学与工程、技术。“文理相融”谈得不少了，至今在学界（且不谈学校）融了哪些？

有人说天下之理虽多，但大致上可分为广义的物理、事理与情理。“文”多指事理与情理，“理”则多指物理。何谓“融通”？也有不同看法。把研究物理之科学方法拓展至事理与情理领域似乎是二次大战后的主要趋势。如经济的数学模型、运筹学、系统工程把控制论信息论用于社会、灾变说、协同论（syner?鄄getics）等等。人和动物之喜怒哀乐、情也，但要找出其分子生物学之基础……至于电视技术发展而电视剧大量摄制之现象，恐怕不能算技术与艺术之融通。（你看再多的电视剧你也不能因之而明白电视的音、像等是如何传播的。这是两门学问。）我以为西学的特点之一是一直致力于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通。1601年，传教士利马窦来华以二只自鸣钟进贡，颇得皇帝的欢心。中国工匠仿制西洋钟表的成绩也很好，但恐不能视为学了什么“西学”。中国工匠止于技艺而不及学理（更谈不上什么引发科技革命了）。

各民族、各种文明，讲究“利用厚生”是普遍的（道家反对机械终究是特例）。但能把技艺与学理（科学）联系起来，相互促进的，我以为只有欧洲文明这一家。欲讲“文理相融”，不可忘记这一点。

文理通或不通之一例

我想说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事关文、理。合适不合适？那另说。

中文成语“水到渠成”怎么讲？似乎中学生都知道。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是的，有。且看《辞海》对此成语的解释：水一流到就会成渠。比喻条件成熟，事情就会顺利完成。朱熹《答路德章书》：“所喻水到渠成之说，意思毕竟在渠上，未放水东流时，已先作屈曲准备了矣。”也比喻自然而然。苏轼《答秦太虑书》：“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

Candy1982

博士后不是独立的学位，但却是完全意义上的研究，这可能是培养与选拔创新性人才的主要渠道。

何谓“解释”？

“解惑”，即把不明白这疑难解释明白。

疑难之事，经高人解释、指点、使人顿开茅塞。解释必须有证据吗？必须是实证的吗？一个数学命题的证明是不是对命题的解释？福尔摩斯的破案算不算解释？如对一事有两种解释，为何判断其优等、真伪？（当然如只有一种解释，也有判断其真伪的问题）物理学中的解释与社会学中的解释有何异同？

看来“解释”之本身就需要解释，但如此则会引起逻辑上的paradox？科学活动本身多半是围绕对所研究问题的解释、取证进行的，创新往往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产生。我们现在无意研讨“解释”的科学意义与哲理问题。我在这里只想举一个实例，我认为有点趣味的实例，引自林语堂博士的《生活的艺术》。

林博士此书是用英文写的，用意在向西方人介绍、解释中国人的“生活的艺术”。林氏写道：“中国的食酒方式当中，可以赞美的部分就在声音的喧哗。在一家中国菜馆中吃饭，有时使人觉得好像置身于一次足球比赛中……一个人坐到酒席上去并不是去为了吃菜饮酒，而也需作乐。我们须一面做富有兴趣的游戏如：讲故事，说笑话，和猜谜，行令等等。”

接下来，林博士介绍一种行酒令的方法，即“射覆”。（此书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在这种酒令在大陆上似已不流行，我们不妨在此领略一下林博士的解释工夫。这本是纯中国的文字游戏，如何用英文来“解释”呢？）他写道：“最简单的酒令是射覆，其方法是选取两个字，截头弃尾，然后将剩余的部分联成一字，请对方猜截去的部分。例如Humdrum和Drumstick两字。第一字的尾部和第二字的头部都是Drum，现把这drum字节截去，的而将其余部分联起来，成为Hum-stick字，请对方去猜这截去的字节。又如Acorn和Cornstarch两字，将corn截去，联成A—starch,请对方去猜这截去的字节。照正式的猜法，猜者不许直接说出所猜的字节，而应另外加上一个头尾，成为两个不同的字，然后说出来。例如射第二个覆时，射者应在corn这个字节的前后都加上另外一个字节如popcorn和corner，而举出答案为pop-er这样的答案，行此令者固然一听而能了然其是否射着，但边坐的人则仍然可以茫然不解。有时答案虽不是和出令者心中的字眼相符，但如其确较为帖切，则出令者也须认为射着。行此令时，两方可以同时出令请对方去射。这种射有时极简单，有时极深奥。如A—ound所截去之字节为pron。正于如cam-ephant，则一望而知截去的字节是el。如双方都是通人，即不妨用极深奥的字眼，如历史的名词、或取自莎士比亚的剧本，或培尔才的小说中的人名。”

英文中本来没有“射覆”这种文字游戏，欲使英人明白中文中的运种玩法，并不需要英人懂得中文，就能向英人解释清“射覆”是啥玩艺儿。这就是林语堂的本事。他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未见得上有多深的数学根底，但他实质上是利用了中、英两种文字在射覆游戏范围内的同构（isomorphism）关系，把事情解释清楚，而不是简单地说：英国没有对应物，无法翻译。

算盘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命运

中国有算盘，古代西洋也有。英文中叫Abacus,（据说源于古希伯来文，后传至古希腊，后传至欧洲诸国，进入现代印欧语诸语言。）西洋算盘，依牛津字典上的插图，几乎与中国算盘无异，（我怀疑字典的编纂人就用的是中国算盘的照片来图释abacus），1953年我曾在哈尔滨的商店里看见俄国人打俄式的abacus，其形制与中国算盘是有明显差别的，但珠子串在木条上，按十进位计数则是一样的。

中国的算盘，形式多样，小的很微小，大的可长达数米。形制有方有圆。材料则有木、竹、铜、金、牙、骨等，现代的则多用塑料。博物馆里有，画册上也不少。历史很长。可以说，中国人自筹算演进到珠算之后就停顿不再前进了。算盘样式虽多，材质各异，但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即用人力，心念口诀，拨动珠子记数。换言之，在这点上，数千年来不思改进，也没有问题，满足于已有成果，现在还在用嘛！当然亦无所创新。算盘是数值（digital）计算机的老祖宗，但只是人进行计算的辅助工具。人用口诀在算盘上计算能省些力是真的。可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抛弃掉口诀而让算盘自己计算。

Candy1982

现代的教育制度会不会埋没人才？我没有资格作有根有据的回答。我只是倾向于认为对于确有创造力的人，按现在的研究生制度，恐怕不会埋没。

　　我国研究生学位制度建立不久，前些年又接受李政道的建议，学习美国的博士后流动站制度，我以为都是好的。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博士后，邓问为什么，李回答因为……所以，如此这般。邓听后说：很好，照办。我把李的要点列表表示如图所示。

　　博士后不是独立的学位，但却是完全意义上的研究，这可能是培养与选拔创新性人才的主要渠道。

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中西教学方式的差别早为人们注意到，中式教学，要学生背诵名篇，摹仿的的确多些；而西式教学则较重启发，鼓励学生发表独立见解。严复的评语“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大体上也反映在教学方式中。

杨振宁认为西式教学方式对于天资好的学生较为合适，而中式教学方式对于秉赋平庸的学生较为合适，应当因材施教。重启发，引导学生想象，鼓励奇思妙想、猜想乃至狂想，对于天资高的学生，不妨天马行空，可能有效（也不一定）；对于资质平平者，还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更为实际。

对于两类学生都要有好基础。否则，对前一类学生是乱想、空想，结果一事无成；对后一类学生也是大事不能做，小事做不好。

世人之秉赋不一。事实上，天资高的人不多，还是中人居多。所以，按杨氏的想法，中式教学还是着眼于多数。我们也不必为中式教学的缺点而过分自责。但对研究型大学来讲，则必须学习西方。

我听说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M. Planck）开始学物理时（十九世纪末），有的教师跟他说，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剩下的只是一些零碎的修饰工作，你来得太晚了。这个教师是平庸的，看不到物理学正在革命性发展的前夕。普朗克不为庸师所蔽，在黑体辐射研究中开创了量子物理———现代物理学的大厦刚开始建造。我想，真正有创造精神的人是不会为庸师所蔽的。但我并不因此而主张多容庸师。显然明师本人即应当应用创造精神方能与有创造精神的学生相得益彰。

前面说到因学生创造力之才而施教的意见。这话说着容易，要做，则大不易，因为各个人的表现相差可以很大。下面举两个极端的例子：

一个是苏联的物理学家列夫·朗道。他读博士学位时没有提交论文，而学位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他博士学位———而不必交论文。因为朗道在学校时，不少资历比他深的博士生写论文有困难时找他讨论问题，朗道常常给人出主意，指出可试探的方向，往往很灵，因此在师生中极有名声。他的思维敏捷，才华外露。后来朗道在凝聚态物理与量子场论方面都有重要成就，获得1962年的Nobel奖。（他的老师也没看错人）

另一个人是M. Besso。他是爱因斯坦在17岁时结识的朋友，是他终身的挚友。物理学上的问题，二人常讨论。Besso的学术水平极高，但除与爱因斯坦讨论问题外，很少与他人交往。Besso也在瑞士专利局工作，被领导看作是能力低下的人而被辞退工作。Besso是个才不外露的人。（大智若愚，常人看不起他）

现代的教育制度会不会埋没人才？我没有资格作有根有据的回答。我只是倾向于认为对于确有创造力的人，按现在的研究生制度，恐怕不会埋没。

我国研究生学位制度建立不久，前些年又接受李政道的建议，学习美国的博士后流动站制度，我以为都是好的。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博士后，邓问为什么，李回答因为……所以，如此这般。邓听后说：很好，照办。我把李的要点列表表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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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中西教学方式的差别早为人们注意到，中式教学，要学生背诵名篇，摹仿的的确多些；而西式教学则较重启发，鼓励学生发表独立见解。严复的评语“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大体上也反映在教学方式中。

　　杨振宁认为西式教学方式对于天资好的学生较为合适，而中式教学方式对于秉赋平庸的学生较为合适，应当因材施教。重启发，引导学生想象，鼓励奇思妙想、猜想乃至狂想，对于天资高的学生，不妨天马行空，可能有效（也不一定）；对于资质平平者，还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更为实际。

　　对于两类学生都要有好基础。否则，对前一类学生是乱想、空想，结果一事无成；对后一类学生也是大事不能做，小事做不好。

　　世人之秉赋不一。事实上，天资高的人不多，还是中人居多。所以，按杨氏的想法，中式教学还是着眼于多数。我们也不必为中式教学的缺点而过分自责。但对研究型大学来讲，则必须学习西方。

　　我听说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M. Planck）开始学物理时（十九世纪末），有的教师跟他说，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剩下的只是一些零碎的修饰工作，你来得太晚了。这个教师是平庸的，看不到物理学正在革命性发展的前夕。普朗克不为庸师所蔽，在黑体辐射研究中开创了量子物理———现代物理学的大厦刚开始建造。我想，真正有创造精神的人是不会为庸师所蔽的。但我并不因此而主张多容庸师。显然明师本人即应当应用创造精神方能与有创造精神的学生相得益彰。

　　前面说到因学生创造力之才而施教的意见。这话说着容易，要做，则大不易，因为各个人的表现相差可以很大。下面举两个极端的例子：

　　一个是苏联的物理学家列夫·朗道。他读博士学位时没有提交论文，而学位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他博士学位———而不必交论文。因为朗道在学校时，不少资历比他深的博士生写论文有困难时找他讨论问题，朗道常常给人出主意，指出可试探的方向，往往很灵，因此在师生中极有名声。他的思维敏捷，才华外露。后来朗道在凝聚态物理与量子场论方面都有重要成就，获得1962年的Nobel奖。（他的老师也没看错人）

　　另一个人是M. Besso。他是爱因斯坦在17岁时结识的朋友，是他终身的挚友。物理学上的问题，二人常讨论。Besso的学术水平极高，但除与爱因斯坦讨论问题外，很少与他人交往。Besso也在瑞士专利局工作，被领导看作是能力低下的人而被辞退工作。Besso是个才不外露的人。（大智若愚，常人看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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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事实上，还有第四个世界，即广义机器世界，或人工体世界。它们是物质的，又是第三世界的体现，当然更是第一世界，即“道”的本原的人工智能体现。

　　教育界不时讨论文理相融的问题与理工结合的问题。我以为上述4个世界的schema可能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些帮助。

　　再则，常言道：人要活得有价值，他不应只为自己活着，而要有益于社会。中国早有立德、立功、立言（“三立”）之说，但对功、德、言的理解各人可以很不同。至于“通古今之变，明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则说得进一步了，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即对未来的作用。如依上述4个世界的想法，我想人的价值在于在建立第三、第四世界方面有所贡献。

　　传统文化中不利创新之因素

　　好多搞“国学”的人，一提古代经典，必说“博大精深”、“无尽宝藏”五体投地，无限崇拜。我以为，敬仰古代先贤及其论著，这并不错，但过了头则要不得。

　　古代的学问，一般来说，愈古愈原始。其粗糙的，也是有很多，绝不可能是“无尽的”，不应奉为至高无上，说意义深远乃至无穷。范仲淹在他的名篇中说：“岳阳楼之大观”“前人之述备矣。”那当然是可以的。但用到学术上，用到科学上，恐怕前人之述总是不太备，仍有未尽之处。只要人类生存下去，新问题就会不断出现。古老学说当时似乎“备矣”的，在一定条件下，以新观点审视，还会有新解。爱因斯坦说，一切理论的命运，或被扬弃，或被修正，最好的命运也不过是后者。崇古、泥古之思维定式不除，哪里会有什么创新可言。科学精神本质上是自我批判的，自我改进的。

　　再说近年来“国学”复兴的问题。《文史知识》2005年12期刊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国学教室”的消息，其中说：国学是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及历代文学和史学等。

　　如此，就不包括数学、天文、农学、水利、医药、音韵、音乐、军事、地理、航海……等等很多好东西都不见了，中国的四大发明恐怕也不会在“国学教室”的“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中出现，这样一来，中国人的“国学”范围还大大不如西洋人的sinology，李约瑟先生虽有巨著，恐怕也进不了北大的“国学教室”。这合适吗？

　　“整理国故”已提出多年，实际上并未做深。我主张以现代观点、理论来整理中国的历代学问、技术发明……当然，北大的教室也可以开设，只要有人听。至于有些地方办国学班，叫学生穿长袍摇头晃脑地诵经，就有点滑稽了。

Candy1982

所谓文理相通，如何相通？仅此一例当然不够，不能回答问题。但此例指出，文中的问题，其解决在文之外而在理之中。

“水到渠成”说完了。意犹未尽，与水到渠成常常相提并论的还有一成语，叫“揠苗助长”。我以为对此成语的解释使人觉得文与理简直不通得厉害。

什么叫“揠苗助长”？《辞海》中的解释是“不管事物发展的规律”。既然一是“规律”，你能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吗？

再如《辞海》中对“经济规律”的解释是：经济规律———亦称经济法则……

经济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违背经济规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社会科学类的书，我读得不多，但上述的类似说法，似乎也不是绝无仅有。然而在自然科学科学著作或数科书中，绝对没有这种说法。（例如说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客观规律，不以人们意志的转移。如果你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你就要受到定律的惩罚。绝对没有这种错误的陈述！）如果真的是客观规律，那就不可能被“违反”，规律不是篮球比赛规则，违反了规则要按规则受罚。不应当把规律与规则混为一谈。总之，我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规律的认识与表述方式上要严肃认真地通一通。

　　机械与机心问题及第四世界

　　道家有一明确的主张，即反对使用机械。虽然机械有“用力寡而见功多”的好处，仍反对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

　　关于“机心”，想起无锡太湖鼋头诸处立有一碑，碑文曰：“到此忘机”。可能是说，此处湖光山色甚好，使你的世俗“机心”，鬼点子，gadgetry，暂时都忘了。（无锡人是生意经很精的中华精英，从不缺乏机心，叫你去看“到此忘机”之碑时，早已收取了你的门票数十元矣。）

　　道家一方面说道无所不在，可又说机心是“道之所不载也”。自相矛盾，这是道家理论的不彻底处。幸好，道家关于机心对我国古代机械发明的消极影响不大。发明创造必与机心有关。我国古代有创造可能是墨家的影响吧？墨家制造器具、讲武备、攻守器械，然而主张兼爱与非攻。

　　今日我们讲创新，广义的机器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现代人类的周围充满了人工体。这是机心的体现，也是“道”的体现。机心是“道之所不载”的说法是错误的，也是与道家的原旨不合的。我的看法是（借用古代“文以载道”的说法）：“机以载道”，“机由道生”。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在《论客观精神理论》中说，“柏拉图主义超出了身心二元性范围。它引出一个三分世界，……，一个第三世界。”

　　“……如我要说的，存在着第三世界。第一个是物理世界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个是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个是可理解物即客观意义的观念世界———这是可能的思想客体的世界：自在的理论及其逻辑关系的世界，自在的论据世界，自在的问题情境的世界。”“这种由数学理论和科学理论组成的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参阅：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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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各种文明，讲究“利用厚生”是普遍的（道家反对机械终究是特例）。但能把技艺与学理（科学）联系起来，相互促进的，我以为只有欧洲文明这一家。欲讲“文理相融”，不可忘记这一点。

文理通或不通之一例

我想说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事关文、理。合适不合适？那另说。

中文成语“水到渠成”怎么讲？似乎中学生都知道。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是的，有。且看《辞海》对此成语的解释：水一流到就会成渠。比喻条件成熟，事情就会顺利完成。朱熹《答路德章书》：“所喻水到渠成之说，意思毕竟在渠上，未放水东流时，已先作屈曲准备了矣。”也比喻自然而然。苏轼《答秦太虑书》：“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

你看，朱熹着重指出的是“事先准备”，而苏轼则强调“不须预虑”，二人意思相反。他们二位古人谁谈的对？还是两人都不对？

我也不懂，无资格作评判。说来也巧，一日看CCTV，见一位水利工程师在讲解古代灵渠的修建的事，他也讲到“水到渠成”的成语。使我顿开茅塞。这位工程师说了不少话，我归纳其要点如下：

（a）开渠都有其实用目的，如引水灌溉，或行舟运糧……

（b）水性向下流。如果完全顺着水性流，那么水就会顺着最容易流动的方向流。（自几何学讲即沿曲面上某点处的梯度方向）

（c）上述（b）的流向可往往并不就是（a）所要的实用方向。

（d）渠之开挖，不应使水向上流（逆重力场，除非用水泵）。渠之走向，可以不按梯度方向，但大体上是应不断向下的趋势。沿等高线走，如路不长，可以；如太长，则水流不动了，亦不可。

（e）由于上述之理由，开渠之前必须事先筹划，使所开之渠能利用水性流动又能经一定的路径到目的地。为此少不了要在实地测量地形之高程。

（f）古代测高之技术粗而欠精，开了段一渠之后，要放水试一试，如果水到了，那说明渠开得对，如果水不到，或到得太少，那就是渠不成。怎么办？重新测量，重新规划，重新开渠，重新放水试试看水到不到。

以上是工程师讲的要点。我相信他的话，我在这点上不相信大文人朱熹和苏轼的话。并且我也明白了他们二位各自有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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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不想多谈史实，我们在此仅仅想指出、设计、制造计算机，作为工学的一个分支，在西学中所起的作用，有何特点。首先是思想上的创新来自问题；能否制造出一个加法器来代替人？（古老的算盘虽不能自动计算，但仍有一点自动计算机萌芽，例如1+2=3，即可由输入“1”与“2”而自动得出结果“3”。但对较复杂的计算，则要依靠口诀。）进一步是能否使计算完全自动化？能否计算更复杂的问题，如解微分方程？究竟什么是计算？什么是计算机？

1936年英国人A.M.Turing的论文《理论计算机》为现代计算机打下了理论基础，走在实践前十年，其后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得以实现。

当然，实际应用也是促使计算机发展的动力，即所谓“需求牵引”，为商业，如军事上的弹道计算，破译密码等。工学当然要有实际应用，也要有理论引导。从算盘一事，我们要深入地了解、学习西学的精神实质。如今计算机几乎无处不在（又是ubiquity!）与自动机、通讯网络、人工智能及社会学、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它们原本是相关的。

文理融通———通识

听说四川乐山第一中学校门上有幅对联：教崇德智体思接千载，学通天地人文贯中西。（我孤陋寡闻，不知何时何人所作。郭沫若本是此校毕业生，不知是否他作的）我一向不赞成中学阶段就分为文科与理科。乐山中学的对联志向很高远，应当如此。近来，大学中也多有倡文理相通的议论。这很难，但很值得探索。我主张大学是要学专业的，反对无专业之“通才”。但学生除业有专攻之外，还应有“通识”。大学的通识要接中学通识之接力棒，继续下去。

“文”泛指人文、社会、哲学、艺术等等，“理”则泛指自然科学，数学与工程、技术。“文理相融”谈得不少了，至今在学界（且不谈学校）融了哪些？

有人说天下之理虽多，但大致上可分为广义的物理、事理与情理。“文”多指事理与情理，“理”则多指物理。何谓“融通”？也有不同看法。把研究物理之科学方法拓展至事理与情理领域似乎是二次大战后的主要趋势。如经济的数学模型、运筹学、系统工程把控制论信息论用于社会、灾变说、协同论（syner?鄄getics）等等。人和动物之喜怒哀乐、情也，但要找出其分子生物学之基础……至于电视技术发展而电视剧大量摄制之现象，恐怕不能算技术与艺术之融通。（你看再多的电视剧你也不能因之而明白电视的音、像等是如何传播的。这是两门学问。）我以为西学的特点之一是一直致力于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通。1601年，传教士利马窦来华以二只自鸣钟进贡，颇得皇帝的欢心。中国工匠仿制西洋钟表的成绩也很好，但恐不能视为学了什么“西学”。中国工匠止于技艺而不及学理（更谈不上什么引发科技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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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林博士介绍一种行酒令的方法，即“射覆”。（此书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在这种酒令在大陆上似已不流行，我们不妨在此领略一下林博士的解释工夫。这本是纯中国的文字游戏，如何用英文来“解释”呢？）他写道：“最简单的酒令是射覆，其方法是选取两个字，截头弃尾，然后将剩余的部分联成一字，请对方猜截去的部分。例如Humdrum和Drumstick两字。第一字的尾部和第二字的头部都是Drum，现把这drum字节截去，的而将其余部分联起来，成为Hum-stick字，请对方去猜这截去的字节。又如Acorn和Corn?鄄starch两字，将corn截去，联成A—starch,请对方去猜这截去的字节。照正式的猜法，猜者不许直接说出所猜的字节，而应另外加上一个头尾，成为两个不同的字，然后说出来。例如射第二个覆时，射者应在corn这个字节的前后都加上另外一个字节如popcorn和corner，而举出答案为pop-er这样的答案，行此令者固然一听而能了然其是否射着，但边坐的人则仍然可以茫然不解。有时答案虽不是和出令者心中的字眼相符，但如其确较为帖切，则出令者也须认为射着。行此令时，两方可以同时出令请对方去射。这种射有时极简单，有时极深奥。如A—ound所截去之字节为pron。正于如cam-ephant，则一望而知截去的字节是el。如双方都是通人，即不妨用极深奥的字眼，如历史的名词、或取自莎士比亚的剧本，或培尔才的小说中的人名。”

英文中本来没有“射覆”这种文字游戏，欲使英人明白中文中的运种玩法，并不需要英人懂得中文，就能向英人解释清“射覆”是啥玩艺儿。这就是林语堂的本事。他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未见得上有多深的数学根底，但他实质上是利用了中、英两种文字在射覆游戏范围内的同构（isomorphism）关系，把事情解释清楚，而不是简单地说：英国没有对应物，无法翻译。
算盘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命运

中国有算盘，古代西洋也有。英文中叫Abacus,（据说源于古希伯来文，后传至古希腊，后传至欧洲诸国，进入现代印欧语诸语言。）西洋算盘，依牛津字典上的插图，几乎与中国算盘无异，（我怀疑字典的编纂人就用的是中国算盘的照片来图释abacus），1953年我曾在哈尔滨的商店里看见俄国人打俄式的abacus，其形制与中国算盘是有明显差别的，但珠子串在木条上，按十进位计数则是一样的。

中国的算盘，形式多样，小的很微小，大的可长达数米。形制有方有圆。材料则有木、竹、铜、金、牙、骨等，现代的则多用塑料。博物馆里有，画册上也不少。历史很长。可以说，中国人自筹算演进到珠算之后就停顿不再前进了。算盘样式虽多，材质各异，但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即用人力，心念口诀，拨动珠子记数。换言之，在这点上，数千年来不思改进，也没有问题，满足于已有成果，现在还在用嘛！当然亦无所创新。算盘是数值（digital）计算机的老祖宗，但只是人进行计算的辅助工具。人用口诀在算盘上计算能省些力是真的。可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抛弃掉口诀而让算盘自己计算。

终于在欧洲出现了革命性的思想，想制造出自己会进行计算的机器。所谓计算即指加、减、乘、除四则，当然一开头只解决的是加法运算，这是利用齿轮系统解决的，大数学家Blaise Pascal （1623—1662）就从事过设计机算机的工作。大数学家高斯（Gauss）也参加过，他受了Pascal的影响还考虑了自动机（automata）的事。因为计算机也同时是一种自动机。

Candy1982

孔子说“邦有道”则如何如何，“邦无道”又如何如何。孔子的“道”是可有可无的。老子的“道”蚴瞧毡榈摹５朗亲罡叩拇嬖冢?lt;/SPAN>“先天地生”怎么可以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无”了呢？其实孔子讲的是政治，“有道”指政治清明，“无道”指政治混乱。

儒家的“道”尚有大小之分。《论语·子张》中，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那么，君子做什么事呢？又是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总之，在儒家看来，百工（手工业工人）居肆（在作坊里干活儿），虽说百工属于小道，但也不简单，的确有一套，故“必有可观者焉”。但是这不是君子应该干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致远恐泥”，即君子怕被小道“泥住”就不能完成远大的事业了。（杨伯峻把“恐泥”解释为“恐怕它妨碍远大事业。如此说来这小道还蛮厉害的！小道还能阻碍大道。）

老子的道在天上，在地上、在人间、在草木鱼虫、在屎溺中，总之，无处不在，可谓ubiquity。如果把“道”理解为客观规律、法则，那么道家的思想与西学对世界的看法是一致的。规律确有层次之别，如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电路中的欧姆定律相比，前者当然根本得多，如果把儒家的大、小道之说，解释为不同层次，同时扬弃掉它的“致远恐泥”而接受诸道相通的说法，那么就与西学思想并不相悖。

何谓“解释”？

“解惑”，即把不明白这疑难解释明白。

疑难之事，经高人解释、指点、使人顿开茅塞。解释必须有证据吗？必须是实证的吗？一个数学命题的证明是不是对命题的解释？福尔摩斯的破案算不算解释？如对一事有两种解释，为何判断其优等、真伪？（当然如只有一种解释，也有判断其真伪的问题）物理学中的解释与社会学中的解释有何异同？

看来“解释”之本身就需要解释，但如此则会引起逻辑上的paradox？科学活动本身多半是围绕对所研究问题的解释、取证进行的，创新往往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产生。我们现在无意研讨“解释”的科学意义与哲理问题。我在这里只想举一个实例，我认为有点趣味的实例，引自林语堂博士的《生活的艺术》。

林博士此书是用英文写的，用意在向西方人介绍、解释中国人的“生活的艺术”。林氏写道：“中国的食酒方式当中，可以赞美的部分就在声音的喧哗。在一家中国菜馆中吃饭，有时使人觉得好像置身于一次足球比赛中……一个人坐到酒席上去并不是去为了吃菜饮酒，而也需作乐。我们须一面做富有兴趣的游戏如：讲故事，说笑话，和猜谜，行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