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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年底之前能到哈尔滨报到，有什么困难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不巧的是，黄景文没有见到梁守槃，梁教授回上海去了，黄景文马不停蹄，带着助手又追回上海。黄景文追的这一位“韩信”是怎样一位学者呢？
　　梁守槃，福建省福州市人，生于1916年，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航空专业。1938年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专业，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副教授，两年后，他辞去大学的职务，到贵州大定一个叫“乌鸦洞”的地方，在航空发动机厂任设计课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腐败透顶，工厂里一塌糊涂，梁守槃拂袖而去，到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埋头做学问，直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梁守槃身材瘦小，两眼有神，不苟言笑。见到黄景文，他说了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如果你们不是拿来邓小平同志签的调令，华东航空学院是绝不会放我走的。”
　　与梁守槃告辞后，助手嘀咕一句：“这位教授好像缺乏点热情。”黄景文不以为然：“热情是在心里，不是挂在脸上的，你不了解这位梁教授，他可了不起，是我国航空专业的著名专家啊。”
　　完成了曹鹤荪和梁守槃两人的调动手续 ，黄景文长舒一口气，轻声哼起“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可一想到卢庆骏的调动还没落实，他又不禁眉峰微蹙，陷入沉思。这一段时间，他做了大量调查工作，设身处地想帮助复旦解决困难，争取一个双赢的结局，昨天晚上他在复旦校园遇到曾石虞，老夫子还透露了一点“内部情况”。尽管黄景文常打电话向陈赓汇报工作，他觉得还是应该向筹委会写一份书面报告，和赵子立商量一阵，黄景文写道：
　　“卢庆骏成为调动中最难的一个了，因为复旦党委认为不能无条件调走，华东教育部就不能不感到棘手。据华东人事处反映，此问题只有等待中央解决。为了解决，我们提出下列意见，以供参考答复中央教育部之征询。
　　卢庆骏对我们是不是需要？是不是大材小用呢？‘卢是教数学系三、四年级的，不宜用于教基础数学’，华东教育部与复旦曾提出上述问题。我们认为，我们这样一所学院是需要一个高深数学人才的。卢庆骏学的不是纯理论数学，而是应用数学，他的数学知识与工程方面结合较密切，因此他到我们学院去不仅能领导一、二年级基础数学教研组，而且应成为各系、各专科中解决某些疑难数学问题方面的顾问。这点对我们学院说是非常重要的。卢庆骏水平高，有朝气，有组织能力，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复旦不放的基本原因在哪里呢？首先卢是他们数学系的骨干和浙大数学系三大巨头之一；其次是卢所担任高等微积分及复变函数、数论这两门课难有人代替。复旦能教分科的本来尚有三人……三人代替能力是有，但又碍于具体条件未能代课。这就是说，从复旦本身要解决他的代课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我曾走访李正文同志——复旦副校长，也是该校党委书记，他表示只有两个条件可以调，一是中央同意复旦数学系停止开课，二是华东派人来代课，他的态度是坚决的。
　　因为棘手，我们同意华东教育部的意见：现在暂停催促以缓和紧张空气，过几天后准备请华东教育部几个部长召集高干会议，研究如何解决。不过人事处已透露，华东不会做出决定，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中央。
　　根据这些情况，黄景文提出四种解决方案，他认为第二种方案较好：‘既能维持中央与华东命令的尊严，又能照顾我校利益，卢庆骏的调动缓至明年暑假，给（复旦）以时间培养代替人。我们昨晚见到曾石虞，他透露复旦也有此意，我们估计，中央与华东很可能通过此案……一周以后，华东当将此情况报告中央解决，现如加速解决起见，请你们作出决定，如同意第二方案，则盼电告我们……’”
　　从黄景文和赵子立联名给筹委会的这封长信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请调知名教授是何等困难，更可以看出陈赓的知人善任。
　　文武双全的黄景文南下延聘教授，果然不辱使命，他从不拿中央的调令说话，而是处处尊重地方高校，为他们排忧解难，尽可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他深刻理解“名师办名校”的办学理念，他以伯乐的眼光，认准卢庆骏“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对卢庆骏的深入了解和对卢庆骏到军事工程学院以后如何发挥作用的精辟分析，恰恰说明黄景文本人就是我军当时十分难得的懂得办大学的人才。
　　在北京的陈赓指挥全国的延聘教授工作，他对黄景文在沪宁地区富有成效的工作深感欣慰，看到黄景文的报告，更坚定了聘请卢庆骏来军工的决心。他赞赏黄景文的工作作风，经常叮嘱大家要学会与地方同志商量办事。有一次，冯捷和周景良到灵镜胡同汇报招生工作，正好遇上陈赓跟炮兵司令员陈锡联通电话，听大概意思是告军工的状，只听陈赓在电话上说，我们军工的同志有错都怨我，我现在向你道歉，我给你磕头都可以，但你一定得支持我，帮我的忙。放下电话，陈赓对冯捷两人说，我们现在到处调人，一定要谦虚，我们是去挖人家的肉，人家能不心疼？
　　黄景文的第二方案获得筹委会的支持，黄景文与复旦达成缓调卢庆骏的协议。
　　近两个月来，黄景文忍辱负重，全力以赴，穿梭于沪宁地区，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解放军，也为即将在东北成立的那所大学，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出色地完成了从各所名牌高校中延聘专家、教授的任务，其中一些堪称是名师的教授后来成为哈军工历史上可圈可点的重要人物。对于确有困难而不愿意去哈尔滨的人，黄景文也不强人所难，同济大学有一个讲师找到招待所，讲了一大堆家庭困难，说着说着，竟“扑通”一声向黄景文和赵子立跪下了，黄景文马上把那人搀扶起来，当即表示可以免调。
　　11月中旬，江南已是梧桐落叶纷纷下的深秋时节，黄景文回京复命，留下赵子立继续完成收集图书资料和购买教学仪器的工作。赵子立拿着陈赓的介绍信，收获颇丰，他从各所大学求援到十多箱图书杂志，一直忙到春节前。
　　然而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使卢庆骏的调动问题又出现了反复。大约在12月底，陈毅从上海给陈赓打来个电话。
　　“我的大院长呀！”陈毅笑哈哈地说：“有人告你们军工的状了，你们要挖人家的宝贝，就是复旦大学啥子系的教授，叫啥子？噢，叫卢庆骏，是吧？苏步青先生把这件事提到上海民主党派会议上去啦，讲你们军事工程学院是挖工事的，最多是建筑设计嘛，你们偏偏指名道姓要卢庆骏去东北是干啥子哟？听说民主党派中好几位大学教授也表示不满意呢，怎么办？你老兄得想个办法解释一下嘛！”
　　陈赓眉头皱起，复又微笑道：“哎呀，我的市长大人，多亏您打招呼，我马上派人专程去上海，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苏步青教授把本已同意调走卢庆骏的事提到了民主党派的会议上，这的确出乎陈赓的意料，什么军工学院是“挖工事”的，纯是瞎扯，不放卢庆骏是另有原因，但这样一来，倒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契机，陈赓考虑成熟，于寒假前派徐立行教育长赴上海。
　　一身戎装的徐立行，彬彬有礼，他向苏教授详细说明了军事工程学院的性质和任务以及目前面临的困难，特别强调明年初要招生开课，亟待教授编教材和授课的燃眉之急。徐立行的诚恳和友善，让苏步青深为感动，他坦言道：“卢庆骏是我的学生，这次高校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复旦，也把庆骏调来，作我的助手，他刚刚40岁，正是挑大梁的黄金年龄。现在自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卢庆骏就调给你们好啦！”
　　卢庆骏教授于1953年3月北上，到哈军工报到。

　　9 刀下留人 董必武改判死囚专家(1)

　　刀下留人 董必武改判死囚专家
　　雪中送炭 滕代远借出大和旅馆
　　金秋十月，湛蓝的北京晴空一丝儿云彩也没有，成群的鸽子在天上绕着圈儿，发出悦耳的鸽哨声。刚刚庆祝过建国三周年，五颜六色的标语口号贴满了大街小巷，虽然朝鲜还在打仗，但新生的共和国依然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兴旺景象。
　　二高步校一批又一批路过北京奔赴哈尔滨的干部们，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的三兵团的干部们，从全国各地抽调的教授、助教们，都要来恭俭胡同的筹委会，或办理报到手续，或等待安排工作，或请求解决北上途中的困难，从早到晚，恭俭胡同的四合院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王秉衡从重庆来到北京，一进筹委会，就看见徐立行的夫人王雅琴在打字员的岗位上忙得不可开交，徐立行把他拉到一边说：“你来得正好，吴兆光的爱人要生孩子了，由你接替筹委会秘书工作，主要负责筹委会的会议记录，文件起草和教授的接待工作，后勤、生活的事仍由许鸣真负责。”
　　那天，王秉衡接到电话，说来教授了，一共九个人。王秉衡带车带人，匆匆赶到北京火车站，左顾右盼也不见九个教授的影子，正在纳闷，看见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夫妇面对一群孩子，大声说：“排队，报数！”孩子们由大到小排成一排，喊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王秉衡上前一问，那个中年男子正是来军工报到的林循经副教授，王秉衡笑弯了腰，连说：“对了，对了，林教授两口，再加上这七个孩子，正好九个人嘛！”
　　10月中旬的一天，民航局来电话，说根据军委的指示，要调给军工十名工程师，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当时民航局隶属军队建制，所以军委调令一到，民航局领导二话没说，全力支持，挑选技术最好的人员调给军工，他们打电话给陈赓说：“陈院长，这批同志大都是两航起义人员，是我们民航局的技术骨干呢，特别是董绍庸，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同志，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就调给你们了。”
　　陈赓再三感谢，他说：“民航局忍痛割爱，让我们非常感动，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希望他们能尽快来我这里报到。”
　　筹委会里的年轻工作人员问陈赓，两航起义是怎么一回事，陈赓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有了两航起义，我们新中国才真正拥有自己的民用航空事业呢。”
　　既然说起两航起义，不妨简短交代几句。
　　1949年5月下旬，“国民政府”属下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的总部，接到蒋介石的迁台命令，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面对巨大的航空资产和数千滞留香港的员工，心力交瘁，危局难撑。领导香港地下党的乔冠华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汇报，并亲自组织两航起义的策划工作。也为两航去向操心的陈毅匆匆进京找周恩来，他推荐了一位能代表中央赴港实施起义策划的人选，此人叫吕涛，当年是李克农安插在国民党空军中的秘密中共党员，一位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他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有师生之谊。1949年8月，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吕涛，并给他改名叫吕明，面授“锦囊”，把反复研究过的起义方案向吕明交代清楚。
　　吕明秘密赴港，面见老师，以其大智大勇，排除各种险情，打消了刘敬宜的顾虑，顺利完成两航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1月9日，刘敬宜和陈卓林率两航骨干，乘两架“空中行宫”号大型客机，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同时10架C〖CD*2〗46运输机也平安降落在天津机场。三天后，毛泽东签发热情洋溢的贺电，周恩来宣布，两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刘、陈分别任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总经理。
　　这就是震惊港台乃至西方世界的“两航起义”。在起义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有8个人为创建哈军工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是：董绍庸、凌之巩、蒋志扬、严汝群、华光时、邹志楷、李纬文、余新福。民航局同时还调给哈军工张寿宝、吴子苏、杨秋澄等数位技术干部。
　　哈军工的“两航起义”人员都有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
　　董绍庸是他们中的年长者，他中等身材，仪表堂堂，是个美男子。1916年4月，董绍庸出生于杭州市，少年丧父，在贫困中苦读，1936年终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冬以公费生资格赴英国曼彻斯特学院航空系学习，后又经导师介绍转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航空系继续学习，1948年获硕士学位。为了多参加一些航空工业的生产实践，他先后进入美国康维尔飞机公司和波莱德惠特尼发动机公司实习，回国前又去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发动机翻修厂实习。董绍庸后来成为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最著名的发动机专家，得益于他丰富的实践经验。
　　1949年1月，董绍庸回到广州，向中央航空公司报到，11月，他在香港坚定地参加了两航起义，于1950年春天回到新中国，先在天津民航局任职，后又调到北京，在国家民航局任工程科科长，翌年冬，他作为技术专家随团访问苏联，执行订购飞机的重要任务，半年后回国，不久，接到去哈军工的调令。
　　邹志楷，四川乐山人，生于1919年。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是董绍庸和凌之巩的师弟。毕业后他参加了中国第一家滑翔机制造厂的创建工作，干了几年，工厂倒闭，不得已到青岛机场谋个机械长的职位。1947年，他在检修飞机时发现了国民党空军走私毒品和美钞，因此惹来大祸，邹志楷只身亡命上海，在老同学、中共地下党员韩元佐的帮助下，投奔中航公司。1949年9月，邹志楷作为起义的骨干，积极参加了策划工作，起义后，他和董绍庸一起走过罗湖桥。在民航局，邹志楷是个技术能手，一面编教材，培训年轻技术人员，一面负责检查从苏联引进的飞机，跟董绍庸一样，他对发动机的熟悉程度就像看自己的手心手背。
　　蒋志扬，南京人，生于1918年，18岁那年他目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为报国恨家仇，他投军杜聿明的部队，上司派他当教员，为士兵们讲抗日道理。长沙大火使他伤透了心，他脱离部队流浪到重庆，考入撤到乐山的武汉大学，苦读四年，毕业后进入中国航空公司，从事机械维修工作。“两航起义”前夕，蒋志扬任副工程师，他带领部下们维修好所有的飞机，确保飞机随时起飞。起义后，他奉命留在香港，保护两航剩余的资产。1950年秋，他和最后一批起义人员经罗湖桥回到新中国。1952年9月，他正在南京休假，一封电报催他返京，局里正式通知他前往军工学院筹委会报到。
　　严汝群，湖南华容人，生于1915年；李纬文，河北高阳人，生于1924年。他们都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是“两航起义”的骨干成员。
　　那天，董绍庸等十多名民航局的干部们，一身西装，风度翩翩地来到恭俭胡同报到。在等待开会的时候，他们在前院一个大鱼缸旁聊天。这时一位身穿淡黄色旧军装的老军人走过来，他中等身材，戴着眼镜，也凑到鱼缸边，手搭在缸沿上，和善地问蒋志扬：“是来报到的？对去哈尔滨办大学有什么想法呀?”
　　蒋志扬打量一眼这位老军人，心想，他大概也是调来当教员的吧，便随口说：“没什么想法，咱们都一样嘛，服从组织上的命令就是了！”老军人哈哈笑着说：“对！对！”就走开了。
　　等了一会儿，徐立行来请董绍庸等民航局的干部们进屋，代表筹委会接待大家，董绍庸等人交了人事材料，徐立行亲切地与大家谈了一会儿，起身说：“你们跟我去见陈赓院长吧，他要和大家见见面。”
　　董绍庸等人跟着徐立行来到后院一个房间，进门才知道，刚才那位可亲的老军人正是陈赓院长。
　　陈赓站起来热情地欢迎大家，并讲了建立军工学院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解放军是一只猛虎，现在创办这所军工学院，就是为了给猛虎添上翅膀啊。”他希望大家发扬“两航起义”的革命精神，为国防建设再立新功。中午，陈赓请民航局的同志们吃饭，席间，他问严汝群：“湖南老乡啊，你知道毛主席怎么吃辣椒的？是用火烤着吃，你也是这样吗？” 严汝群说：“我也是这样吃辣椒的。” 陈赓平易近人的作风把民航局干部那点陌生感冲得一干二净。
　　一天傍晚，陈赓兴致很高，他对董绍庸说：“你们民航局来的同志，家都不在北京吧？老在民航局宿舍里对付着吃饭，不是个办法，今晚都到我家里来，我们一块吃个便饭！”
　　李纬文高兴地拍手道：“院长，能做个四喜丸子吗？我馋肉啦！”
　　陈赓说：“我让你吃个够！走！把懋之和述祖两位副主任也请来。”
　　刘云去请李、张两人，大家热热闹闹地挤上两台车，跟着陈赓直奔灵镜胡同。
　　厨师很快烧好了几道菜，刚下班回来的傅涯也扎上围裙，下厨忙活着。大家把饭桌抬到院子里，扯过一盏电灯，十多个人挤在一起，有说有笑，像一大家子人。
　　陈赓一边招呼大家多吃点，一边谈天说地讲些笑话，说着说着，又谈到抽调教授的话题上去了。
　　“我们现在是初战告捷啊，”陈赓眉飞色舞地说：“黄景文在南方请到十多位教授、副教授，周祖同到武汉请到周明【溪鸟】和孙本旺两位大教授，这几天还要去长沙的湖南大学请人，李宓、杨仲枢和文圣常三位教授已经定下来了。懋之，你说从清华找到两位教授，叫什么来？”
　　李懋之说：“一位叫高步昆，留美博士，土木工程和桥梁专家；一位叫殷之书，水利工程专家。”
　　陈赓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直起腰来说：“你快点调嘛，还等什么！”
　　董绍庸一边吃饭，一边听陈赓说话，陈赓寻觅人才、求贤若渴的赤诚心情，深深感动了他。刚报到那天，陈赓就请他担任技术处副处长，没有什么比首长对自己的信任再宝贵的了。他在想，民航局里还有没有可以抽调到军工学院的专家呢？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如果来军工倒可以……不过，他注定是来不了啦，他已经栽倒在金钱这堆粪土上了。
　　第二天，董绍庸终于忍不住，他去找张述祖，想听听这位老前辈的意见。
　　“民航局有一位留法的专家，学弹道学的……”董绍庸试探着说。
　　“学弹道的？在法国？”张述祖两眼倏然一亮，急切地问道：“叫什么名字？”
　　“他叫沈毅，级别还不低呢，副军级干部，当过民航局副局长兼财务处长。”
　　“沈毅？”张述祖想起来了，此人是江苏宜兴人，年轻时是个纨绔子弟，留法回国后，曾当过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少将专员，有点才华，可热衷官场，与学术界很少来往。不过现在正是用人之际，炮兵专业课必得讲弹道学，沈毅如来军工，不是有了用武之地吗？“能否调来呢？”张述祖问道。
　　“他来不了啦！”董绍庸摇摇头，小声说：“他在‘三反’运动中成了民航局最大的‘大老虎’，已判了死罪。”
　　张述祖听罢，愣了半晌，最后谓然长叹道：“唉，白去了一趟法国，此公何以如此自毁人生……”
　　张述祖在下午的小组会上惋惜地提及沈毅其人，引起陈赓的注意，陈赓把张述祖、李懋之、张衍和董绍庸等人找去，又详细问了问情况，他一边摸着下巴的胡楂子，一边缓缓地说：“毕竟是个留过洋的专家啊，可以让他戴罪立功嘛！” 陈赓又低头沉思片刻，突然他对大家说：“这个人我想要下来，你们认为如何？”
　　在座的人都一脸惊诧，谁也不出声，董绍庸更是紧张地望着陈赓。
　　陈赓的目光落在张衍的身上：“留他一条命，我们利用他的才学嘛，让他为教学服务嘛！你说呢，张衍？”张衍点点头，但还是没出声。看大家仍这么严肃地沉默着，陈赓乐了，他理解，要来一个罪犯，而且是个死囚，到高度机密的军工学院工作，将会给学院领导带来多大的压力呀。他站起来，踱了几圈，然后转过身，毫不犹豫地吩咐李懋之说：“你现在就给薄一波挂个电话，他是全国‘三反’、‘五反’运动的总指挥，我先得跟他商量一下。”
　　李懋之要通了电话，不敢多说一句，马上把话筒递给陈赓，那意思很明白，这么大的事，还是您院长自己接吧。陈赓接过电话说：“我的薄政委呀，求您一件事哩，民航局有个留法的专家，挪用公款当了‘大老虎’，要枪毙呢。我们办军工需要这个人，怎么样，能不能刀下留人呀？”
　　电话那头的薄一波思忖了一会儿，回答道：“老陈呀，你是爱惜人才哦，这个‘大老虎’判了死刑你也敢要？那好吧，你敢要，我就敢给。不过，你要保证把他改造好哦。”
　　陈赓说：“你放心吧，我们让他好好改造，将功折罪。”
　　薄一波说：“那好吧，咱们俩分头给董老打电话，光我一个人怕保不下来，咱们俩共同给董老打保票吧。”
　　陈赓和薄一波谈妥后，马上又给最高人民法院挂电话，他找到董必武。
　　“董老啊，中央要我办军工学院，我缺专家教授啊！”陈赓一开口，就摆出求助的低姿态，他客气地说：“听说你那里关押一个死刑犯，叫沈毅，他是个留学法国的专家，当年是周总理从重庆把他弄到延安的，过来以后对建设我军炮兵有过贡献，现在我办大学正需要这样的人，董老呀，能不能从轻发落，刀下留人哪！”
　　董必武突然接到陈赓这么一个特殊的电话，吃惊不小，董老是办学多年的晚清秀才，学富五车的中共元老，一生见过多少世面，可从来没有听说惜才爱才有如陈赓者，竟然连罪犯中的专家也不放过，求助到最高法院的头上了。董必武想象得出，电话那头的陈赓此刻的心情，他深深被陈赓感动了，干咳了两声，沉吟道：“陈赓同志，您的意见我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这个犯人的罪行比较严重，要改判的话，我要和一些民主党派人士通个气，和高院其他领导也通个气，以免产生不良的影响，你看好吗？”陈赓连连道谢。放下电话后，他又给大家讲一段董老当年在苏区的故事。
　　第二天，陈赓让王秉衡打电话找安子文部长，电话接通后，陈赓说：“我们办军工学院急需外文翻译人才，民航局一个叫沈毅的，‘三反’中被判了死刑，但这个人懂法语，留他一条命，叫他立功赎罪，你看行不行？”安子文说：“只要董老同意改判，一波同志没意见，我当然也没意见呀！”陈赓笑道：“你是人事部长嘛，下官岂敢不汇报！”
　　过了几天，最高人民法院来电话说，已将沈毅改判死缓，监外执行，明日要把他送给军工筹委会。
　　那天上午，筹委会派杨川和刘振邦两个人先去最高人民法院接人，法院派了一辆车，又由两名法警押着，把沈毅送到恭俭胡同。
　　沈毅其人五短身材，胖胖的，穿一身黄呢子旧军装，蓬乱的花白头发，面如死灰，他戴着手铐，在两个法警的帮助下，踉跄移步。筹委会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陈赓也闻讯走出办公室。
　　法院的干部在陈赓面前站定，敬礼报告。
　　陈赓扫一眼沈毅，说：“把他的铐子卸下去吧！”
　　法院的同志马上去掉沈毅的手铐，杨川代表筹委会办了手续，以表明正式接管了罪犯。
　　沈毅全身瑟瑟发抖，嘴角嗫嚅半天，吐出个几乎听不见的“谢”字，他老泪纵横，竟想给陈赓下跪。
　　陈赓用手制止他的屈膝，温和地说：“你要好好改造哦，脱胎换骨才能重新做人！”说罢，示意保卫干部把沈毅带进屋子里。
　　沈毅在筹委会住了两天，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扫院子，生活上由王秉衡管理。就是这个人，吃了豹子胆，竟敢挪用高达几个亿（旧币）的公款，购买进口手表等奢侈品送人或自己挥霍，同时又擅自购买大量先进的法国照相器材和书籍，说是想搞点炮兵工程研究，在“三反”运动中实属杀无赦的大贪污犯，现在捡回一条老命，惊魂甫定，他写出一张书籍和照相器材清单，想请筹委会要回来，带到哈尔滨，贡献给军工学院。王秉衡打电话联系了半天，没有个结果，就对他说：“算了吧，你别想入非非了，这几天要送你走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沈毅提出，要他的老婆送点衣服来。王秉衡找到在民航局幼儿园当主任的沈毅夫人，沈夫人来筹委会送了点衣服，冷清清地和沈毅说了几句话，就匆匆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见过沈毅。
　　第三天，保卫部长陈信决定派沈清波参谋把沈毅送到哈尔滨，陈赓特地把沈清波叫到跟前，当面叮嘱道：“老弟呀，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你要安全地把他送到。沈毅是个犯人，但他又是个专家，他现在还在服刑，你要特别注意他在火车上的安全！”
　　不知道沈毅从哪里弄到一条旧枪托，当拐杖拄着，跟着沈清波上了火车。在火车上他唠唠叨叨，说他被判死刑有点重，他挪用的钱大都买了器材和书籍，沈清波训了他几句，他才闭上嘴。
　　在建国初期、人才奇缺的年代，陈赓爱才心切，敢于起用一个死囚犯为哈军工的教学服务，这件事在哈军工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成为哈军工的一个历史掌故而流传多年。
　　沈毅到哈军工后，当过一段预科的辅导教员，由于不能上讲台，学院就让他发挥外语方面的专长，在翻译室里翻译外国技术资料，刚开始几年他还挺卖力气，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多年脱离技术，他实在无法胜任翻译之职，有时不得不去找张述祖和杨仲枢等教授帮帮忙。为了照顾他，学院把他的儿子调来，与他一起生活。
　　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鉴于沈毅的表现还可以，学院通过法律程序，宣布赦免沈毅。他后来什么也干不了，学院只好养着这么一位特殊人物，每个月发100元生活费。陈赓逝世的时候，沈毅的两眼哭得通红，应该说，沈毅是个不大争气的人，但良心未泯。“文化大革命”时他被红卫兵撵出哈军工，押解回乡，他不服，老闹着要去北京找周总理。宜兴老家的农村干部抱怨说，一个病老头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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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没个亲人，送回来干什么？我们天天还要派人看管着他。最终，沈毅死于贫病交加之中。
　　然而近几年有个别舞文弄墨的“写手”把这段故事炒来炒去，沈毅被他们包装成一个杰出的大学者，说他为了保护哈军工的科技资料，冬天不敢生炉子（沈毅当时的宿舍里是有暖气的！），故天天靠饮酒取暖，陈赓看到满屋子的空酒瓶，先怒后喜，深受感动云云，编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这些杜撰的离奇情节就与当年的真实事实风马牛不相及了。
　　再把话说回来，刚把沈毅送走，陈信就拿着一叠材料来找陈赓。
　　“院长，我们昨天审查档案，发现这个女教员不适宜调到我们学院工作。”
　　陈赓放下手中的文件，抬起头来问，“她叫什么名字？”
　　“俞大缜。”
　　“有什么问题呢？”陈赓接过陈信递来的材料。
　　“她的社会关系太复杂，特别是她有个哥哥叫俞大维，以前是国民党兵工署长，现在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是国民党上层高官呢！”陈信对这份档案材料认真研究过。
　　陈赓放下关于俞大缜的材料，摘下眼镜，揉了揉疲劳的双眼，缓慢地说：“这个女教员的情况我了解，我看她是个不错的同志嘛，我们军工应该欢迎她。”
　　“可是……”陈信愣在那儿，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他小声嘀咕道：“我们可是机密单位呀，这政审条件不是规定……”
　　陈赓重又戴上眼镜，笑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还有个哥哥在大陆，是我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老革命，就是黄敬同志嘛！这个俞大缜不跟着国民党的哥哥跑去台湾，而是跟着共产党的哥哥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你说她思想进不进步呢？这样的好同志我们军工为什么不要？”
　　陈信明白了，连忙抽回刚才的材料，要退出去，陈赓补了一句话：“社会关系复杂一点不怕的，只要清楚就好。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看个人的现实表现，你要好好记住这一点。”
　　十月份，李懋之和张衍分别去哈尔滨一趟，实地考察了军工学院的校址和哈医大的搬迁情况。他们回来后，陈赓又派徐立行去哈尔滨。他对徐立行说：
　　“立行呀，还得你老将出马，这一回就在哈尔滨长住吧，主要解决各路人马的住房问题，北方天气就要变冷了，御寒的关键是住房问题，你上次说过，教授们来了住在哪儿？”
　　“斜纹二道街的两幢楼房，是王一伦市长帮助解决的，有暖气、煤气，条件很好。”
　　陈赓又说：“苏联专家不久就要来了，他们的住房问题要早作安排才好。”
　　徐立行说：“哈尔滨市较好的房子也有限，而且松江省有苏联专家的单位早就捷足先登了，大部分已经占用，目前找到符合标准的用房比较困难。”
　　陈赓说：“你这次去，再找省市领导同志帮帮忙，无论如何要设法解决。”
　　徐立行回到办公室，刚吩咐许鸣真买两张火车票，吴兆光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进屋来了，徐立行第一眼就看到二高步校的俄文大队学员秦彬。
　　“哎呀！这不是我们的歌唱家秦彬吗？”徐立行站起来和大家握手，又拉着秦彬坐在自己的身边。
　　秦彬有副男高音的好嗓子，虽然在俄文大队学俄语，可他的男高音不仅使二高步校引以为荣，在重庆市也颇有名气。这次学校北迁，刚刚毕业的秦彬打报告，要求转业去地方当歌唱演员，可组织上决定分配他去哈军工当俄文教员，他思想不通，军人要服从命令，他别别扭扭地跟着部队来到北京。
　　“小秦呀，思想问题解决没有呢？”徐立行和蔼可亲，“军工学院请了很多苏联专家，俄文翻译需要很多人，你是学俄文专业的，正好有用武之地嘛。个人爱好要服从当前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你爱唱歌，到军工照唱不误，咱们还要建立个高水平的文工团呢，我要在哈尔滨听到你唱的《三套车》！”
　　年轻人都笑起来，秦彬红着脸，点点头说：“我听首长的，个人服从组织。”年轻人走后，徐立行又叮嘱吴兆光，“你们去哈尔滨，路上你要和秦彬在一起，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安心做好俄文翻译工作，这是我交给你的一个任务，下次见面我要检查哦。”
　　徐立行到哈尔滨没几天，11月初就给陈赓报告个好消息。他在电话里说，已经了解到哈尔滨铁路局的苏联专家将要陆续撤回国，请陈院长马上和铁道部联系，把他们给苏联专家住的红军街7号大和旅馆要下来，那可是哈尔滨有名的大旅馆，日本人建的，条件很好，房间也多。
　　陈赓听罢，喜出望外，他马上吩咐李懋之，“你以我的名义，给周总理起草一份报告，向铁道部要这个大和旅馆。哈哈！这个徐立行没白跑哈尔滨，消息灵通，反应挺快！”
　　11月5日一早，陈赓拿着报告驱车去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正在会议室主持一个会议，陈赓探头望望，估计这个会一时半刻还散不了，他摘下军帽，挠挠头皮，让刘云去搬把椅子，他就坐在门旁等着，想见总理，不下点功夫不行啊。
　　大约等了一个来小时，陈赓发现周总理离开座位从会议室的侧门出去，“哎呀，总理上厕所！”陈赓在心里说，“赶快跟上总理！”
　　陈赓快步走上去，等在厕所门口，周恩来刚从厕所里出来，陈赓就上去堵住他，笑嘻嘻地说：“总理啊，这有一份紧急报告，请总理批一下吧，晚了怕抓不到手了。”
　　周恩来嗔怪地瞪了陈赓一眼：“什么事这么急，连解手的时间你都不放过！”
　　陈赓还是笑眉笑眼，说：“你不是要求我抓紧时间建设军工吗？这房子要不抓紧就没了。”
　　周恩来接过报告，半开玩笑地对陈赓说：“你阿赓真有办法，找到厕所来让我办公，这是你的一大发明，应该写到你的自传里去。”
　　周恩来站在厕所门口看完了报告，走回会议室，立即把报告批给铁道部滕代远部长，让陈赓去面谈。
　　周恩来签好名，递给身后的秘书郭英会，又小声交代了一句：“那个旅馆是中长铁路的财产，军工学院只能借用啊。”
　　郭英会走出会议室，把报告退给等在门口的陈赓，又转告了周总理的话。
　　11月7日，陈赓带着李懋之去铁道部，在滕代远的办公室面交周总理批示过的报告。
　　身体微胖的滕代远，一身旧军装、光着头，笑起来两眼眯成一条缝，他是党内和军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待人谦和诚恳。当年在太行山抗击日寇时，滕代远是八路军总部的副参谋长，常和陈赓见面，两位湖南老乡关系极好。
　　“老陈啊，有了总理的批示，你何必亲自跑来呢？你不怕两条伤腿再犯病呀？”滕代远看完报告，一边为陈赓和李懋之倒茶水，一边乐呵呵地说。
　　陈赓说：“我怕你不重视呢，拖了时间可就误了大事。”
　　滕代远指指报告说：“这有总理的批示嘛，我哪敢不重视呀！只是大和旅馆属中长铁路的路产，涉及中苏两国的利益，即使借给你们用，也得容我与苏方商量一下。”
　　陈赓站起来，拱拱手道：“那就多劳滕部长了，我们就等候佳音啦！”
　　滕代远一直把陈赓和李懋之送到楼梯口，才挥手告别。
　　铁道部慎重地研究了陈赓的报告，且取得苏方的同意，哈尔滨铁路局郭鲁副局长还奉滕代远之命，打电话给正在朝鲜战场的中长铁路中方局长刘居英，征求意见，刘居英自然同意铁道部的决定。
　　铁道部雪中送炭，把大和旅馆借给了哈军工。
　　1953年5月，首批苏联专家住进大和旅馆，后来，哈军工的不少历史事件都与这座米黄色的俄式建筑物有关。1970年，哈军工南迁后，几经周折，大和旅馆才重又归还铁道部，这是后话。

　　10 关怀备至 周总理亲选军工将才(1)

　　关怀备至 周总理亲选军工将才
　　马不停蹄 李懋之落实基建计划
　　陈赓是个急性子，筹建学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顺心的事，有时他也难压住火气。前面说过，刚从朝鲜回来的时候，听说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对军工学院的选址报告压着不批，他给贺晋年打过电话，贺晋年是当年四野有名的“剿匪司令”，胆大心细，可是也惧“陈胡子”三分，他赔着笑说：“陈司令员，不是我的问题，听说高主席有考虑呢。”
　　10月下旬，陈赓接到张衍从哈尔滨来的电话，说高岗那边还是拖拖拉拉，很多事不顺畅。陈赓放下电话，眉宇间溢出一股怒气，他拍了一下桌子，大声道：“高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明天我找总理去。”
　　陈赓素来对位高权重的“东北王”高岗不太“感冒”，1952年3月28日，他奉命返回朝鲜前线去换彭德怀回国，途经沈阳，在见了高岗之后，他就在当天的日记中表示了对高岗糜烂生活作风的不满：
　　我党成分复杂，有些思想作风不纯者，混入党内，无论什么运动，均为积极分子。即平日铺张浪费高人一筹者，一至“三反”，其积极程度也高过他人，并且夹杂一些严重的个人企图。此为党内之不健康现象。我想在一定的时间内，党内是免不了这些现象的。只有注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才可肃清这些现象。
　　鉴于高岗对创办军事工程学院之事一直采取“不表态、拖起来”的消极态度，陈赓不得不去请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尊神”压一压他。
　　第二天是周三，下午是周恩来专门接待民主人士的日子，陈赓算好时间，带着秘书去中南海的总理接待室排座，他静悄悄地坐在几位民主人士的后面，耐心等待着。
　　周恩来和民主人士谈完话之后，问秘书外面还有谁，秘书说：“是陈赓司令员，等待您接见呢。”
　　周恩来不禁哑然失笑，招手让陈赓快进来，朗声问道：“阿赓你有事就来嘛，怎么也当起民主人士了？”
　　陈赓说：“您那么忙，我可不愿老来打扰您。”
　　周恩来仔细听取陈赓的汇报，又在笔记上做了简短的记录，思忖片刻，他沉静地说：“我知道了这个情况，阿赓呀，你再去找聂荣臻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谈谈，然后我在会上讲，再向毛主席汇报。”
　　鉴于时间紧迫，陈赓受命替毛泽东起草了电报，要求东北军区对军工学院选址问题给予支持。一周后，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发文件，命令国家卫生部和东北人民政府把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医科大学4.7万平方米校舍拨给军事工程学院作为立足点，哈医大另选校址。周恩来随即派出一个政务院检查组，去沈阳和哈尔滨两市，督促、落实东北有关方面的人力物力保障问题。至此，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文庙街建院的划地问题，才得以完全解决。
　　只有陈赓，才能直通毛泽东和周恩来，面陈一切；只有陈赓的崇高威望和成熟的政治经验，才能领导哈军工的创业者们克服横在筹建工作中的所有困难。
　　为了工作，陈赓是不怕得罪人的，对老熟人、老同事也照样不给情面。
　　第一批调人名单送交高教部后，进展不快，陈赓又来了火，那天他亲自打电话，请人事部部长安子文和高教部副部长钱俊瑞来筹委会“作客”。
　　两位部长不敢怠慢，急急忙忙赶到恭俭胡同，他们明白，陈赓八成是摆个“小鸿门宴”，所以都是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四合院。
　　陈赓把早已准备好的调人名单和有关资料递给两位部长，然后大声说：“今天中午两位部长大人不能走，我请你们在这里吃全聚德烤鸭！”他转身吩咐许鸣真：“许参谋，快去准备！”
　　安子文笑了，他熟悉陈赓的脾气，陈赓为了军工学院废寝忘食，傅涯在部里碰见他总要诉诉苦：“请安部长多帮帮陈赓，他现在是个拼命三郎啊！”
　　吃过一次烤鸭的钱俊瑞可就有点紧张了，不时望望安子文，那意思是：“你快帮忙解围啊！”
　　安子文说：“陈院长盛情难却，老钱呀，咱们赶快看名单吧，要不吃不上烤鸭啦！”
　　这句话把陈赓逗乐了，刚才紧张的气氛也随之缓和下来，一个上午，不仅确定了第一批调入人员的名单，同时又研究了第二批调入人员的名单。那天中午，大家满脸油香，开心地大吃了一顿烤鸭。
　　转眼到了西山枫红，遍地菊香的深秋季节，调入的教授和干部陆续到京，联络处设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第一宾馆。陈赓给筹委会立下一条规矩：凡是调来的教授路过北京，当天他就要带着筹委会的领导同志前去看望，并设便宴招待。
　　就跟刚见到南京来的教授们那样，陈赓一见面就向教授们讲形势，讲建立哈军工的意义：“……我们在朝鲜作战可吃了技术落后的亏，打炮，没有知识，震聋了战士的耳朵；缴获到美国的汽车不会开，只好推到稻田里去；有些装备出了点小毛病，甚至只是缺个把螺丝钉，安上了就可以用，可就是不懂啊，所以现在要办军工这样一个学校。但我们办不了，要依靠你们，祖国需要你们，人民需要你们，今后要真正发挥你们的作用来办好这所学校。”
　　陈赓一贯把知识分子当“自己人”，他推心置腹的一席话，就能让初次见面的教授们心悦诚服。
　　军工筹委会选调教授的工作一直得到周恩来和其他军委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9月22日，陈赓向粟裕副总长呈送一份关于要求从教育部门和科学院延聘教授的报告，10月3日，粟裕副总长即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报告，他说：“……现据陈赓同志报称：为便于明年开学，目前急需培养师资、训练助教，惟欲从部队中遴选教授实属困难。故必须从政府系统教育部门、科学院等处延聘（并已得教育部负责人原则同意）。否则势难如期开学。特附呈陈赓同志报告，该件已呈彭副主席，恳请准予如数调配。”
　　三天之后，周恩来对粟裕转报的陈赓报告做出批示：请邓（小平）副总理办理。
　　看一看1952年10月朝鲜战场的形势就会明白，周恩来的批示时间正是上甘岭战役的前夕，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是把军工延聘教授的事当成紧急军情而迅速处理，可以说，中央领导把创建军工学院与朝鲜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了。
　　那天陈赓高高兴兴地从前门回到筹委会，安子文部长就追来了电话：“陈院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周总理最近亲自为你物色了几位老同志，我还舍不得调给您呢！”
　　陈赓急了：“安部长，可别卖关子了，既然总理是为我们军工挑选的，你可不能半路打劫呀！他们到底是谁呀？”
　　安子文笑道：“我要是半路打劫，你陈司令员还不活吃了我？告诉你吧，一个叫唐铎，一个叫徐介藩，这两位都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由组织派往苏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还有一位叫赵唯刚，在日本和苏联都呆过，他们三位的俄语就不用说了。另外，决定从民航局调来唐凯和葛燕璋，他们都是老红军干部。怎么样？周总理让我问问你，这五位干部，除了你自己推荐的唐凯，其余四位你意下如何？”
　　陈赓听罢喜眉笑眼，连声说：“谢谢总理，也谢谢你部长大人！我正为缺少部系一级的领导干部犯愁呢，这一下可解决我们的大问题了！”
　　放下电话，陈赓忙喊来李懋之：“懋之啊，你快去中组部找安部长，仔细谈一下，如何尽快让这五位老同志来筹委会报到，了解一下他们的家属和子女情况，有什么困难？回头马上告诉我。”
　　李懋之从中组部回来后，把这几位老同志的资历向陈赓作了汇报，除了唐铎还在苏联，即将回国外，其余四位都在北京。陈赓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走了几圈，感慨地说了一句：“总理亲自为我们军工挑选将才，真军工之幸也！”
　　单说这五位老干部中的唐凯，他是湖北省黄陂县人，生于1916年10月。1929年冬，13岁的少年唐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红军，次年由团转党。他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连副指导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团营政治委员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支队长、第二分校一团团长，冀热辽军区支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三纵、五纵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军委民航局副局长。
　　1952年上半年的“三反”运动，民航局抓出一个“大老虎”沈毅，中央批评民航局领导犯了严重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的错误，所谓“铺张浪费”，是指唐凯向韩先楚等几个赴朝参战的老同志送了御寒的大衣和皮衣，还有租房子给他们的家属住。局长钟赤兵和副局长唐凯，同时被中央纪委给予行政撤职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被停止工作的唐凯心情沉重，感到无地自容，作为一个对党忠心耿耿、多次立过战功的红军老干部，刚建国就莫名其妙地跌了个跟头，他困惑、苦闷，只能闭门思过。
　　没想到陈赓知道了唐凯的事，早在长征路上，他就熟悉这个小老弟，一个在危难中帮助战友的好同志会犯“铺张浪费”的错误？乱弹琴！陈赓摇头叹气，他去找总政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不用陈赓多讲，罗荣桓也十分了解这个东北战场的老部下，两人当场确定把唐凯调到军事工程学院去。
　　陈赓找到唐凯，笑呵呵地说：“老弟呀，民航局那点事，你就不要再考虑了，跟我到哈尔滨吧！”唐凯流泪了。不久，他轻装简从，携月子里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跟李懋之一起上了北行的火车。
　　11月底，徐介藩和赵唯刚先后到筹委会报到，陈赓热情地接待他们。这两位长期在国外工作，阅历不凡的老干部显得与众不同，高视阔步之间透着自信和豪迈，甚至有几分狷介之士的气度，高雅率直的谈吐显现他们的才学和抱负。徐介藩为自己能到军工学院，在陈赓的领导下工作而兴奋不已，他一见到陈赓，就激动地说：“陈司令员，您还记得吗？当年我从上海大学到黄埔军校去，我的党员介绍信就是交给您的，那时候您是组织委员。”
　　徐介藩是安徽省固镇县人，生于1901年。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比陈赓低两届，为第三期毕业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党派他赴苏联入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学习，1928年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他参加苏联红军，1948年，他回到祖国，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编辑局俄文编辑，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副主任。1949年5月，周恩来把徐介藩调到北京，作王稼祥的助手。7月，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会谈，徐介藩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此时，国民党驻苏人员已逃之夭夭。中苏会谈后，刘少奇与高岗回国，王稼祥在莫斯科一面养病，一面领导徐介藩等人去接收老使馆和筹建新的中国驻苏大使馆。于是，徐介藩成为建国后中国首批高级外交官，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之职。毛泽东访苏后，中央调徐介藩去赤塔，任赤塔总领事馆总领事。朝鲜战争爆发后，徐介藩赴朝出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任彭德怀的俄文翻译。徐介藩性格耿直，有话直说，富于正义感，当然脾气也大。
　　徐介藩的特殊履历一直留在周恩来的记忆中，现在要成立军事工程学院，周恩来又把他调给陈赓。陈赓为此颇感欣慰，数十年后，能与当年的黄埔学弟在创办军工的大事业上共事，的确难得。
　　赵唯刚原名赵石羽，他的人生经历十分复杂。1906年，赵唯刚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郊的普通农民家庭，苦读多年的青年人于1926年考取留学日本公费生，在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1927年6月，赵唯刚成为一名秘密的中共党员，年底回国，在东北做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奉调苏联，在伯力炮校学习。1937年5月，赵唯刚作为莫斯科参谋本部的情报人员，被派往南京，年底返回苏联，继续在参谋本部工作。1941年9月，苏联情报部门又把赵唯刚派回中国，在路过延安时，赵唯刚找他在苏联认识的康生，要求党组织允许他脱离苏联情报部门，他想到八路军工作，参加抗战。工于心计的康生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在敷衍，时间一长，四处奔波的赵唯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1945年，赵唯刚在我军通化炮兵学校工作时，由朱瑞、邱创成介绍，重新入党。
　　陈赓看重赵唯刚在炮兵教学上的专长，初次见面，知道赵唯刚有个关于党籍问题的历史包袱，筹委会马上要移师哈尔滨，他来不及和赵唯刚详谈。
　　自中央军委“6?23”命令中规定军工学院由五个工程系组成之后，陈赓一直在考虑五个系主任的人选，他们必须是经过战火考验的资深的革命军人，能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军人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他们必须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具备很强的组织能力和独当一面的领导水平；他们应该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内行，有广博的知识和专业技术基础。到哪里寻找这样的人物呢？好在海军工程系有了，这就是陈赓十分倚重的黄景文，黄埔海军学校舰长指挥系毕业的黄景文，一口流利的英语，品德、学识和能力都令陈赓满意，是个难得的高级军事技术干部。那还有四位系主任呢？陈赓留心寻觅了几个月，周总理为他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此时，陈赓在心里掂量着，空军工程系主任自然是非唐铎莫属了，人没来之前先让徐介藩顶着；炮兵工程系让赵唯刚干，这位仁兄在苏联上过炮校，在东北炮兵学校当过领导；那么装甲兵工程系呢？就是徐介藩了，他在苏联呆了二十年，参加过卫国战争，还怕坦克？最后剩下的工兵工程系，就让唐凯老弟上了，他在四野特种兵干过，搞工兵的一套他明白。五个系主任已在陈赓胸中变成了“竹子”，他一阵高兴，就拉着李懋之、张衍出去遛弯儿。
　　李懋之问：“看你高兴的，想到哪儿去？”
　　陈赓说：“出去吃面条去！”
　　李懋之说：“还用下馆子？到我家让兰凤做刀削面得了！”
　　张衍也来了情绪：“好哇，去尝尝嫂夫人的手艺！”
　　三个人来到东四牌楼史家胡同7号，这是筹委会为李懋之、黄景文两家租的房子。
　　李懋之的夫人兰凤向陈赓抱怨道：“陈院长呀，懋之总也不回家吃饭，今天要不是您来，他还不知多晚回来呢！”
　　陈赓笑道：“懋之太忙了，向上面要经费得靠他去跑呢！”
　　黄景文的夫人李夏湘也闻声出门迎接陈赓，陈赓对她说：“景文还在上海一带请教授呢，他是用三顾茅庐的精神去请人呀，有的教授不愿意来东北，人家硬是关着门不见，景文就站在门外，恭恭敬敬地等呀，等呀……”
　　说到这儿，陈赓突然有点伤感，他顿了顿，轻叹口气说：“办军工学院，不容易哦！多谢你们家属同志的支持啦！”大家都站在小四合院里，静静地听陈赓讲话。
　　正好黄景文的大女儿黄晓夏放学回来，好一个秀气文静的小女孩，陈赓一下又高兴起来，他拉着晓夏的手说：“来来！和伯伯一起吃刀削面了！”
　　话分两头。早在十月中，李懋之带领高步昆和殷之书等一行人去哈尔滨看校址，他们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北部的文庙街和一曼街，这是全市地形的最高点，初步勘察后，确定了院区的范围是东自橡胶厂，西至极乐寺和苏联红军陵园，北自太平桥区边界，南至马家沟河南岸，占地3500余亩。李懋之和在哈尔滨坐镇指挥的徐立行商量后，和高、殷两教授一起去见哈尔滨市市长王一伦。
　　王一伦市长矮矮胖胖，和和气气。他把李懋之的一些具体要求记下来，认真地说：“能在哈尔滨市建立这所高级军事院校，给我市增添了莫大的光荣，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一定满足。”
　　李懋之回到北京，陈赓对他说：“军委已经批准，我们学院的开办费为1000个亿（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人民币），你要抓紧订购办公用具、教材、器材、仪器、教具等开学必需的设备，要在本年度之内将钱花出去。我和述祖同志研究过了，马上组织已经来京报到的教授、助教和干部们，分头去采购普通的教学仪器设备，为了节省时间，一律在市场购买。”
　　陈赓低头踱了一圈，又补充一句：“还要尽量节约开办费，有些营具、教具要自己制作，既要坚固耐用，又要美观大方。”
　　李懋之立即带领大家，撒开双脚，在北京城里四处奔波。中央军委已正式通知各军兵种，将手中的旧式和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和重要军用器材，调拨给哈军工各一至两套。到11月中旬，已确定调给哈军工的有T34型坦克、自行火炮、米格飞机等大型武器装备。装甲兵司令部刚刚定制的铝制坦克和汽车也调给哈军工一套，但教材只给技术部分，战术部分以保密为由不愿意给。陈赓一个电话打给粟裕，很快军委又下达新的通知，对军工学院无须保密，学员也要学习军兵种战术及合同战术，学院本身就是个大机密单位。
　　10月23日，根据陈赓的指示，李懋之打电话给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要求向苏联驻军委顾问团总顾问科托夫上将汇报军工学院的筹办情况，听听他的指导意见，同时问问苏联专家何时能派到军工来。
　　隔了两天，军委安排李懋之去见科托夫。这位身材魁梧、虎背熊腰的苏军上将比李懋之大出一圈，但人很客气，他听完李懋之的汇报后，表示满意，并鼓励说：“你们这种紧张的战斗作风要始终贯穿到学院整个教学和生活过程中。”接着科托夫详细谈了他对建设军工学院的意见，他说：“我们苏联也没有办过这样各军兵种综合性的技术学院，我只能提点参考意见。首先应该明确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这个学院是军事性质的，是培养军事工程师的，对学员的培养，首先要求他成为一个体魄健壮的士兵，一个热爱祖国的技术军官，他必须能忍受一切艰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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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不怕流血牺牲，有铁的军事纪律观念，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没有这样的品德素质，就很难完成战场上的技术保障任务。”
　　科托夫讲了学院的领导体制、教学计划、队列教育和生活保障，几乎涉及建院的主要问题。李懋之做笔记累得手发酸，心里挺佩服这位金发碧眼的俄国人，“这个上将不是白给的，挺有学问。”
　　科托夫最后谈到顾问来华的问题，他说：“你们最好请周总理通过外交途径去催，也可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去催，我也帮助你们催。总之，办这样诸兵种、综合性的技术学院，我知道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还没有过呢，怎么办？我也不懂。”
　　科托夫和李懋之来个亲切的“熊式拥抱”，把李懋之和翻译送出办公室。
　　三年后，科托夫上将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前，亲率一个苏联顾问团视察哈军工，又与老朋友李懋之见面，他对学院规模之大和发展之快，赞不绝口，这自然是后话。
　　11月初，陈赓派李懋之去全军院校的龙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办学经验，在一周多的时间里，李懋之同军事学院的教育长、部系领导、重点教授会领导交谈，广泛请教了方方面面的工作经验，记了满满一大本。让李懋之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出差在外的刘伯承院长。
　　11月13日，陈赓和筹委会的主要领导一起听取了满载而归的李懋之的汇报，陈赓做了总结，他对大家说：“根据总顾问的意见和军事学院的办学经验，我们先研究起草几个规章制度，我看应包括队列训练、行政管理、物质保证等方面的，粗一点没有关系，工作中逐步修改完善嘛。在教学组织与实施方面的规章制度，说老实话，咱们不懂啊，我看等苏联顾问到了哈尔滨之后再另外制定不迟。”
　　大家讨论了一阵，陈赓又说：“要抓紧组成建筑委员会，由懋之负责。请中央政府支持的事项，也预先考虑个原则意见。明天，懋之你跟我一块儿去找薄一波。”
　　翌日上午，老天变脸，下起冰冷的毛毛细雨，陈赓披一件黄呢军大衣，带着李懋之几个人，驱车直奔薄一波的办公地。
　　一进大门，薄一波就闻讯走出办公室，下了台阶迎接陈赓，他右手握着陈赓的手，左手拍着陈赓的肩膀，操着浓重的山西腔说：“哎呀！我的司令员，有事让懋之来谈就行了，何必劳你的大驾？”
　　陈赓笑道：“你是财神老爷，下官岂敢不登门晋见！”
　　两人哈哈大笑，一起走进办公室。这两位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老搭档，每次见面都要开开玩笑。刚坐下来，陈赓就让李懋之开腔：“你把问题向薄政委提出来吧！”
　　李懋之对薄一波说：“总理要求我们抓紧建院开学，早出人才，实现军队现代化。根据这个精神，陈院长提出边建边教边学的建院方针，要求在1954年底建成全部教学用房和必需的办公与生活用房，共需要30多万平方米；到1956年底，按规划要完成全院60多万平方米的校舍建筑任务。这个基建任务相当的紧急，需要把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建筑材料落实到一个部门，统一安排力量，才能保证我们的用房需要。”
　　“你们有个具体的计划没有呢？”
　　“具体计划要等设计方案出来后才能拿出来，不过我们现在有个估计，明年需要先建10万平方米，解决教职员工和一、二期学员的食宿和部分办公用房，建筑费用大约需要2000多个亿；后年才是重点建设期呢，五个系的教学大楼和附属实验室用房得全部建成，不能耽误各个系开专业基础课使用。估计这得要20万平方米，投资大约为3500个亿。”
　　薄一波浓眉轻蹙，瞅瞅正襟危坐的陈赓，倒吸了一口气，沉吟地说：“军工学院的基建是个庞大的工程，要好好组织才行哩，这样吧，我给建筑工程部打个电话，找陈正人部长，明天懋之先去找他，我们先把设计、施工单位和负责材料供应的单位落实下来，万事总要有个开头，是不是？”
　　第二天，李懋之带高步昆等人去建筑工程部见陈正人部长。由于薄一波已在电话中向陈正人详细介绍了目前军工学院基建任务的紧迫性，所以大家开门见山，没有客套话。
　　陈正人找来有关局长，一起研究。他对李懋之说：“周总理已经讲了，要各单位大力支持军工学院的建设，你们的任务是‘天字号’的。我们部里已经指定松江省设计院和东北人民政府的设计院负责设计任务，力量不足时，部属的设计院也可帮助。施工力量全由松江省负责，力量不够再由沈阳抽一部分人去。建筑材料由部里直拨，交松江省负责，优先供应。至于施工方式嘛，是工料全包干给施工单位呢，还是材料由学院负责？”
　　李懋之和高步昆商量一下说：“还是工料全包干吧，学院只负责图纸审定，施工质量检查验收，监督合同执行情况，进行财务结算，帮助督促材料及时进场。”
　　陈正人笑道：“好，你们的思路很明确，就按着你们的意见下达文件，让承担的单位尽快与你们接头，请你们把工程计划拿出来吧！”他说到这里，瞅瞅李懋之，欲言又止地说：“这最重要的嘛……”
　　李懋之马上明白了，他站起来，做个数钱的手势说：“请陈部长放心，这经费嘛，我们保证没有问题！”
　　当天下午，李懋之又带人匆匆跑到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是德高望重的“军中红管家”，身在病中仍坚持工作，秘书报告李懋之求见，他便放下手中的工作，耐心地听取李懋之汇报军工的基建计划。李懋之希望总后勤部明确各项经费的开支权限，特别是基建费、特需费，请求批准实报实销。
　　杨立三满脸病容，思忖片刻，缓缓地说：“有规定的经常性开支要照章办事，学院创建过程中的开办费和特需费，可以实报实销，但要总参批过来，我们照办。基建费那样大数目的开支，得总长亲批，不能做出准确的预算，也得有个概算嘛，不然的话，财务部门无法掌握呀。”
　　“杨部长说得对。”李懋之点头称是，陈赓经常嘱咐他要谦虚地“拜码头”，切勿盛气凌人，拿军工的大牌子压人，李懋之不敢疏忽。
　　11月16日一早，李懋之又到军委办公厅找肖向荣主任，汇报昨天与杨立三部长的谈话情况。肖向荣立即通报，带着李懋之去见粟裕副总长。
　　粟裕先仔细询问这一段时间军工学院的筹办进度，再问陈赓院长的身体和起居情况，他对李懋之说：“要多考虑陈院长的辛劳问题，他这个人呀，干起工作来不要命的，你们做部下的，要时时帮他多挑担子啊！”
　　粟裕记下李懋之的具体要求后，明确表态说：“创建军工这样的军事技术大学，谁也没有经验，事事做预算，等待批准，就可能拖后腿。为了加快速度，我看基建费有个概算，由陈院长签字，可以实报实销。但是要一事一报，以便迅速批办。”
　　拿到粟裕副总长的指令，李懋之高兴地立正敬礼，喜滋滋地退出。回到肖向荣的办公室，他又灵机一动，向肖主任要汽车。肖主任问要多少，李懋之大着胆子说：“大车小车先给150辆吧。”没想到肖向荣二话没说，大笔一挥，批总后调拨。
　　李懋之胜利班师，回去打电话，向陈赓报喜去了。
　　11月26日，《军事工程学院校舍建设初步计划》由陈赓署名后，直送中央军委。之前，陈赓仔细修改过这份报告。报告中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学院按中央军委要求，须培养3200名工程师，故须具备完善的校舍。按学员与教职工1∶2的比例，到1956年全院要发展到15000余人。……依据学员与教职工逐年增加和教学发展的需要，分先后缓急拟新建校舍40余万平方米。其中拟于1953年建10万平方米，1954年建15万平方米，1955年全部完成；军工学院等待中央军委批准后，即与中央建筑工程部具体商讨，落实计划，订立合同。”
　　陈赓叮嘱李懋之说：“报告送上去后，要紧盯着点儿，一定要抢在明年开春前破土动工，晚了，可要打你李懋之的屁股！”

　　11 风雪移师 万众一心创建学院(1)

　　风雪移师 万众一心创建学院
　　“两老办院” 陈赓奠定教育思想
　　1952年11月中旬，陈赓旋风似的南下华东和中南地区一趟，亲自检查招生和选拔助教的工作。在南京，陈赓在百忙中不忘8月间就确定调军工的高级俄文翻译王剑秋，他特别挤出时间与这位黄埔学弟谈谈话，勉励一番。
　　王剑秋是山西省临晋县人，1925年从西北大学投考黄埔军校，为黄埔第四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因看不惯王明拉帮结派，与王明的关系很僵。1931年回国后，正逢王明在党中央掌权，睚眦必报的王明把王剑秋拒之门外，王剑秋为了生存，无奈投奔了西北军，走上曲折的人生之路。多年来，希望恢复1926年的党籍，成了王剑秋沉重的思想包袱。这次见到陈赓，他又表达自己这一心愿，陈赓对他说，“你是个老同志，先入党嘛，26年的党籍问题慢慢解决。现在准备搬家吧，跟我去哈尔滨，我正缺俄文专家呢。”
　　陈赓回到北京，已是11月下旬，他对筹委会的工作很满意，每天都去前门或北海的干部报到处转一转，有什么重大问题解决不了，他马上驱车进中南海。
　　那天晚上，张衍和任新民给陈赓送来一张名单，是对第二批抽调教授的补充，名单中有北大的朱起鹤，南大的谭自烈，中山大学的李天庆,大连工学院的陈百屏，天津大学的张凤岗等高校教授。
　　“都是难得的人才，”张衍说：“请院长派人再去疏通一下高教部。”
　　陈赓把名单小心折好，放在上衣口袋中，他思忖一会儿说：“今晚，还得去找总理批。”又问了问南京军事科学研究室人员的搬迁情况，“周祖同还在南方调人，他的家怎么办？”陈赓突然想起了周祖同。
　　“我们都安排好了,”任新民说，“周教授的爱人易晓东来电话说，行李已经收拾打包，这两天就出发。”
　　陈赓放下心来，叫上机要秘书任金池出了门，他先去军委办点事，在那儿给总理秘书挂个电话，看看总理在不在。
　　快半夜了，周恩来才带着一身寒气回到西花厅，见陈赓等在那儿，有点吃惊，他接过陈赓递上的名单，看了看，这次没有马上批，反而盘问开了：“陈赓，你怎么又来了？上次不是说好是最后一次抽调教授吗？”
　　陈赓马上解释，强调这次名单上的教授如何急需，他笑嘻嘻地说：“上次说的不算，这是最后一次，这回批了，保证不再来找您。”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以商量的口气笑道：“已经批过几次了，给你不少了，也应考虑其他高校师资力量也不足嘛，这一回，阿赓啊，不批了，好不好？”
　　陈赓执意不肯，他还是笑着软磨硬泡：“总理啊，你不批，我就不走。”
　　僵持了片刻，周恩来叹口气，拿起毛笔签了字。陈赓喜不自禁，连连称谢告辞。周恩来望着陈赓一走一拐的远去的背影，心痛地想：“这个陈赓呀，为军工学院拼了命了。”
　　次日下午，张衍来汇报，他今天去找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王诤，想从他那儿要几名技术干部，“真让我感动啊。”张衍面色肃然地对陈赓说。
　　原来王诤仔细地看过张衍递过来的名单，最后说：“除了一个人，其他的全部同意，我马上下调令，调给你们军工学院。”
　　张衍上前看一眼，王诤用手点点不同意调的名字，张衍忙作解释，“王部长，这是我们重点要调的专家呢，听说还是咱们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弟弟，说什么你也要把他调给我们。”
　　王诤站起来，贴近张衍的耳朵，小声说，“这位同志有点毛病，我调一个比他还好的人给你们，你看行不行？”
　　张衍愕然，刚才自己还闹误会，以为王诤不愿意放人，没想到人家风格这么高。事后了解到，王诤不肯给的那位专家，技术上是不错，可惜脑神经有疾，常常犯病而无法工作。
　　陈赓听罢张衍的话，沉默良久，才长吁一口气，感慨道：“全国、全军都支持我们办军工，我们要对得起大家，像王诤部长，他是我们党内电信方面的专家，自己也急需人，却把人才介绍给我们，高风格啊！所以我们不能有一点松劲或者骄傲情绪，还有一周，我们就要去哈尔滨上班了，大家要抓紧呀。”
　　11月底，筹委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从12月1日起取消筹委会的公章，正式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关防”的大方公章，并报军委备案。
　　陈赓简短地总结了三个月来的工作，他说：“筹委会工作的最大成绩，是请到了一大批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目前已报到的和年底前去学院报到的，加起来有78位，其中老专家有几十位。徐立行同志、张衍同志，还有述祖同志、新民同志，你们都是有功劳的。”
　　陈赓又说：“我们正在创建时期，今后在北京与各方面联系的事情还很多，在北京设一个联络处是必要的，名字嘛，就叫军事工程学院驻京办事处，地点就放在我家的前院，省得再花钱租房子了。办事处主任嘛，我和几位同志商量过了，就由许鸣真同志出任，大家同意不同意？”
　　大家鼓掌表示赞成，许鸣真连忙站起来敬礼。
　　散会后，陈赓又交待王秉衡说：“这个四合院就要作黄克诚部长的住宅了，你留下来负责扫尾工作，把各个房间收拾干净，帮许鸣真把办事处搞起来，再去哈尔滨。老弟呀，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把一切都布置妥当，陈赓舒了一口气，在筹委会这座四合院里来来回回看了一遍，又摸摸老槐树，这才有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11月30日，李懋之、唐凯等带领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们出发，陈赓和张衍等人定于12月2日出发，任新民带几个助手仍坚持在北海干部报到处，接待近几天陆续报到的人员。
　　12月3日下午，陈赓一行人抵达哈尔滨火车站。抬眼望去，一切都蒙在灰白色的天幕下，逼人的寒气像钢针似的扎在脸上，白天气温已经降到零下20℃以下，夜里常冷到零下30℃，冬季的哈尔滨是个寒冷的冰雪世界。
　　徐立行、李懋之、张述祖等人在月台上迎接陈赓。陈赓兴致勃勃，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大口哈着气，看着瞬间凝成的白霜，飘飘洒洒地消失。
　　几辆吉普车在文庙街西头的两排红砖灰瓦的小平房前停住，陈赓下了车，指着两排小平房问道：“你们就住在这儿？”
　　李懋之答道：“这是哈医大留给我们的两排小平房，每排六户，每户有3间小屋，徐副校长和我们几个就住在这里，前些天张述祖教授也搬进来了。”
　　陈赓用胳膊肘碰碰张衍，笑道：“我也住在这里，张衍呀，咱俩作邻居如何？”
　　徐立行忙说：“那不行啊！院长，我们已经在斜纹二道街教授们住的楼里给你安排一套房子啦！”
　　陈赓直摆手：“不去，不去，那里的房子留给教授们住嘛！”
　　李懋之说：“这里连个围墙也没有，怕不安全哩，我看，要不就请院长住到铁路专家招待所，那儿是个独立的小楼……”
　　“你想把我封锁起来？”陈赓瞪了一眼，“我就和你们大家住在一块儿啦！”陈赓以不容争论的口气，阻止大家再说话，说罢，他一边推开唐凯家的门，一边说：“老唐啊，我来慰问邹光娘儿俩来啦！”
　　唐凯的爱人邹光是抱着还没满月的女儿上的火车，陈赓一直惦记着这母女俩，他笑眯眯地看了看熟睡的女婴，对唐凯和邹光说：“注意保持室温啊，别冻着孩子。”这才出去看着警卫战士们为他安排住房，这一天，小平房前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翌日清早，陈赓醒来，穿好棉衣，再看看窗户，从结满冰花的玻璃上是看不到外面的。陈赓不想吵醒睡在外间的警卫员，轻手轻脚地走出户外。黑沉沉的夜空，三星已歪到天边，太白金星闪烁着清冷的光芒，寂静的旷野没有一丝儿声响。
　　昨天晚上，徐立行、李懋之、张衍等人向陈赓汇报工作，谈到大半夜。大家特别对哈尔滨医科大学在短短的时间里，腾出那么一大片房子，感叹不已。张衍说，十月中旬他来哈尔滨的时候，曾带着两个参谋，悄悄溜到致知楼地下室，看见大大小小泡着人体器官标本的玻璃罐，还没搬走。走在校园里，看到墙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完成搬迁任务，为国防建设作贡献！”“顾全大局，克服困难，支持解放军办学！”
　　“医大同志这种高尚风格，值得我们好好学习，”陈赓郑重地说：“懋之呀，明天你陪我向医大领导当面致谢，吃了早饭就去！”
　　此刻，陈赓正沿着雪地上的小路，深一步，浅一步向东走去，他想去看看哈医大腾出的四座主要校舍：王字楼、马蹄楼、工字楼、致知楼。可他还没走出多远，李懋之就带着警卫员追了上来。
　　“院长呀，天还没放亮，你怎么就一个人乱跑！”李懋之埋怨道，“你都把警卫员小鬼吓坏了！”
　　陈赓只好跟着李懋之回去吃早饭。八点多钟，他带着李懋之几个人去拜访哈医大的校长和党委书记。
　　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建国初期东北地区著名的医科大学，建立一所大学谈何容易，校领导和教职员工听说要他们搬迁，让出熟悉的校园，而新校舍尚无着落，自然是思想不通，行动迟缓。政务院检查组向他们讲明建立军工学院的重大意义之后，哈医大领导立即转过弯子，加快了搬迁速度，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全部腾空文庙街两侧4.7万平方米的校舍。哈医大这种顾全大局、勇于牺牲本部门利益的高尚风格给老哈军工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二十多年后，当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为了要回被占据的校舍而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时，人们自然都用当年的哈医大作对比，不禁感叹世风日下，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已被某些人弃之如草履了。
　　陈赓的车子刚停到哈医大临时办公点的门口，哈医大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就迎出大门口，他们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久仰陈赓将军的大名，大家寒暄几句，赶紧进屋子说话。
　　陈赓把上了霜的眼镜摘下来擦拭着，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二位领导，我今天登门拜访，一是表示感谢，二是表示歉意。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发展，中央决定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把我们这所学院选址在文庙街一带，这一下子就把你们学校的房子占了，大冬天的让你们搬家，新校舍一时又没建起来，弄得你们四处流浪，我们实在对你们不起呀！”
　　哈医大校长连忙摆手：“哎呀，陈院长，你可别这么说，我们能为军工学院的建设助一臂之力，也感到光荣呢！”
　　陈赓说：“不仅仅是光荣，你们为国防现代化建设立了头功呢！我们将尽快从中央拨给我们的基建经费中拿出足够的额度来，作为哈医大征购土地，重建校舍的费用。你们迁校后有什么困难，请以实相告，我陈赓还有点面子，可以帮助你们说说话，把重建工作搞快一点。”
　　陈赓的一片坦诚之情让哈医大领导心中暖流涌动，一位统率过百万大军的大将军，竟如此平易近人，关心别人，哈医大能为他做点什么，真是有缘分啊。
　　陈赓详细询问目前哈医大的困难情况，为了不中断医大附属医院的门诊，他当场拍板：将哈尔滨市政府借给哈军工使用的原鲁迅艺术学院和摩托车学校的校舍让出来，交给哈医大门诊部使用，他交代李懋之，尽快落实，决不能影响哈尔滨市民看病。后来，陈赓又和徐立行、沈正功一起去看医大新校址选得是否理想。
　　陈赓登门拜访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哈医大传为佳话，老教授们击节叹曰：“解放军的优良作风果然名不虚传。”从此，哈医大和哈军工结成关系亲密的“亲家学校”，不少哈医大的女医生嫁到哈军工来，哈军工老教师中学医的家属也大多安排在哈医大工作，有人说，哈军工教员和干部的家属能组织起一所大医院，这并非夸张之词。当年每逢周末舞会，一身戎装，英姿勃勃的哈军工学员乘大客车进入医大校园，曾令多少哈医大姑娘们双目流盼，怦然心动，从而生出不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故事。
　　再说陈赓从哈医大回来，没顾上喝一口开水，又叫上徐立行、李懋之、张衍、张述祖、胡翔九等人，一块去道里斜纹二道街，看望新调来的教授们。他挨家挨户地拜访，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刚来东北的南方教授们不适应冬季的严寒气候，不少人感冒发烧，情绪低落，陈赓告诉大家，哈尔滨冬季昼夜和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出门一定要穿好皮大衣，进屋就得换上夹衣，要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他来到易晓东家里，看见两个孩子病在床上，他坐在床边，摸着孩子的额头，点头说：“好了，好了，不发烧了！”
　　感冒刚好的易晓东感激地望着陈赓，轻声说：“是的，已经不烧了。”
　　陈赓对她说：“周祖同教授还在南方请调教授，你辛苦了。有什么困难，找王序卿同志，他负责老教师们的工作。”
　　陈赓又去马明德、沈正功几家，拉拉家常话，这才下楼到食堂里看看。
　　炊事员们已经为楼里的教授们做好午饭，伙房里热气腾腾。陈赓一行人走进去，问候炊事员们，陈赓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很光荣，你们要为教授们做好饭菜，搞好伙食，要注意卫生啊。”他又转身对李懋之说：“教授们的伙食标准要同我们一样。另外，赶快请一两个南方厨师，会烧上海菜、湘菜什么的，不能全都是老东北风味；还有，这食堂不太暖和，赶快解决采暖问题。”
　　中午，陈赓一行就在这个食堂吃饭，教授们围拢在陈赓左右，听陈赓讲话，食堂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
　　下午，陈赓又去南岗、道里、道外、沙曼屯、马家沟看望分散居住的二高步校来的干部、职工和练习团的干部、战士。
　　12月5日上午，陈赓带领各位领导和几个参谋人员，一块儿去看初步勘定的院区范围。
　　积雪很厚，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马家沟方向走去，李懋之当向导，一边走一边向陈赓介绍情况。走到马家沟小河边上，陈赓站定，四处张望一会儿，参谋们忙展开院区地图，陈赓指着小河的走向说：“就以小河划界吧，北岸是我们的教学区，南岸可做职工宿舍区，这条小河沟是道天然屏障，可以保证教学区的安宁。”
　　大家又拐向东边，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漫荒苍凉的旷野，露在积雪之上的蒿草随风摇摆，一个个高低不一的坟头上，长满荆条、酸枣等矮小灌木，一群群麻雀时飞时落，在原野上觅食。
　　陈赓指着数不清的坟墓问李懋之：“一共有多少个？”
　　“大约有三千多个吧，有些是回民墓地，大部分是年久无主的荒坟。”
　　“一个也不能留在院区内，”陈赓挥臂说道：“把这些孤魂野鬼请走，劳驾他们帮帮忙嘛！”
　　大家笑起来，陈赓又补充一句：“对有主的坟墓，一定要通知民政部门出告示，让人家自己迁走，要注意政策。”
　　徐立行说：“迁坟的问题已同市里谈过，最近就登报通知。”
　　在原野上漫步，使陈赓感到惬意，他不时伸展双臂，做个扩胸动作，今天也算忙里偷闲，边看地形边休息。
　　大家绕了一个大圈，来到文庙正门。陈赓看看几幅字迹不清的楹联，回头和大家开玩笑：“请同志们注意军容风纪哟，这可是我们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地盘儿，我们可不能失敬呀！”大家又是一阵笑。
　　哈尔滨文庙始建于1926年，是一处三进式庭院，虽年久失修，但大成殿的红墙黄瓦，雕梁画栋，飞檐高耸，仍显示出这座仿古建筑群当年的显赫，在东北地区，这座文庙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也算是关东一景了。
　　陈赓仔细地看过来，他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发表感想：“我们选文庙街作院区真是选对了，这座文庙多好哇！我看可以利用这座大院子作我们的图书馆。这个大成殿嘛，高大亮堂，就当阅览室吧。孔夫子不会反对吧？两厢的配殿也很气派，给苏联专家当办公室怎么样？让苏联同志也受点中国文化的熏陶嘛！”
　　大家都同意陈赓的意见，说说笑笑地向外走，在一座高大的石碑前，陈赓又停下来，用手摸摸驮碑的大鼋，精美的石雕让陈赓称赞不已。他又对大家说：“咱们办的是亦文亦武的军事技术大学，在文庙里静心读书，能让我们的教员和学员们常常想到孔夫子教导他的门生的学习方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所以，我挺喜欢这座文庙啊，我们军工占了一块风水宝地呢！”
　　大家跟着陈赓沿着文庙街向西，一直走到一曼街。
　　陈赓说：“这是为了纪念抗日英雄赵一曼烈士而命名的吧？我们应该牢记赵一曼的英名啊。”他回头向东望望，指着文庙街说：“这条大街不能再当市区交通大道用了，得把它封死，作为我们的院内道路，教学区里一定要肃静，车来车往怎么行？再说还有一个保密的问题嘛。”
　　李懋之说：“这要赶快向市里反映，办理手续。”
　　陈赓又向参谋要来地图看了一会，他说：“我看你们做的初步规划基本可以。王字楼以西可作为教授的宿舍区，一曼街以西作为干部宿舍区和行政后勤临时办公区。等教学大楼和院办公大楼建成后，院直机关要全部集中在一个大楼里办公，这样联系方便，提高工作效率。”
　　大家又转向西北方向，来到苏联红军陵园门口，陈赓说：“这个陵园要好好保护，我们不能忘记为解放东北牺牲的红军烈士们，每年清明节要组织学员来凭吊一次，要永远怀念这些国际友人。”
　　靠红军陵园不远，有一座佛寺，几株高大的松树从灰砖高墙里伸着枝丫。朱红色的大门紧闭着，上书三个斗大的正楷黑字：“极乐寺”，落款“张謇题”。
　　陈赓乐了，他指着极乐寺说：“我们军工的风水还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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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包容一座文庙还不够，又挨着一个极乐寺。大家好好在学院里工作吧，活着创业光荣，死了就近来这儿报到，可以登上‘极乐世界’嘛！”大家都被陈赓逗得大笑。
　　走了一上午，大家累得满头冒汗，说说笑笑回到小平房。吃过午饭，陈赓没顾得上休息，就在王字楼召开学院第一次办公会议。在听取各部门领导汇报之后，他作了重要指示：
　　“中央各首长都特别关心支持我们创建这所学校，要什么给什么，不光是调教授请专家，连房子问题周总理都亲自过问，我离京前总理对我说，‘搞科学技术是头等重要的工作，现在国家初建，经济上还很困难，军队要精简，省下钱来搞建设，但是，军工学院花钱不能吝啬，当然也不能浪费，要精打细算，当用则用，解决不了再来找我。’同志们，总理多么爱护我们呀。
　　中央这样支持我们，我们绝不可乱花钱，必须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既不能铺张浪费，也不能降低质量要求，各项任务都要完成得很好才行。周总理要我们早出人才，早出成果，我们就确定边建边教边学的办学方针，这就带来不少困难，共产党员是不怕困难的，我们党就是在重重困难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大家要在克服困难中大步前进，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明天我们就开始进行整编，打乱旧机构，摆开新机构，建立新制度，开展新工作。中央军委批准我院的组织系统表是院直属七个部，即科学教育部、科学研究部、技术器材部、物质保障部、政治部、干部部、行政队列部；两个处，即财务处和保密处；一个办公室；五个系，为了保密，我们把五个系编成代号，一系：空军工程系；二系：炮兵工程系；三系：海军工程系；四系：装甲兵工程系；五系：工兵工程系。请大家看看这个组织系统表。这是根据苏联顾问团的意见和参考军事学院的编制拟定的，先按照这个草案配备干部。
　　院党委研究后，确定首批院、系领导干部是：
　　徐立行为教育长；李懋之为副教育长兼物质保障部，技术器材部和行政队列部的部长；张衍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张述祖为科学教育部部长。
　　兼职都是暂时的，应尽快选配各部部长。
　　各系主任的配备是：
　　一系唐铎，在唐铎未到职之前由徐介藩负责；二系赵唯刚；三系黄景文；四系徐介藩；五系唐凯。
　　各部系应立即研究副职和机关干部的配备方案。干部来自各方，必须注意团结，不能搞山头主义，说我是二步高校的，你是三兵团的，他是华东的。不能摆老资格、闹地位。各系主任资历深，教育长等比你们资历浅，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同心协力搞好工作，要有全局观点和国家观点。院系领导确定了，大家要抓紧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使全院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很快正常起来，正规起来，扫除多年习惯了的游击习气，正规化是不容许有一点游击作风的。”
　　陈赓最后讲到向苏联专家学习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要学习苏联红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要拜苏联专家为师，不卑不亢，尊重他们，信任他们。”
　　“ 在座的院系领导同志要带头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给广大干部作模范，使全院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分子的好风气。”
　　“对我们自己的教授不要搞关门主义，要在政治上关心信任，工作中大胆使用，生活上多加照顾。毛主席常说，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不能轻视他们没有战功，对革命没有贡献。”
　　陈赓喝了一口水，环视会场，说了一句让老干部们吃了一惊的话：
　　“要看到自己的‘二万五’，也要看到人家的十年寒窗苦。”
　　12月9日，陈赓院长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议，上千名干部挤满了王字楼礼堂，连走廊里也站满了人，大家都激动地翘首以待，想一睹陈赓院长的风采。
　　陈赓先宣布了院系领导干部的名单，接着从朝鲜战争谈起，他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每个师只有20来门大炮，敌人每个师有1300门大炮。可我们用劣势装备打败了占现代化优势的敌人，这个宝贵经验应该好好地学习。没有这个战争，扫除不了不要国防的和平思想，现在都注意国防建设了。……能不能和平，要看我们的力量，光凭四万万七千万人口不行，还得有飞机、大炮、坦克，这些武器装备，苏联都给我们，包括最新的喀秋莎火箭炮。但是，没有技术干部去掌握它、使用它，这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等于一堆废铁。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就建立了军事工程学院。1950年朝鲜战争一开始，斯大林就建议我们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现代战争可以说是打技术的，没有足够数量和训练有素的技术干部和指挥干部就无法赢得胜利。朝鲜战争可能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要赶快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加快培养能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技术军官。”
　　“现在我们刚铺摊子，大家还可以散漫几天，但不久我们就必须严加整顿，否则不能学好技术，不能受人尊重，不能向党中央交差。大家经过严酷的战争锤炼，不缺社会科学知识与实践经验，但对自然科学知识懂得极少，甚至没有。大家都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学点技术知识，这很好，但要边工作边学习，不能像学员一样专门学习。不久我们要测验一下全体干部的文化水平，你们可别害怕哟！（笑声）然后根据不同程度，编组补习文化课。不提高干部的科学文化知识，在我们这样的学校里工作是困难的……一定要自觉改变‘大老粗光荣’，‘工农出身光荣’这种跟不上时代的落后思想意识。”
　　张衍递过一张小纸条，问可否休息十分钟，他怕陈院长太累。陈赓笑问大家：“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干部一致要求院长继续讲下去。
　　“那好吧，有想方便的同志就悄悄出去解决吧。”陈赓喝了几口茶水说：“我再讲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团结问题。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没有什么‘山头’，如果硬说‘山头’，我们都是二野的‘山头’，团结不应当成为问题。但有的人总有点宗派思想，说你是三兵团的，他是二高步校的，这样说不利于团结。讲起老底来，二高步校的前身最早是我们打过黄河，开辟了豫陕鄂根据地，成立了‘豫陕鄂军政大学’，我兼校长。刘邓首长进驻豫西后，改为中原军大，张衍、张文峰等同志都在那里工作过。打过长江，又称二野军大，西南军大，都是我们刘伯承司令员兼校长、政委。全国解放后实行精简，才改为二高步校。华东军区来的同志，也是二野、三野的嘛，都属于中原局领导的。团结才有力量，不要争地位，闹名誉，要在工作中发挥自己所长和力量。我们还缺很多干部，对新来的干部更要团结。对专家教授要团结好，对地方政府和群众也要团结好。特别是我当院长，官儿不小，人家会敬重我们，我们就更要谦虚谨慎，千万不可妄自尊大，以势压人。”
　　陈赓又讲到尊敬专家教授的问题。他说：“我们学院要聘请上百名苏联专家，要请国内有名望的几千名教授、讲师和助教来院工作，他们都是办好军事工程学院的关键人物。学院能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军事工程师，能不能搞出科学研究成果，主要靠他们。当然党的领导是关键的关键，党政干部发扬革命传统，起模范作用是重要的一方面。我想大家对苏联专家会自觉地尊重，他们鼻子比我们高，你们谁都怕戴上个‘反苏帽子’（笑声）。但是对我们中国教授就有可能轻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考验，对革命没有功劳。前几天我讲过，你有光荣的‘二万五’，人家有十年寒窗苦。人家有‘四角帽子’，就是博士帽子了，你有吗？几个角的给我看一看（笑声）？红军时代我戴过八角帽，军工戴过八角帽子的老干部也不多，所以你们大多数人帽子上没角（笑声）。今天我们国家搞建设，必须要他们作贡献，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使用、教育、改造，对一切愿意弃旧图新的知识分子，我们都欢迎。‘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你们要记住这句古语。老资格光荣，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更光荣。我们学院知识分子一天比一天多，我们要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模范，这是党员干部的责任。对他们生活照顾要宽一点，待遇要求优厚一点，多关心一点，和他们交朋友，多接近，主动做团结工作。照顾不是无原则，无边际，是为了使他们感到温暖，感到是自己人。这样他们才会发挥积极性，乐意贡献自己的才华。他们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就不要你照顾了。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原则上要严，但在方式方法上要灵活，要有分寸，要耐心。他们出生在旧社会，住的是老旧大学，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要有个过程，要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军、入党，不要有关门主义。政治上应该有所警惕，但不能神经过敏，听见风就是雨。对他们的出身成分、社会关系、海外关系要客观地具体分析，正确对待。我在北京筹委会上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有个别同志不同意调来的教员来学院工作，因为她有个哥哥在台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一般地说我们学院是绝密单位，用干部首先在政治上要可靠，所以这个反对意见不能说错。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位教员还有个哥哥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她没有跟那个哥哥去台湾，却跟这个哥哥留在新中国干革命，并且干得很好，是指名把她调来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像这样一类的问题，什么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在个别老教授中是难免的，一定要正确对待，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不能乱戴帽子，乱打棍子。不要有‘宁左勿右’的思想。今后有些教授还要担任行政工作，我们还得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必须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团结他们，让他们有职有权，大胆工作，合作办好学院，这是一个党员的党性原则。总之，我们要办好军事工程学院，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这个光荣的任务，既要依靠老教授，也要依靠老干部，我们的口号是‘两老办院’，为教学服务，为教好学员服务。要上上下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发扬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互相友爱，齐心协力，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很好地完成，这就是我们团结建院的指导方针。”
　　陈赓讲话很少念讲稿，特别这种有关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能一口气讲上几个钟头，深入浅出，条理清晰，逻辑性很强。他的报告刚结束，会场立即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会后群情激昂，各单位立即召开动员大会，传达陈赓院长的讲话，号召干部战士在学院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教学服务，为学员服务，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立功。
　　“两老办学”的口号像长了翅膀，迅速传遍全院，产生了巨大的精神震撼力。许多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心情豁然开朗，认为自己是“老粗”因而在学院里“吃不开”的自卑情绪一扫而光；知识分子干部则如沐春风，如饮甘霖，深感陈赓院长是爱护和理解自己的贴心人。
　　陈赓12月9日的报告让列席参加大会的教授们感佩不已，张述祖主动要求陈赓给老教师们再讲一次话。陈赓说：“党委早就有安排，要与所有已经报到的教授、讲师和助教同志们开个教学座谈会，我看这几天又来了不少人，新民同志也回来了，咱们明天就开个会吧。”
　　12月11日上午，陈赓在王字楼礼堂召开教学座谈会，他对与会的八十多位教师发表了即席演讲，他说：
　　“在这次座谈会上，能与各位科学家、教授们共聚一堂，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因此我感到非常愉快、非常荣幸。这个座谈会象征着我们人民军队向高度机械化、现代化迈进的开始。大家知道，我们的国家要保卫国内建设的成果和亚洲及世界和平，没有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武装力量是不行的。我们的军队本来就是世界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以比拟的，这从朝鲜战争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两年多来，我们的志愿军以装备上的极大劣势，对付世界上最凶恶的，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帝国主义。在战术上，他们是很有素养的军队，其中有参加过二战诺曼底登陆作战的，甚至还有美国南北战争时建立的部队，例如骑一师。但是现在被我们打得头破血流，打得寸步难进。朝鲜战场上由于有我们这样最勇敢、政治质量最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战线就稳定下来，而且决定了胜利的局面。
　　但是我们的军队还有弱点，这就是缺少技术装备，没有高度的机械化。我们今后要把自己的军队用技术装备起来，使其成为高度机械化、现代化的国防武装力量。这就是我们和在座的诸位同志们的共同任务、共同责任。搞这个工作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开始了。因为这么多专家、教授和我们在一起，事情一定会办得很好的。在座专家、教授同志们为了办这个军事工程学院，离开比较舒适的环境，有的甚至舍弃了新婚蜜月，来到这个遥远的，气候寒冷的东北来，不能说没有牺牲，这也说明同志们对自己的祖国非常热爱。过去，专家教授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是所谓‘自由主义者’，现在不同了，你们的职业是不‘自由’了（笑声），你们服从组织的分配，服从了祖国的利益，再说是‘自由主义’就不对了，这是很不容易的，是了不起的。这也表示我们的国家在不断地进步。为了感谢同志们，我代表人民解放军向诸位致以敬意！”
　　陈赓这个精彩的开场白以其坦诚的态度和风趣的语言赢得教师们的掌声。陈赓站起来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等掌声停住，他又接着讲下去：“今天在这里，我准备谈两个问题，一个是目前的政治形势，一个是我们学校的情况。
　　关于政治形势，最近艾森豪威尔上台了，我在北京时曾听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我想把他们对于目前时局的分析向大家谈一谈。”
　　会场里一阵活跃，这些教书先生们平生第一次听到像陈赓这样声名显赫的大首长的报告而且又传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最新讲话，这种政治上的高级待遇在他们心里激起了一阵阵温暖的浪花。
　　陈赓讲到毛泽东主席对美国四个不利因素的分析，他把复杂的朝鲜战局和敌我双方的态势讲得一清二楚，语言生动形象，极具感染力。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教师们聚精会神地听报告，会场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
　　陈赓话锋一转，说到学院本身的问题。他说：“我们把诸位请到这里来，是为了共同办好这个学院，培养出大批国防建设的人才。建设国防，保卫祖国不是要诸位亲自拿枪杆子，而是要求你们把自己的智慧、技术贡献给国家。谁要这样做了，那就可以说，你们对祖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已有了贡献，立了功劳，因此这是个光荣任务。我说这些话，不是特别在这里做鼓动工作，事实确是这样，不仅保卫了国家而且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这样的工作是无比高尚的。我们把诸位请到这儿来，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正因为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所以事前做过一番调查研究，经过慎重的选择，才敢赋予如此重大的委托。一般人想来也未必能来得了，我们是不能乱收人，乱请人的。
　　说到这个学院的本身，内部要分成几个系，这些系都是军事性质的，同志们听了不要害怕，我们并不要求大家穿军装，也不要求大家过军事生活，但教的学生可是穿军装的。将来的武器是非常复杂的，飞机、大炮、高射炮，都要装备雷达等仪器装置，没有相当的科学知识是不能掌握和使用的。我们要把学员培养成为具有高度军事素养的、有严格纪律性和高度技术的干部，然后分配到全国的国防岗位上。那时你们教出来的学生将遍布全国，桃李满天下，你们也就是国防科技教育的开国元勋了（笑声）。将来这个学院还要设学位，培养我们的硕士、博士，不但要培养有高超技术的专门人才，还要培养师资人才。从军委起到军委以下各级的机关和部队，都要有我们的学员去做技术领导者。以后军队要搞机械化，没有他们是不行的。此外，将来我们这个学院还要成为国家的国防军事学术研究机构，做改良兵器和特种技术研究工作，例如发现敌人的新兵器，拿来加以研究，想出对策；在武器方面有新的创造发明，则由我们负责审查，然后交国家的制造部门去大量制造；在军事武器技术方面如有什么疑难的问题，则由我们研究解决，等等。总之，是运用我们的技术和智慧去解决问题。……同志们这次愉快地来到这个工作岗位，这就是爱国。不久到这里学习的学生都是从各个部队挑选出来，并经过考试的有大学一、二年级水平的干部，共约一千人。此外还要挑选一大批助教。以后每年入学一千二百人，目前首先要培养出一批工程师以应付国防建设的急需。
　　说到学院的设备方面，我们力求充实、完整，将来要搞一个小舰队，飞行队以及装甲兵等实习部队，要建立许多实验室。在基础课程方面，我们计划成立二十三个教授会，每个系科均要有必要的科学设备，以利研究。当然，其中困难是有的，比如，房子现在就成问题，同志们住的地方不大好，我们一定要想法子解决。我们有个本事，就是能克服困难，世界上没有任何困难会吓倒我们，过去革命中的好多困难我们都克服了，今天的困难是发展中、胜利中的困难，难道还不能克服吗？不解决困难还叫共产党吗？
　　有些思想问题，在这里要谈一下，供同志们参考。
　　军事工程学院是共产党领导的，不错。但我们这个国家，不单是一个共产党就能建设好的，这要靠全体人民的支持。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决不敢说这是一个共产党搞的，这是全国人民和无数为革命而奋斗的仁人志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共产党向来不敢居功，向来不敢包办任何一件事情，而且也包办不了。党只是起到组织和领导的作用，要论功劳，首先应该属于人民。所以同志们到这儿来，不要以为学校是共产党办的，我们不过是帮忙而已，这个学校，不是单靠共产党就办得了的，况且这也不单是共产党的事情，而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责任把这个学校办好。我们请大家来，不是为了观光，也不是为了旅行，而是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来办一件最重大、最艰巨的事情。同志们应该把这件事当做自己的事，万不可抱有‘作客’的思想。
　　你们也许会问：‘你把我们请来，信不信任我呢？’我们基本上是信任的。为什么？我们事前做过一番调查研究，经过慎重考虑，不是乱拉的。如果不信任，又何必请来呢？所以说基本上是信任的。正因为信任，才把你们请来教书，才敢托付这么重大的任务。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看信任不信任，最主要是在于自己。记得我刚到云南时，有一个级别很高的旧军官问我：‘你信不信任我？’我说：‘不信任。’他又说：‘你不信任我，又把我弄来干啥？’我说：‘我可以改造你，虽然我不信任你，但我还有改造你的野心！’他过去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我怎么能够信任？如果说信任，那是昧着良心说假话，当然这只是个例子，同志们不好和他相比，同志们是专家、教授，是我们特别请来的，只要能埋头苦干，好好工作，我们没有不信任的。当然我也不是要求同志们都加入共产党，事实上加入党也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是说共产党对同志们是了解的，不会委屈任何人。我们是坦白的、直爽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丝毫不会含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希望同志们也这样，自己相信自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问题。
　　同志们来自各方，都是教育工作者，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也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你们有许多智慧，有许多本领，把这些智慧本领拿出来贡献给国家，用于军事科学和国防建设事业，那就是了不起的功劳。在我们学校建设中，你们是一根柱子，军队的干部也是一根柱子，许多工作没有他们不行。不过军队干部在科学技术方面是不懂的，拿我来说，是‘半生戎马，赳赳武夫’（笑声），讲冲锋陷阵，同志们也许要向我们学，但讲到自然科学，讲到微积分，空气动力学，那我要向同志们学，要尊称你们为老师，应该是这样的。
　　凡是同志们要在科学技术上做些什么，我都极力支持；反对搞科学技术的，那就是我们的敌人，我就要拿‘冲锋陷阵’的姿态去对付他。我别的本事没有，但有支持同志们的本事，为科学我会不顾一切地支持你们。科学上的事情，技术上的问题，同志们可以运用智慧去解决，如果在物资设备上需要什么，我一定设法解决。
　　还有，我们不应该骄傲，不应该自以为了不起，甚至夸口，‘没有我们，你们就不行了’，事实也不是那样的。将来还有许多苏联同志要来，我们要好好团结他们，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好的地方，不要计较小事小节，或者抠住人家的缺点死不放。绝不要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苏联同志中可能有些年轻的，没有经过什么严重的困难，一直是在社会主义生活中长大的，遇事头顶上好冒热气，但他们是全心全意来帮助我们，即使有个不是，我们要原谅他们，要忍耐，要克制自己，不要有所计较。
　　其次，我们教授之间的团结也很重要，中国过去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学术上的派别很多，互相轻视和排斥，闹不团结。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的国家是个独立的大国，每个人在政治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只有大家从思想上统一起来，紧密团结，共同努力，才能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因此，今后同志们千万不要闹派别，要知道科学上的门户之见，是会妨害我们进步的，要坚决把它抛弃掉。如果我们要有派别的话，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派’，毛主席则是这个派别的领袖（笑声）。
　　关于生活问题，我们是考虑到的。例如同志们来了，首先住房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将来家眷也自然要来。小孩子的保健、教育等等问题也要设法解决。在生活上我们力求照顾周到，所有的问题也要力求获得完满合理的解决。但是其中不是没有困难的，同志们住的房子不理想，不很宽敞，将来要改善的，造房子不是几个月的事情，有些问题确实是短期内不能根本解决的。这就不能不请同志们忍耐些，克服一些困难，这也是为了国家。在生活上，虽然我们不能处处比上海，但是哈尔滨是个工业都市，总还算不错。也许同志们刚来到这里，觉得不很习惯，但时间一长，自然会慢慢适应的。我想同志们过去的生活，也不见得十分资本主义化罢，如果那样怕也未必留在这里，早就跑到台湾去了。（大笑）我们现在生活总是一天天朝好处走的，是向上发展的，将来会比现在更好。我不反对讲究生活舒适，这是应该的，我们不就是为了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奋斗了三十多年吗！但讲究生活得看条件，不能过分。条件不好，就不妨先将就一些，清苦一些。我讲话不会转弯子，向来是直爽坦白，有啥说啥。今天说了这么多，总的是希望同志们自己相信自己，大胆工作，把自己的全部智慧贡献给国防，完成这个最光荣也是最大的任务。我的话完了。”（热烈鼓掌）
　　2000年1月的一个阴冷的日子，笔者坐在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阅览室中，第一次看到陈赓讲话的原始记录。掩卷沉思，敬意和感慨油然而生。
　　陈赓在1952年12月5日、9日和11日的三次讲话，不妨称之为他下车伊始的“就职演说”，试想，一个征尘未洗的大将军，竟能在建国之初，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上，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这样重大问题上发表如此振聋发聩的精辟正确的意见，这在当时党内高层领导中又有几多人呢？回顾建国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而坎坷的道路，更令人钦佩陈赓的先知先觉。
　　陈赓的就职演说，首次阐述了以“两老办院”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他给哈军工描绘的宏伟蓝图中，也首次提出教学和科研并驾齐驱的“两个中心”的构想，这些真知灼见是陈赓教育思想的精髓，陈赓当之无愧地站在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教育家的行列中。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那叠陈赓当年的讲话记录，已经泛黄发脆，在档案袋里沉睡了半个世纪，现如今，谁还知道或承认“陈赓教育思想”？今天，我们重温陈赓的讲话，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估他在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伟大贡献，他的哈军工“就职演说”作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必将继续闪耀着灿烂的真理之光。

　　12 寒风砭骨 老教师冰城过三关(1)

　　寒风砭骨 老教师冰城过三关
　　将军暖心 周明【溪鸟】雪夜述衷肠
　　建院初期，人们习惯把教授、副教授、讲师称为“老教师”以便区分于年轻的助教们，若论年龄，老教师也不都“老”，当时年龄最大的教授是高步昆，55岁；其次是52岁的张述祖和51岁的曾石虞。后来成为哈军工教学和科研中坚力量的朱起鹤、罗时钧、张良起、黄明慎都是29岁，稍大点的顾懋祥也刚过30岁，最年轻的副教授庄逢甘才28岁，他在填写报到表格时特别申明：“未婚，女朋友要到1953年暑假才毕业”，那意思是，我快要结婚了。大部分教授和讲师们的年龄都在35岁至45岁，哈军工老教师队伍是一支年富力强且学问一流的精英群体。
　　从12月初起，各地抽调来的教员云集哈尔滨，每天学院都要派车到火车站接人。作为一院之长的陈赓，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他始终把抓好知识分子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多次与几位主要助手们商量，从政策上弄出几个条条框框来。
　　为了照顾好老教师们的生活，哈军工自1952年底到1953年上半年做出一系列有关规定：
　　1. 凡是教授调入哈军工，院领导一定要亲自探望并设便宴接风；
　　2. 薪金制教师调入学院时，由学院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薪金的搬家补助费，随调的家属在未安排工作前，工资照发；
　　3. 把最好的斜纹二道街两栋住房分配给老教师住，要保证暖气热，煤气足，每周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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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澡；
　　4. 依照政务院颁布的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条件，享受公费医疗；
　　5. 子女免费入院附属小学和托儿所；
　　6. 住集体宿舍的教师由院派公务员搞卫生、打开水；
　　7. 在院内的军人供应站购买物品，不用排队，理发和洗澡优先；
　　8. 因公5人以内派小轿车，6人以上派旅行轿车；用班车接送老教师上下班；给教授会正、副主任每人配备一辆自行车；
　　9. 增加文娱活动，举办舞会、文艺演出时，给教授们留好位置；
　　10.对多子女的教师，每年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
　　在工作安排上，陈赓力主让教授们承担教学组织方面的行政职务，他首先推荐张述祖出任哈军工第一任科学教育部部长，又任命曹鹤荪为教务处处长，任新民为副处长，后来又任命高步昆为第一任科研部部长，卢庆骏为副部长。
　　张衍曾表示异议：“教授们学问大，这一点我承认，但是他们的组织能力未必强啊。”
　　陈赓说：“既然叫教授们担任教学上的行政领导，就要让他们当部长，因为他们懂行；老干部当副部长，做思想政治工作，帮助教授们。”他还说：“既要他们工作，就要他们有职有权，大胆地干。”
　　自从陈赓精辟地论述“二老办院”的道理以后，“两个承认”——既要承认你的“二万五”，也要承认人家的十年寒窗苦；“两根柱子”——老教师和老干部都是办好学院的台柱，成为哈军工大院人所共知的“名言”，大多数老教师感念陈赓的知遇之恩，惟恐自己有负院长的厚望。但是，对于不少军队干部来说，如何做好老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仍是一头雾水，他们看见那些“吃过洋面包”的大知识分子，第一反应是心里犯怵，接着就是不顺眼，看不惯，在感情上格格不入。
　　头半年，学院里曾发生过几桩让老教师心中不快的事情。
　　老教师都是非军籍的，他们是部队中的特殊老百姓。平时，他们的着装颜色各异：黑、白、灰、蓝、褐，在四周一片黄色军装的反衬下，格外显眼。这些戴着眼镜的教书先生们，除了没有留学苏联的，差不多都是从主要的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数起来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家，于是就有些调皮的青年政工干部戏称教授和专家们为“八国联军”。
　　这个外号传到老教师们的耳朵中，“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难道是庚子年间烧杀抢掠的洋鬼子吗？”老教师们忿忿然，有人告到张衍那儿。
　　张衍很重视此事，他多次召开干部会，严禁这种对老教师大不敬的流言飞语。
　　陈赓在百忙中，特别指示政治部成立直属的第一政治处，作为专门负责老教师政治思想工作的机构，该处的主任是“三八式”老干部、河北人氏王序卿。王序卿生于1921年，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他在冀中大平原反扫荡，杀鬼子，是个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指挥员，1943年，他到了延安，进“抗大”学习，长期的军旅生涯，使他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院党委对王序卿委以重任，张衍又给他派了三位团级干部当助手。
　　王序卿上任伊始，先在斜纹二道街宿舍为老教师开办小食堂。这四个人为了办好小食堂，起早爬晚，十分努力。陈院长第一次来看望老教师时，指示李懋之物色会烧南方菜的高级厨师，王序卿立即去办，没隔几天，从哈尔滨市里请来两位大厨，他们牛刀小试，亮点手艺，烧了几道徽扬菜，老教师们果然眉开眼笑。由于大多数人的家眷尚在南方，一日三餐，从不下厨却又当起光棍汉的老教师们若不想饿肚皮，惟有依靠食堂。
　　头些日子倒也相安无事，慢慢的食堂工作人员就有了牢骚：“教授们吃饭老不准时来，稀稀拉拉的，我们老得等着，下班没个点儿！”
　　管食堂的助理员说：“那还不简单，咱们当兵的讲究令行禁止，以后开饭吹哨子，按我们部队的老规矩办，过时不候。”
　　于是，宿舍走廊里每天响起三遍“【口瞿】【口瞿】”的哨子声，正在静心看书、伏案工作的教授们吓了一跳，慌忙抓起饭碗往楼下跑。平时爱说点怪话的教授就很不自在地说：“我们这儿哪是教师宿舍呀，成了军营了！”有的老教师一边排队打饭，一边小声嘀咕：“今天吹哨子，明天说不定吹军号，我们也成了大兵了。”
　　有一次看电影，满楼吹哨子，让教授们集合、排队、立正、看齐、报数，然后上车。
　　那天王序卿去拜访刚来不久的周明【溪鸟】教授，问问晚上暖气热不热。平时沉默寡言的周教授对他说：“院方对我们的生活十分关照，这让我们心中不安。我们是来工作的，是为了我们军队的现代化来军工的。从南方来到北方，生活上虽有不适应之处，但院领导已处理得很好了，我们大家是满意的。不过我们知识分子是有毛病的，有些事过于挑剔了，比如开饭时吹哨子是件很平常的事，可是有些教授感情上接受不了，你看能不能想个更合适的办法？”
　　王序卿吃了一惊，吃饭吹哨子在部队生活中早已习以为常，怎么会因此等小事引起不快？他很快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陈赓和张衍。
　　陈赓眉头微蹙，沉思不语。“吹哨子”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吗？陈赓不这么看，他站起来，习惯地绕室踱步，半晌才缓缓地对张衍和王序卿说：“教授是我们办院的依靠力量，依靠他们，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教师队伍。不能用吹哨子这种管理士兵的简单办法去对待知识分子，这是最笨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了解老教师，理解他们，帮助他们，和他们交朋友。从中国历史上看，知识分子同你相交，不是看你官位大小，而是看你是否把他视为知己，真诚相待，所以古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说法。”
　　陈赓又在沉思，他低着头，慢吞吞地踱了两圈，站住望定张衍说：“党委要研究一下，应该在青年教授中发展党员，吸收他们入伍。为了减少老教师们在思想改造中的阻力，可否成立一个类似工会的组织，譬如叫‘教育工作者协会’，这应该是个教授自己管理自己的群众性组织，你们政治部是领导，但不可以发号施令。在军队中成立教授的群众性组织，恐怕过去还没有过，我们得请示总政，这个事情可以从长计议。”
　　陈赓这次谈话以后，斜纹二道街宿舍里又恢复了安静，食堂工作人员新开了小炒窗口 ，教授们可以随到随点菜，解决了饭菜变凉的问题，老教师们对这些热心周到的服务十分满意。
　　还有一个发家具的风波，让陈赓生了气。
　　教授们来到哈军工，光有宿舍还不行，必须配备办公用的写字台。这事儿归营建管理处管，处长叫张复明，是二高步校的名人，人们都称他“张老汉”。“老汉”是个老八路，山西人，黝黑的脸上满是皱纹，初见他的人，还以为他是个马夫。“老汉”为人厚道，办事认真，是个勤勤恳恳的“老黄牛”。
　　张复明带人赶制出第一批家具，团职以上是大写字台，营职以下是“一头沉”的小写字台，这在二高步校时就是这么办的。发给老教师的时候，“老汉”自作主张，搞了一个“等级标准”：“教授、副教授按团职待遇发，讲师、助教按营职的发。”
　　于是引起众多讲师的不满。意见反映到院领导：“讲师身材长得和教授差不多，为什么发个小桌子？”“我们的工作量不见得比教授们小，小桌子怎么够用？”
　　教授们书多，像梁守槃和卢庆骏，家眷未到，倒随身带来满屋子的书。老教师普遍对书架太小不满意。
　　陈赓听到这些意见，来了火气，他说：“这是谁规定的？谁叫你们把营、团的概念套到教师的身上？老教师应该住得比我们好一点，家具也应该多发一点，这是工作需要，他们书多，桌子小了不行！”
　　陈赓把张复明叫来，劈头训了几句：“老汉呀老汉，你真是山沟沟出来的，小家子气！怎么办事不动脑筋？赶快把小写字台搬走，凡是老教师，一律发大写字台，另外，书架做大点，要多少给多少！你要记住，这里不是营房，你服务的对象也不是‘土八路’！”
　　“老汉”垂头丧气地走出院长办公室，碰见老领导张衍，张衍拍拍“老汉”的肩头：“好嘛，陈院长给你开开窍，下回和老教师打交道，你不就聪明啦？”“老汉”咧开嘴，苦笑着点点头，又去忙着重新分家具。
　　1952年的12月，天气特别冷，但哈军工大院的政治气氛十分火热，军队干部和老教师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在日常大大小小的碰撞中开始互相认识。如果没有陈赓和他的战友们，这两个群体可能像油和水一样，难以融合在一起。陈赓以战略家高屋建瓴的目光，审慎地观察着老教师们思想感情的波动，他不放过一点小事，他不允许部下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任何的疏忽和懈怠。
　　那么此刻，老教师们的思想问题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陈赓深入调查之后，归纳出个“过三关”：即“山海关、家庭关、军队关”。
　　老教师们恰恰都是在三九严冬时节来到哈尔滨，恶劣的自然条件迎头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火车一过山海关，车窗外的景色大变，皑皑白雪覆盖着无垠的原野，狂风带着雪粉滚动旋转，把雪原吹成凝固的波浪。除了铁道两旁迅速倒退的枯树秃枝，几乎看不到人影儿。对于南征北战的军人来说，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顶多让他们隔着车窗瞅上几眼，他们照样打牌、睡觉，决不会在意的。可是对于来自南方大都市的老教师们，别看一个个端坐在座位上，安静地看书、喝茶，内心里却是冷冰冰的，他们的心境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1909年12月，也是个下大雪的日子，周明【溪鸟】降生在苏北泰县湾周庄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曾东渡日本留过学。明【溪鸟】幼时聪颖过人，从小学到中学，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1929年，他从扬州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大学的功课对他来说比较轻松，他有大量的时间去博览群书。
　　然而周明【溪鸟】太不注意自己本来就十分单薄的身体，1931年秋，他两次咯血，肺结核折磨着他，两次住院后又休学一年，眼看学业难以为继，他不免心灰意冷。还是父母给了他重新振作的勇气，老父亲在交大附近的小旅馆住下，天天熬中药给儿子喝，精心照料，终于使周明【溪鸟】渡过难关，顺利完成了学业。
　　1935年仲夏的一天，夕阳西沉，江水泛光，停靠在黄浦江码头的美国客轮“杰克逊总统号”汽笛长鸣，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靠在船舷上向送行的亲人挥手告别。这些兴奋的学子中就有清瘦而英俊的周明【溪鸟】，他在交大当了一年的助教，终于获得留美的机会。留学生中有他的交大同学和挚友，前额特别宽大，双目炯炯有神的钱学森。
　　周明【溪鸟】先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结构工程研究生，一年就获得结构工程硕士学位。第二年他又转到伊利诺依大学，1938年获理论与应用力学硕士。周明【溪鸟】的导师布鲁克是位正直的荷兰籍教授，他劝说急于回国参加抗战的周明【溪鸟】，“你要是在这里学成了，你就代表着科学，你对自己祖国的作用就大了！”
　　周明【溪鸟】此时已失去家里的接济，他正为如何生活而着急。于是不容多考虑，他接受布鲁克教授的邀请，又返回风景秀丽的大学城安娜堡，进入深褐色的密歇根大学应用力学系大楼。在布鲁克教授的指导下，他于1940年完成《薄壳结构分析》的博士论文，获应用力学博士学位，并留任密歇根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讲师兼研究员。
　　深秋的安娜堡，落叶给大地铺起一层软软的金黄色地毯，小松鼠在丛林里自由地跳跃嬉戏。此刻有两个年轻人正在林间小路漫步，男的是一身西装，仪表文雅，谈吐轻柔的周明【溪鸟】，女的是一身中式旗袍，齐耳短发，文静清秀的叶惠兰。他们在同学们的撮合下，由相识到熟悉，经过两年的相处，他们深深相爱了。
　　“惠兰，钱学森来信了，他说冯?卡门教授同意邀请我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工作，做客座研究员，你说，我去不去呢？”
　　叶惠兰没有马上回答，她低着头，用脚尖踩着金灿灿的落叶。叶惠兰是广东台山人，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8年获留美奖学金到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两年后获“巴巴奖学金”，转到周明【溪鸟】所在的密歇根国立大学生化系学习。叶惠兰这个娇小单薄的侨乡之女，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在美国学习期间，只有在整个学期各门成绩全优的学生才能获得学校奖励的一把“金钥匙”，而叶惠兰竟得过七把。她理解周明【溪鸟】的追求，暑假时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架小飞机而欢喜若狂。如果周明【溪鸟】不去加州，他们在密大的地位和生活都将不断提高，但不免会很快结婚，那样，双方的学业必将受到影响。科学救国是留学生们最朴素的爱国情感，不能因为儿女柔肠而耽误了人生抱负。
　　“你去吧！”叶惠兰终于开了口，没有多少牵肠挂肚的惜别情话，外表温和的叶惠兰，内心的刚强不让须眉。1942年她因严重的左肾脓肿，不得不接受肾切除手术，她只是平静地给周明【溪鸟】打了个电话，就由同学代签字，自己坦然地走向手术室。
　　就这样，一对情侣暂时分开了。周明【溪鸟】踏上漫长的旅途，来到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
　　钱学森开车接回周明【溪鸟】，两个人负笈海外不觉过了七八年，年轻小伙子变成了中年人，岁月如梭，人生易老，老同学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
　　在加州理工大学，周明【溪鸟】结识了一大批中国同学，如卢嘉锡、袁家骝、林家翘、郭永怀、钱伟长、胡宁等，这些才子们在几十年后，都成为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
　　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教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级的科学大师，他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漩涡尾流的理论，科学界称为“冯?卡门漩涡”。此时，冯?卡门正和钱学森合作，进行火箭与航空技术的课题研究。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钱学森都开车带着周明【溪鸟】、郭永怀、钱伟长等同学去卡门教授家开学术沙龙，他们倾听过爱因斯坦、索思?韦尔等科学巨匠的高谈阔论，大大开阔了科学视野，这是中国留学生获益最多、特别开心的一段时间。
　　1942年夏天，周明【溪鸟】和几个同学一起，到美国大型飞机制造企业——道格拉斯飞机厂工作，担任应用力学工程师。他为自己能间接地参加中美共同的抗日行列而兴奋不已。不久，他因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认真苦干的表现，被工厂任命为高级工程师，而且一干就是五年。
　　二战结束后，周明【溪鸟】因长期劳累病倒了，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他的心情变得很坏。只身对影，四壁萧然，心灵上感到无尽的空虚。幸好叶惠兰修完生化博士学业后赶来加州，爱人的细心体贴和安慰，使他身体逐渐康复，重新投入冲击式超音速飞机的设计和试制工作。
　　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不肯加入美国国籍的周明【溪鸟】总是不放心，接二连三地找他的麻烦。1947年初，周明【溪鸟】下班回到寓所，发现书籍和生活物品零乱地散落地上，箱子也被打开翻过，这种侮辱性的抄家搜查，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他下定回国的决心，正好叶惠兰接到上海江湾国防医学院的聘约，他们俩商量好，2月中旬结婚，然后以新婚夫妇探亲名义申请回国。
　　简单的婚礼是由善良的老房东夫妇主持的，新婚燕尔，夫妇俩却没有度蜜月的兴致，他们已经办好离美手续，正紧张准备着行装和逐一向友人告别。
　　4月的旧金山海湾，白浪滚滚，寒意凛然。“麦基号”客轮正徐徐穿过橘红色的金门大桥，向深蓝色的太平洋驶去。甲板上，周明【溪鸟】和叶惠兰紧紧依偎着，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阔别祖国十二载，等待他们的前途是好是坏？
　　回到上海，周明【溪鸟】还心存一点“参加战后建设”的想法，等他去南京资源委员会，见到以绘制地图而闻名于世的翁文灏先生之后，他的心凉了。这位国民政府的大员唉声叹气地抱怨：“民穷财尽，百业凋敝，哪里还需要像周先生这样的高级人才？”周明【溪鸟】满身本事无用武之地，他心一横：去教书吧。恰好老同学来信，约他去武汉大学当教授，周明【溪鸟】再次与叶惠兰依依惜别，溯江西去，在林木葱郁的珞珈山下重拾教鞭，第二年，叶惠兰到武大与周明【溪鸟】团聚。
　　1949年6月，周明【溪鸟】和武大的师生一起，加入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他那多年都紧绷着的双颊露出难得的笑容。解放了，不久大女儿又“呱呱”落地，真是双喜临门哩！他受到武汉大学的重用，多次代表武大出席全国性的会议。他参加在哈工大召开的全国高校学习苏联教学经验会议不久，周祖同拿着周总理签署的调令来找他。
　　周明【溪鸟】和周祖同一见如故，他看着这位身穿军装，精神抖擞的“学者干部”，有几分新鲜感。
　　“哦，哈尔滨是个漂亮的大都市呢。”夏天去过哈尔滨开会的周明【溪鸟】对哈尔滨印象颇佳，他慢悠悠地和周祖同聊着：“这所大学有航空系吗？”
　　“有的！”周祖同如数家珍地说：“这所大学可能包括目前中国所有最新的军事科技呢，我看你在美国所学的专业，都可在军工学院大展拳脚呢！”
　　“好，好！”周明【溪鸟】点点头，“我还要和爱人说说，要准备一下吧！”
　　夜深了，叶惠兰仔细地看着周明【溪鸟】拿回来的调令，这可是周总理亲自签发的呀。周明【溪鸟】俯身看看熟睡的一双小女儿，思忖着说：“现在全国高校处于调整之中，钱伟长邀我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又请我南下广州。现在军工学院又派周祖同先生三顾茅庐，诚恳相邀，我考虑再三，既然国防建设需要我，周总理都发了话，我还是去哈尔滨吧。虽然我对军事工程不感兴趣，还是服从组织吧，实在不行，我再回来，只是，只是我一走，你和孩子……”
　　叶惠兰是个遇事不慌的人，丈夫的事业，她从来都愿意让路，尽管她自己就是高水准的生物化学专家，她的专业对新中国也十分重要。
　　“您去东北吧！”叶惠兰沉静地说：“咱们听周总理的。孩子我带着，你别挂在心上。”
　　1952年12月21日，周明【溪鸟】和孙本旺教授，还有湖南大学的李宓教授，同车抵京，住在总参招待所。两天后，从哈尔滨来北京开会的陈赓和张衍特地来看望他们。陈赓一身旧的棉军衣，笑容可掬地向他伸出手来……
　　周明【溪鸟】从沉思默想中转过神来，重又抓起那本书，慵懒地坐到桌子旁边。“咚、咚、咚！”是谁在轻轻地叩门，他站起来开门。“啊，是陈院长！”周明【溪鸟】一脸惊诧，忙说：“请进，快请进！”
　　满身雪花的陈赓跺跺鞋子上的雪沫沫，回头对王序卿和警卫员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和周教授聊聊天！”
　　陈赓关上房门，摘下皮帽子，拍打着雪花，再脱下大衣抖了抖，随手搭到椅子背上。
　　“这么晚了，我还来打扰，周教授不见怪吧？”陈赓一边擦拭着眼镜片，一边笑着说。
　　“不，不，欢迎您来……”周明【溪鸟】有点拘束不安，他忙给陈赓搬椅子，等陈赓坐下来，他才坐到床边，两个人面对面，差点膝盖碰上膝盖。
　　陈赓环顾着房间，简陋的木桌、木椅、木床，还有周明【溪鸟】没有打开的木头箱子。
　　“委屈你了！”陈赓指指房间，“现在的条件还不很理想啊。”
　　周明【溪鸟】忙摆手：“哪里呀，我们一来，就看到床上摆的皮大衣，军被褥和军毯，暖气又热烘烘的，条件不差呢！”
　　“毕竟这个寒冷的气候难以适应哦，我也不太习惯。”陈赓坦率地说：“前几天咱们在北京见过面，我今天刚从北京赶回来，再来看看你。我了解过你，从你1947年回国，从你拒绝到台湾并由上海滩奔向珞珈山，我就认为你的心和咱们党和军队是一回事了！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公了，咱们一起干吧！”
　　“主人公？”周明【溪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心里重复着陈赓这句话，心头阵阵发热，嘴上却说：“惭愧得很，我长期滞留在美国，对革命没有贡献啊，那个时候你们在打日本人，而我们这些海外游子……”
　　陈赓打断周明【溪鸟】的话，“不能那么比较，前些日子我们开过老教师座谈会，我讲过，既要承认老干部的‘二万五’，也要承认老教师的十年寒窗苦嘛！建设现代化国防，没有文化是不可想象的，今后，咱们的军工，咱们的军队，就靠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喽！”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周明【溪鸟】讲起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讲飞机设计的乐趣，讲美国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讲乘坐美国客轮横跨太平洋……陈赓听得津津有味，他插话说：“你们都是乘着大轮船漂洋过海去留学，又乘着大轮船学成归国。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条件还不好，我想等条件好了，咱们自己也造它一条漂亮的大轮船，把我们学院的科学家都请到船上，船上有音乐，有鲜花和好酒，让这条大轮船在大海上漂它一漂……”
　　陈赓说到这里，自己先笑起来，似乎他正在驾驶自己憧憬中的那条大船，破浪于碧波之中。陈赓的热情和真诚，深深感染着周明【溪鸟】，这位很少流露感情的学者，眼睛湿润了。
　　陈赓又和周明【溪鸟】谈起老教师的一些思想问题，紧接着就委以重任：“你在老教师中有威信，为了把教师们团结起来，咱们计划成立一个教师协会，或者叫教育工作者协会，你就来当这个协会的主席如何？”
　　周明【溪鸟】感到有点突然：我来学院没有多少天，院长竟这样信任，人生最难得的就是信任啊，“士为知己者死”，我就在军工干下去了！军工本身就是一条大船啊，现在它正要起锚出港，向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驶去，陈院长是船长，我就当他的水手，为他献智献策，流汗出力，我周明【溪鸟】这辈子就不下军工这条船了！
　　陈赓要走了，他和周明【溪鸟】握手道别：“哎呀，我们一聊就过了半夜，耽误您休息了！明早你多睡一会儿，我告诉食堂给你留着早饭！”
　　周明【溪鸟】握着陈赓的手，使劲摇着，不肯放开。他喃喃道：“谢谢院长，谢谢你来看我……”他把陈赓送出宿舍大门，大雪还在静悄悄地下着，他目送陈赓宽厚的背影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街口传来吉普车的发动声……
　　回到房间，周明【溪鸟】连抽了两支香烟，想让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他找出信笺，他要马上给叶惠兰写封信，告诉她，快点带孩子来军工吧。
　　40年以后，从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周明【溪鸟】教授，耄耋之年仍清晰地记着当年陈赓与他雪夜谈心的情景。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那时邀我去哈尔滨工作，说实在话，当时我的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深深感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又舍不得离开武汉，因为，我的兴趣和爱好不完全在军事工程上。但是，我还是踏上了北去的征程。到哈尔滨后，我心里的矛盾被一颗心融化了！被昔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陈赓的心融化了。从陈赓将军身上，我看到共产党人捧向科学家们的是一颗赤诚的心！”
　　1953年元旦前夕，陈赓指示各单位准备新年会餐，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各单位闻风而动，自编自演，好不热闹。元旦那天晚上，陈赓请来所有的老教师，凡是家已经搬来的均要偕夫人参加，教授会餐“团拜”在隆重的气氛中举行。陈赓高举酒杯，和徐立行、张衍、李懋之等领导一起，祝老教师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陈赓说：“今年上半年是预科教育，我们同全国高校一样，秋季始业，第一期学员要在9月1日正式开学，现在学员们基本到齐，大家就要忙起来了。今晚我们请来了文工团,大家要尽兴呀！”
　　欢声笑语，美酒飘香，远处传来练习团战士联欢会上的歌声：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地下开红花呀，
　　中朝人民团结紧，打败美国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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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军工传 三

　　13 紧急招生 全军上下选拔秀才(1)

　　紧急招生 全军上下选拔秀才
　　教授试讲 新生大队补习文化
　　再把话说回筹委会成立之初，为了实施“边建边教边学”的建院方略，陈赓常去找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汇报和请示，这一次是谈招生问题。
　　“彭老总呀，军工的学生来源是个突出问题，一根草你再浇水施肥，它也长不成大树，要培养出高质量的工程师，首先要选好苗子啊。”
　　彭德怀点头说：“是哦，这道关一定要把严点，进军工的学员，政治思想，学习成绩，军事素质，身体状况，都得合格才行哦，你有什么招生方案吗？”
　　陈赓说：“我们筹委会的意见是，第一批、第二批的学员，一律从部队里选拔，高中毕业生没当过兵，暂时不考虑。这几年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少哩，有的还是进过大学校门的肄业生。”
　　“我同意，先从部队里招生，”彭德怀往椅子背上靠了靠说：“最好先摸摸底，到底有多少合格的？你去找总干部部商量吧，让他们发个文件。”
　　1952年9月12日，中央军委根据陈赓的建议，为了给军事工程学院的招生和选拔助教做准备，特别向全军下达了《关于调查登记大学、专科学校学生及各种技术人才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在10月底之前完成调查登记工作，并速报中央军委。当时朝鲜战事未了，全军兴师动众大调查，谁也不知为了什么，反正执行就是了。
　　9月22日，筹委会向军委呈送有关招收学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每期学员以800名毕业人数为准，预科招生应录取1000人，以保证有88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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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升入本科。”9月下旬，各大军区的调查工作相继展开，陈赓亲自主持招生工作的专门会议。
　　陈赓说：“全军青年知识分子的情况正在调查，这是招生工作的前奏曲。我看招生工作应该开始了，这要涉及全军，抓晚了就被动了。要派工作组下去，招生工作就由张衍同志负责吧。”
　　刚从武汉回京的张衍说：“我建议组成八个工作组，分头下到六大军区和特种兵部队以及军委直属队。每个组由一名师职干部任组长，总干部部也应派少量干部参加。组长的具体人选嘛，还是请院长点将吧！”
　　陈赓等大家都发言以后说：“招生是件大事，组长由我们自己的干部担当，我才放心，我先点将，大家再一起商量。”
　　最后确定的八路招生工作组是：
　　华北军区工作组，组长张国良；华东军区工作组，组长沙克；华南军区工作组，组长邓易非；西南军区工作组，组长杜鸣珂；西北军区工作组，组长王序卿；东北军区工作组，组长吴生敏；特种兵部队工作组，组长周景良；军委直属队工作组，组长贺达。
　　陈赓一声令下，八路招生人员紧急奔赴各自负责的区域。
　　在全军范围内选拔秀才，其规模之大，行动之快，是我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下去的工作组拿着总政总干部部的命令，对文凭的审核、任职使用情况的调查、最终考核录取各个环节均严格把关，一丝不苟。
　　招生工作是在严格保密的规定下进行的。本人预审通过后，顶多告诉你“去上大学”，去什么大学，大学在哪儿，则作为军事机密而不许多问。
　　陈赓于11月中旬亲自到华东、中南地区旋风式地走了一圈，检查、督促招生和选拔助教工作，一切都以临战姿态高速度运转着。
　　11月24日，中央军委在向全军下达的指示中强调：“为加速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军委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培养各军兵种高级军事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决定从部队中抽调大学、专科以上理工科学生，对两种抽调对象分别进行文化考试、政治审查和体格检查，一次是对高中毕业和大学肄业一、二年的人员，另一次是对大学肄业三年以上和大学毕业的人员，前者合格即录取为学员，后者合格即录取为助教。选调的原则是：凡是学非所用或大材小用者，或用不了可能调出者均应抽调；报考的学员名额应超过录取数……限于12月底考试完毕，录取的学员于1953年1月集中。”
　　直到这个时候，各大军区的干部们才弄明白，原来从9月中旬开始的拉大网似的紧急调查摸底就是为了这所“工程学院”。政工部门的年轻干部常喜欢向上头来的大干部打听点消息，杜鸣珂和戈果当时正在昆明，年轻人问：“这个工程学院是同黄土打交道的吧？”“该不是学习修工事？”“为什么还要文化人去抓泥巴？”杜鸣珂和戈果两人哈哈一笑，不置可否，他们才不会透露军工的秘密呢。
　　各大军区对军委的命令不敢怠慢，对军工学院招生大开绿灯，只要是录取的秀才，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一律放行，绝不讲价钱，王震将军的秘书、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将军的文化教员都被军工招生组选中了。
　　当年，走进哈军工的第一期学员，每个人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戴轶群和徐远钊同属志愿军第三兵团干部。
　　1951年，在第五次战役时，21岁的苏州俊小伙戴轶群流血负伤，被送回国内治疗，伤愈后他想再回朝鲜打仗，领导不批，让他到12军随营学校机关报到。一天早晨下操回宿舍，机关政委通知他：“小戴，快打背包，有任务！”
　　戴轶群以为是让他转业，撅着嘴，背过脸去，赌气说：“我不打！为什么叫我走？”
　　政委愣了一下才明白过来，笑呵呵地说：“小鬼头，想到哪里去了？告诉你吧，送你上大学！”
　　喜出望外的戴轶群这才收拾行装到集合地点报到，从河北高邑上了火车，一直到哈尔滨才知道是进哈军工。
　　徐远钊是四川人，建国初从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肄业时才20岁，抗美援朝时是秦基伟的部下，入朝作战不久因病回国治疗，病愈后到邢台三兵团留守处报到。那天他出差返回邢台时，在火车上碰到在15军留守处任职的老师，老师说：“你跑到哪儿去了？现在上级来招大学生，你怎么不去试试？”徐远钊运气不错，最终15军有三个干部被选中，他是其中之一。
　　从陈赓麾下三兵团来的学员是最早到哈尔滨的，12军有十几个人，60军才一个人，党员的组织关系临时放到哈军工文工团的支部里。
　　夏剑晖，湖北枝江人，他是清华大学的肄业生，北京解放时，他想当随军记者，就参加了军委南下工作团，被分配到四野，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战斗，扫清岛上残敌后又回师广西剿匪，而后在广东花县驻扎。1952年深秋，夏剑晖所在的45军奉命入朝，整装待发之际，一个通知下来，让他留下来考试。他匆匆赶往军部驻地惠阳城，又跑到惠阳师范学校去跟人家借理科书，三天后进了考场。考完，夏剑晖搭上火车追赶部队，一直追到鸭绿江边，待命入朝参战。那天，大雪漫天，他接到“轻装”的命令，但不是过江，而是让他带领45军另外的七个人一同上火车，方向是哈尔滨。
　　在第一期学员中，只有两个人是由陈赓亲手带到哈尔滨上学的，一个是彭德怀的侄子彭起超，另一个是柯麟的女儿柯小雯。
　　彭起超是彭德怀小弟弟彭荣华的长子，生于1928年。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逆流，是年发生了“平江惨案”，彭德怀的大弟彭金华和小弟彭荣华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刽子手们还要斩草除根，对彭家的孩子们下毒手。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彭起超逃出魔掌，在外地流浪。抗战胜利后，王震奉命率部北撤，彭起超跟着部队到达延安。
　　军工学院招生接近尾声时，陈赓在党委会上郑重提出彭起超的问题，他说：“有一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彭总有个侄子在部队工作，叫彭起超，文化程度嘛，顶多是个初中毕业。按说不够考军工的条件。但我想彭总一生没有孩子，这个侄子就顶个儿子喽，我了解起超，是个好青年，虽然文化程度差一点，可以补课嘛，所以我想作为招生的特殊问题，提请常委同志们讨论。”
　　在常委们看来，身居一院之长的陈赓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收下彭起超，可院长从来不搞“一言堂”呀，重要的问题总是提交党委集体讨论，于是大家议论了一会儿，一致同意陈赓这个“破例”意见。
　　没想到这件事让彭德怀知道了，陈赓到北京开会，彭德怀板着脸，毫不客气地批评起陈赓来：“你们军工招收高中毕业以上的学生入学，彭起超不够条件，你们为什么要收他？马上给我退掉！”
　　陈赓回到学院，向常委们传达彭总的意见，问大家怎么处理？常委们讨论后，认为彭起超虽然学习上有些吃力，但是本人很努力，就不要退学了。过了几个月，陈赓到北京，彭德怀又问起彭起超，他气呼呼地说：“军工的招生制度不能破坏，我让你们把他退回部队你们为什么不退？难道我的意见是放屁的？”
　　彭德怀正在火头上，陈赓笑呵呵地接受批评，没有当面作解释。隔了几天，陈赓找彭德怀个别谈，说明彭起超学习很努力，经过预科的补习，是能跟上的。彭德怀沉吟半晌，才勉强同意，但仍叮嘱陈赓道：“先在预科试试看吧，成绩要是跟不上，就马上让他退学。”
　　柯小雯是“港澳名医”柯麟的女儿，1935年生于香港。1950年底，刚念完高中一年，这个16岁的小姑娘就参军去了新疆，在王震夫人王季青当校长的军干校学俄文，1952年已是副排级干部了。
　　说起柯小雯的父亲柯麟，那可是一位传奇英雄。大革命时期，这位中山医科大学的高材生经彭湃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与周恩来、叶剑英、陈赓等人过从甚密，经常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大革命失败后，柯麟被组织派往上海，以医生身份作掩护，成为党中央“特科”的成员，与陈赓并肩战斗。那个出卖彭湃、杨殷的凶恶叛徒白鑫，就是到柯麟的诊所看病时，由柯麟机智地送出情报，再由陈赓率“特科”同志除掉的。柯麟长期在港澳行医，但他真实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解放后奉中央指示回到广州出任中山医学院院长。
　　1952年秋，陈赓在北京与老战友柯麟久别重逢，柯麟告诉他，“小雯参军了，在新疆学俄文，成绩不错呢。”陈赓高兴地说：“我们军工学院就要招生了，我正需要俄文好的学生，让小雯报考军工吧。”
　　就这样，一个憨厚而刚强的青年、24岁的彭起超；一个活泼得像只小燕子似的姑娘、17岁的柯小雯，跟着陈赓叔叔，走进了哈军工的大门。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世而自傲，始终以普通一兵的身份，扑进艰苦的学习生活之中。
　　1953年初，当第一期学员从全国各地走进哈军工的时候，教育长徐立行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令全院人员都啧啧钦慕的事。
　　王雅琴这些天一直心神不宁，她多年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像破土欲出的萌芽，那天晚上，她终于对早出晚归的丈夫开了口，语气平缓而坚定。
　　“老徐，我想上大学，报考军工。”
　　徐立行惊讶地望着妻子，他还没有明白过来，这几年雅琴在机关当打字员不是挺安心的吗？再说，第二个孩子刚满月，正在哺乳期，她怎么顾得上读书呢？
　　深思熟虑过的王雅琴，看看熟睡的婴儿，继续说：“困难肯定有，但我能克服。除了我是小孩妈妈，其他条件我并不差，我要有自己的事业，你得支持我！”
　　徐立行低着头不吭声，静静地坐下来沉思着，他从来都十分尊重女同志，在任何场合，没有对女同志严词厉语过，在家里对妻子也是和和气气。沉默了片刻，徐立行扶扶眼镜，深情地望着文静贤淑的妻子，轻轻说：“好吧，我支持你上军工！不过，这得请示陈院长，你毕竟是院领导干部的家属，能否读大学要由组织上来决定。”
　　王雅琴感谢丈夫对自己的理解，她一边为徐立行端上晚饭，一边说：“明天我自己去找陈院长谈谈。”
　　第二天晚上，王雅琴去敲邻居陈赓的门，陈赓披着棉衣刚出来，王雅琴就开门见山地说：“院长，我来打扰你，我想请求院长批准我报考军工，我想学一门专业，将来好为国防服务。”
　　陈赓一怔，旋即笑道：“好哇！你王雅琴决心不小呀，两个孩子的妈妈想上大学，不简单哦！”他见王雅琴红着脸，低头不语，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又问：“老徐同意吗？”
　　王雅琴抬头说：“同意，他挺支持我！”
　　“好！徐教育长没有大丈夫主义，却有大丈夫风格，你多幸福呀！”陈赓调侃道，“如果你王雅琴同志能搞好学习，别的学员就没有理由学不好。你原来是在哪个学校毕业的？”
　　“开封女中高三毕业，1949年6月又报考二野军大，1950年在二高步校毕业。”
　　“开封学校的成绩不行，”陈赓摇摇头说，“不过你可能是个例外。好吧，你先回去，好好照顾老徐，院党委还要研究一下。”
　　王雅琴没等多久，学院就通知她参加一次入学考试，她考得不错，最终被军工录取了。
　　王雅琴上大学的事在年轻干部当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心生羡慕的年轻人也跃跃欲试。那天，陈赓溜达到文庙，看见几个年轻人在机械工艺教授会里闲聊，就走了进去。
　　“你们聊些什么呢？都有什么想法啊？跟我说说看。”陈赓示意年轻人坐下来谈。
　　刚从南京来学院报到的锻钢大着胆子说：“我想去学习，进学员队。”
　　“不行！”
　　“院长您已经批准王雅琴等一批干部入学员队学习了，我怎么就不行？”
　　“就是惟独你不行！”
　　“不行……那我也难以安心做好工作。”
　　“从南京把你挑选来是要你当好翻译的，近几年你一定要安心好好工作，否则，我是冷枪专打出头鸟！”
　　陈赓用手做个射击的动作，朝锻钢的肚子顶过去，大家都笑了，刚刚撅着嘴巴的锻钢也跟着笑起来。后来，同伴们见到锻钢总要开玩笑：“小心啊，院长有冷枪呢！”
　　遴选助教自然比选拔学员更为严格，简直是百里挑一了。
　　汪浩，江苏常州人，1930年出生于上海，4岁丧父，家道中落，靠姐姐帮助才艰难地完成震旦中学的高中学业。上海刚解放，他参加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大学考试，当上海报纸公开发榜时，这位生就一副娃娃脸的快乐的小伙子连中双元：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同时录取了他。想离开家门到京城闯荡一番的汪浩选择了清华大学数学系。
　　1952年7月大学毕业后，汪浩被分配到空军第八航校任教。在沈阳下了火车，只见一位两鬓染霜的老军人来接他，双方一介绍，汪浩才知道这位老军人原来就是这所航校的校长。顿时，汪浩的心里打起鼓来，再看看自己带的大行李更是窘困不堪，哪敢让校长帮忙呢，人家起码是个师级首长吧。他四处张望一阵，想找个扛行李的脚夫，转眼工夫，行李不见了。他一惊，看见校长正扛着他的行李往前走呢，他紧赶慢赶跟着校长出了站。年轻的汪浩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解放军干部的作风。
　　他在航校努力工作了四个月，成绩突出，接着一道命令下来：调军工任助教。老校长心里真舍不得放走这位清华的高材生，但大局为重，他嘱咐汪浩：“到哈尔滨好好干吧，那里更能发挥你的才干。”
　　孙仲康，上海人，与汪浩同岁，但模样相反，生得五大三粗，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他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解放前夕，已秘密参加地下党的孙仲康同校内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练就顽强不屈的性格。参军后，在华北防空司令部雷达营任技术参谋，是个公认的业务尖子。他的爱人李均毕业于上海交大，李均文静而秀美，是雷达连副连长。要防空就必须掌握雷达技术，孙仲康和李均热爱自己的专业，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儿。
　　1952年秋，孙仲康到朝鲜战场考察，正值美军“绞杀战”后期，坐在吉普车后座的孙仲康，受尽颠簸之苦，他戏言道：“多亏了牛顿老先生的惯性定律，每次过个大坑，车把我抛在空中，总能够平安落在座位上。”
　　从朝鲜回国，成钧将军找他谈话：“大个子，组织上调你去军工学院，那可是陈赓司令员一手弄起来的大学啊，比我们防司大多了，好好去干你的雷达吧！”
　　孙仲康轻装北上，不久，李均也调到哈军工。
　　方舵，生于1925年，台湾人。1952年末的一个寒冷的黄昏，在西安近郊的63军速成中学担任数理化组主任教师的方舵，突然接到上级通知：“103部队来人招募教师，领导要你去参加考试。”
　　方舵连夜赶到考场，才知道要考微积分和力学，他当时急得脑门上直冒汗。入伍以来他一直随部队行军打仗，后来又奉命筹建速成中学，哪有时间看书啊？过去在大学里读过的课程又统统忘光了，他只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糊里糊涂答完考卷。事后，他索性把那个什么“103部队”忘掉。
　　春节刚过，一封录取通知书交到方舵的手中，他万万没想到“103部队”看上了他。到了哈尔滨，他才弄明白，“103部队”就是那个神秘的军内最高科技学府。方舵为自己能进入军工而欣喜不已，可过了几天，他的高兴劲头慢慢冷下来，他想到自己是台湾人，大学同学中绝大多数是日本人，这么一种复杂的海外关系，学院能信任自己吗？一种无形的抑郁感袭上心头，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有一天午休，陈赓一个人串门来到助教队宿舍，几个助教忙站起来，陈赓在床边一坐，招呼大家坐下来，亲切地聊起天来，他问每个人的家庭和学历，轮到方舵讲完，陈赓兴致勃勃地说：“你可是我们学院惟一的台湾同胞呀！听说你念过的那个高等学校可以免试升上日本的帝国大学，台湾籍学生是很难考入的，你是怎么进去的？又怎么跑到大陆来了？”
　　方舵说：“因为我的数学好，考分第一，所以那个学校录取了我。”他又告诉陈赓，父亲在煤矿当职员，因为仇恨日本霸占台湾、侵略中国，秘密组织二十几位矿工和日本人暗中斗争，事发后父亲和矿工都被日本警察抓去活活打死。杀父之仇时时戳着方舵的心，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大陆继续学习，北京一解放，他就报名参了军。
　　陈赓听罢，严肃地站起来，拍着方舵的肩膀说：“小方啊，你的路走对了！好好参加建院工作吧，把学生教好，不要背着台湾人的思想包袱，学院调你来当助教，当然是信任你这位台湾同胞嘛！”
　　方舵握住陈赓温暖的大手，无语凝噎。陈赓的话给了他信心和力量，他决心竭尽全力做好教学工作，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八路招生组从全军精选的第一批助教共231名，后来又陆续增加，助教队划分为三个区队，担任区队长的黄庆华、陈宽等同志是这300余名助教中的佼佼者，这一大批朝气蓬勃、素质良好的青年人成为哈军工老教授们的得力助手和教师队伍的生力军。
　　元旦刚过，文庙街上的积雪打扫得干干净净，王字楼的门前挂上了“欢迎第一期学员和助教来院”的红布横幅，彩旗在微风中轻悠悠地飘着；马路上走过一群群说说笑笑的年轻军人，他们穿着新发的皮大衣和大头鞋，昂首阔步，脸上挂着幸福又自豪的微笑。自从全军上千名学员和助教陆续抵达学院后，校园里一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气氛。人多了，工字楼底层的大食堂挤不下了，天寒地冻的又无法施工，管后勤的干部们犯了愁，意见反映到陈赓那儿，他微微一笑：“活人会让尿憋死？用两层厚木板，中间塞满锯末屑，这就成了保温墙了嘛，先弄个临时的，开春再建嘛。”
　　陈赓这个办法真灵，不久在王字楼后面又建了一个大食堂。“咱们院长的点子就是多！”就餐的师生和干部们常常这么说。
　　那天，陈赓为首批抵达的学员和助教们做了一场形势报告，近百人整齐地坐在致知前楼的大教室里，每人面前都摆上一点儿糖块和瓜子。
　　陈赓刚要开讲，看见大家都掏出笔记本要做记录，就笑呵呵地说：“我这个人讲话，语无伦次，你们今天就不要记录了，要记录我就不讲了！”下面一片笑声，学员和助教们都收起笔记本。
　　“听说你们不少人是从志愿军来的，我也是从志愿军来的。你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很光荣啊，我老婆就没有叫过我一声最可爱的人，当然了，我也不计较，她只要叫我最亲爱的人就行了！”
　　下面又是一阵开心的大笑，年轻人陶醉在陈院长的幽默话语中。
　　“帝国主义欺负了我们一百多年，现在还在欺负我们，你们一定要立志改变我军技术装备的落后状态，下决心学好专业，为国防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赓用这一段话结束国内外形势报告之后，又对大家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就给我递条子，我今天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
　　报告会变成了座谈会，青年学子们不断地递上条子，陈赓面前堆起了一小摞。陈赓看完一张条子就回答起来，到了中午，也没有回答完。陈赓站起来，大声说：“下午接着开会！”青年们欢呼雀跃，他们的心和陈赓的心紧紧贴在一起，这种“陈赓式”的思想工作比多少生硬枯燥的政治说教都有效果。
　　下午陈赓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他把建立军工学院的重大意义和革命青年的奋斗方向阐述得十分透彻，引导大家端正入学动机，鼓励他们攀登科学高峰，临结束的时候，他又幽了一默：“今天的会开得生动活泼，可能有的同志还想提点儿问题，可没有时间了，明天我也不能再给大家讲话了，我要去北京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呢，等我回来，再把中央委员会的事情向你们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样？”
　　学员和助教们笑得肚子痛，大家使劲向陈赓鼓掌。院首长要经常面对面地向师生做国内外形势报告，这是陈赓为哈军工创立的一个好传统，一直保持到“文革”前。
　　根据院党委的决定，1月3日正式成立了相当于系一级的教学组织——新生大队，刘吉林任大队长，邓易非任政治委员。987名新生分编为6个学员队；300余名助教分编为3个区队和若干个专业组，暂时挂在新生大队，助教也要跟学员一样出操，接受军事队列训练，不允许有任何特殊。
　　第一期学员中，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经过几年军旅生活的磨炼，政治素质比较好。由于解放前的学校，教学质量差别很大，参军后南征北战又没有机会复习功课，实际上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什么正弦、余弦，一窍不通。
　　助教们全是大学三年级以上的学历，有的是肄业生和毕业生，但处于时局动荡之时，参军后又在基层工作，有的还参加剿匪和朝鲜战争，当初学到的基础知识多已遗忘。
　　“问题很严重哩，”陈赓对徐立行说：“要赶快给他们补习文化。”
　　陈赓指示新生大队，立即依靠老教师和助教队，对学员实施高中数理化课程的补习教育，并适当进行军政训练和语文学习，为大学本科教育打好基础。
　　前一段时间，老教师们都在闭门读书，突击学习俄文，学生一到，他们便开始紧张起来。负责全院教学工作的徐立行和他手下的三员大将张述祖、曹鹤荪、任新民更是披星戴月，一起审查老教师编写的中学数理化教材，常常为教学问题讨论到大半夜。
　　徐立行向陈赓建议道：“哈工大和我们住在一条街上，何不去街西求教？”
　　陈赓大喜，忙布置第一政治处组织老教师去哈工大取经。
　　在两周时间里，老教师和助教们穿梭于两校之间，白天听课，并请哈工大领导介绍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设各专业的经验，晚上和对口的教员座谈，或者整理白天的笔记。哈军工的大客车随时接送教员，各个食堂里灯火通明，保证参观学习的教员们取经就餐两不误。
　　“感觉如何？”陈赓碰到老教师们总要问上一句。老教师们异口同声答道：“不错，收获不小。”
　　陈赓很满意，他对徐立行说：“这次参观哈工大效果很好，适当时候还可再去，住在那里也可以嘛！”
　　3月初，科教部已经安排好文化补习教育计划，由筹建中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和投影几何四个教授会的教授和助教们承担学员的补习课程。教材是参考苏联十年制中学教材临时编写的，讲课的都是老教师：孙本旺讲平面几何，沈正功和黄明慎讲投影几何，陈百屏讲大代数，罗时钧讲数学解析，刘绍棠讲物理，金家骏讲化学。
　　3月5日上午，教务处组织试讲评教会，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名牌大学来的名教授，屈尊讲中学课程，还要在课前试讲一次，让大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中国教育界的罕见之举。可是为了保证教学的质量，哈军工的老教师们不讲面子，放下架子，高高兴兴夹着书本来到文庙东配殿的会议室。
　　“谁先讲呢？”主持讲评会的曹鹤荪看着下面的老教师们，轻声问了一句。
　　“我先讲吧！”沈正功自告奋勇地站到黑板前面，把手表放在讲台上，拿起一支粉笔，说道：“同学们，我们现在上投影几何课，我想先说说什么叫投影……”
　　正说到这儿，门口传来脚步声，陈赓敲敲门进来了，身后还有徐立行和张衍。陈赓向大家抬抬手，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来晚了！”张述祖和曹鹤荪迎上去说：“院长这么忙，怎么也来了？”
　　陈赓说：“各位教授认认真真备了两天课，今天又搞试讲，我来给你们当学生呀！”
　　老教师们很是感动，一齐鼓掌表示欢迎。
　　沈正功讲完一堂课，稍作休息，开始讲评，陈赓认真听大家发表意见，不时也插话参加讨论，讲评会气氛热烈而轻松。
　　下面该是孙本旺讲平面几何。孙本旺是国内数学界有名的才子，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曾产生让美国人帮助他制造原子弹的念头，他指令中央研究院挑选六名最出色的年轻科学家赴美国学习原子技术，其中就有孙本旺。无奈美国老板把蒋介石的痴心视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予以婉拒。六位中国才子学不成原子技术便各寻大学深造，孙本旺进入美国纽约大学，轻松地拿下理学博士学位。
　　已是不惑之年的孙本旺教授，要向同事和晚辈们试讲他早在30年前就学过的阿基米得几何学，一点不觉得可笑，他认真地备课，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啊。此刻因为陈院长坐在第一排，正以信任的目光微笑地看着他呢，他不免有点激动，手中的粉笔在微微抖动，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无可挑剔的圆。
　　3月9日，新生大队的文化补习教育正式开始，军号响过，院区内一片安静。教室里，学员们肃然恭候，当教授走进来时，值星班长喊道：“起立！” 学员们向教授行注目礼，齐声道：“教员好！”教授微笑还礼，开始上课。学员们第一次听教授讲课，只见教授空着手，没带一纸讲稿，深入浅出，推理严密，讲出口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不可少的。当下课的号声响过时，教授恰好讲完了一课的全部内容，那整洁的板书就像是铅字印刷在黑板上，第一期学员对老教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是教授们也是严厉的，课程进度特快，作业很多，且必须完成。一门“解析几何”，19个学时就赶完了，于是，大部分学员刚来时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普遍感到吃力、紧张和不安，成绩上不去的学员拼命“加班加点”，有人夜里辗转难眠，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
　　4月6日，陈赓指示科教部对一个月来的补习教育组织一次全面检查，他亲自听取汇报。
　　来自基层的意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在学员刻苦读书，蔚然成风的良好局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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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过分紧张的心理，普遍感到压力太大，负担过重，“消化不良”，急躁情绪较为严重；二是队干部用带兵的方法带学员，过多地干预学员的课外生活，方法亦简单死板；三是食堂伙食节余太多，学员反映菜不够吃；四是机关有官僚主义作风，定了计划不检查，对基层的意见反应迟钝，等等。
　　陈赓在会议上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首先表扬教授们思想进步快，对教学工作抓得紧，工作努力，助教同志们也尽了力。根据大家的意见，他同意按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重新编队，以利于教师因材施教，他对张述祖、曹鹤荪说：“重新审定教学计划，使之更适合学员的文化程度和体力状况，”他又说：“学员的学习不能太紧，要让他们有独立思考的时间。”
　　对于学员的学习，陈赓一贯提倡独立思考，让学员成为学习的主人，不要成为书本的奴隶。他不同意在学员间开展学习互助运动，他说：“同学之间的个别请教，互相探讨，自愿帮助是有益的，但是要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之下进行，不能搞什么互助群众运动。”
　　当徐立行汇报到学员队开会、点名、出墙报占的时间过多，学员骨干兼职太多时，陈赓批评道：“有些活动是苛捐杂税。会议要少开，越往下越要少开。学员骨干兼职问题，今后不能这样干，学员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兼职太多，会把这些人弄成落后分子。” 陈赓当场规定：“今后学员担任工作，不能超过一职。”
　　陈赓要求基层干部改善领导方式，防止简单化，保证学员的学习和自由活动时间，不许层层加码，他说：“这不是你在部队带兵，自己想个点子就往下布置，你要围着教学转。有的队干部乱提口号，什么‘牺牲个人、互助别人’啦，什么‘拼上老命，争取优秀’啦，简直是乱弹琴，今后，口号只能由院政治部制定，任何干部不准乱提口号。”
　　陈赓充分肯定第一期学员的刻苦学习精神，他鼓励学员要放下包袱，讲究学习方法，不能盲目的紧张。要减轻学员的负担，让学员吃好，玩好，把身体锻炼好，生动活泼地搞好学习。
　　在会议总结时，陈赓强调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让学员学好，把他们造就成又红又专的第一流工程师。学员是我们的宝贝，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部门，都要为学员服务。要向全院的一切人，包括家属、保姆，灌输关心学员的思想。”他特别提到食堂工作：“食堂的钱要少存一点，你们的任务是保证学员的健康，又不是开饭馆赚钱。我经常到工字楼学员大食堂看看，问学员们伙食怎么样，学员们都说：挺好。其实问题不少哩，我也犯了官僚主义。所以机关一定要克服官僚主义，要多下去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矛盾出来一个就解决一个。”
　　几个月来，陈赓正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全院干部做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表率。
　　哪里有学员，哪里就有陈赓的身影。有一天早晨，陈赓站在致知前楼大门旁看学员们集合去上课，他发现有几个学员慌慌张张跑下楼，比别人晚到，拖了全队的后腿。他就问一个迟到的学员：“怎么下来得这么慢？”那个学员脸一红，嗫嚅一声：“等厕所了……”
　　学员的队伍走了以后，陈赓独自走进致知前楼，他心存疑惑，想把这个大楼的厕所看个究竟，于是楼上楼下看了一圈，他弄明白了，原来几个厕所都太小，只有一个人的位置。
　　“学员上厕所要排队，”陈赓自语道：“那还不迟到？”
　　回到办公室，陈赓给李懋之打电话：“致知楼里的厕所太小了，影响学员上课，马上改成大厕所，限三天完成。”
　　王字楼最后一排刚建起个洗澡间，那天助教孔繁珂正在洗澡，看见陈赓带着毛巾进来了，孔繁珂忙打招呼：“院长，您也来洗澡？” 陈赓笑道：“我来看看你们洗得好不好。”
　　这就是1953年春天的陈赓，在数不清的细微之处，哈军工人看到大将军那颗关心后代，以人为本的博大仁爱之心。
　　根据陈院长4月6日的讲话精神，全院各个单位讨论落实措施，许多问题及时得到整改，学员情绪开始高涨起来。陈赓对徐立行等领导同志说：“这次检查很及时，早了没有情况，迟了就有损失。”在陈赓的倡导下，机关干部面向基层，注意调查研究，全院上下同心协力保教学。
　　军人服务社主任潘廷明是个老红军、二高步校的“老后勤”，陈赓讲话之后，他马上行动，首先延长营业时间，中午不休息，还经常服务到门。不久，老潘被调到学员食堂当主任，他可真有点子，一来就组织炊事人员进行技术比赛，结果伙食越办越好，中午、晚上的副食是三菜一汤，还有水果，包括北方难得一见的香蕉。早餐每人半斤鲜牛奶，有包子、蒸饺、馒头、各式小菜。第一期学员大多是见多识广的在职干部，还没见到有这样好的伙食。
　　学院的医务工作者也时时把学员的健康放在心头，送医送药，服务极为周到，为了给学员治沙眼，在课间休息时，护士们会拿着眼药水满楼里追着学员跑。
　　新生文化补习开始后，院领导号召全院在职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努力学文化，学科技，提高业务水平，当时人们挂在嘴边的话是“向文化进军”、“争取在两三年里变外行为内行”，陈赓经常鼓励大家边工作边学习，他说：“要改变‘老粗’光荣的意识，提高干部的科学和文化水平，这样才能胜任我们的特殊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
　　学院挂牌成立了文化教育办公室，按干部临时住宅区域办起八所在职人员文化学校，配备了数十名专职文化教员，实施从小学到高中的文化教育。一时间工农干部意气风发，积极响应院首长的号召，不甘心做新时代的落伍者。晚上聊天打牌的人都改变了生活习惯，以读书为荣，争着去上课，努力完成作业，提高成绩，特别是已过而立之年的预科主任们，白天和学员们在一起，晚上回家扔下饭碗就开始学习，预科三队指导员林铁峰给自己规定雷打不动的学习计划，每晚7点到9点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列主义；9点以后学数理化。夫妻俩常常学到深夜。每个干部身边都带着小本子，见缝插针，随时向教员请教。学院表扬了高勇、林铁峰、赵志善、高峰等一大批干部中学文化的好典型。
　　院直机关多次举办科普知识讲座，请各个专业的教授轮流主讲，陈赓带头参加听讲，虚心向教授请教科学问题，身边的干部受他的影响，没有谁敢虚度时光，干部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这就是1953年春天的哈军工，第一期学员、教授、助教和工农干部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求学上进，那股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激情犹如黑土地上的滚滚春潮，把整个哈军工变成一个大课堂。

　　14 统一思想 中心工作抓好教学(1)

　　统一思想 中心工作抓好教学
　　破土动工 五千大军扎营荒原
　　万事开头难。住在小平房里的陈赓，席不暇暖，宵衣旰食，每天拖着条伤残的病腿，早出晚归，主持哈军工的全面建院工作。学员们开始上课以后，他想搞一个能够统一全院人员思想的文件，团结一切力量，步调一致，共渡难关。
　　哈军工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干部之间的团结、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这是陈赓须臾不敢忽略的问题，为此，他首先注意抓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
　　初春的一天晚上，陈赓到前排小平房唐凯家，一进门就喊：“对门的，我还没吃饭呢，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唐凯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没想到院长闯进来，唐凯和邹光慌忙起身欢迎陈赓，邹光笑道：“也不知道您来，我们今晚上吃面条，您快坐，我去给您炒两个菜。”
　　陈赓摆摆手说：“别忙活了，我爱吃面条啊。”说罢，拉着光顾着憨笑的唐凯坐下来，一边自己动手盛面条吃，一边挤眉弄眼逗着孩子们，乐得孩子们直往陈赓身边凑合。
　　陈赓和唐凯边吃边聊，陈赓说：“老唐啊，你可是咱们军工老红军中资格最老的喽！”
　　唐凯脸一红，忙说：“我没法跟院长您比呀，我1930年才入团，只是个红军战士。”
　　“哎，你年轻啊，13岁就当红小鬼，又参加过长征，资格够老的了！”陈赓对唐凯的历史很了解，他把饭碗一推说，“哈哈，我吃饱了，邹光呀，你做的面条真不错，下一回再下面条，我还来吃。”
　　等唐凯吃完饭，陈赓才不紧不慢地闲聊起来：“老唐呀，你呀，还打过仗呢！受个处分有什么了不起嘛，要振作起来，到学院以后，你是兢兢业业工作，小心谨慎做人，开会少说话，遇事不表态。当年我们那位虎虎生风的唐凯同志不见了，换了个胆小怕事的唐僧，哈哈哈！”
　　陈赓一番话，戳到唐凯的痛处，他不好意思地跟着笑起来，真不愧是陈赓啊，把我的五脏六腑看个透。
　　“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党是相信你的！”陈赓提高声音，郑重地鼓励道，“否则干么调你来当工兵系主任呢？要拿出当年我们在苏区那股子拼命劲头，把我们军工搞起来，啊？我的老弟，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唐凯轻轻点头道：“同意。只是有时候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怕干不好这个系主任工作。”
　　“怕什么？我不是也没干过大学校长吗？”陈赓接着说，“我们这辈子不就是迎着困难走的？我听说你当年和曾克林带兵闯关东，第一次和苏联老大哥打交道就不顺利，有个什么故事，你讲一段给我听听。”
　　看陈赓兴趣盎然的样子，唐凯脸上漾起了笑意，他说：“那是1945年9月，曾克林同志是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我是副政委，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带领16军分区四个团1700人进沈阳，可‘老大哥’拿着转盘枪不让我们下火车，我们又不会讲俄语，怎么比划就是不行，曾司令员两次到苏军卫戍司令部交涉，一个叫卡夫东的司令官，架子老大，说什么也不相信我们这些土八路。我急了，我把衣服袖子卷起来，当年参加红军时在臂膀上刺下镰刀、斧头和五角星，我指着五角星连声说：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这回他们相信了，最后同意我们进了沈阳城，半个月左右，我们的队伍就发展到两万多人。”
　　陈赓听罢，开怀大笑，连声说：“我看看你的宝贝！” 唐凯挽起衣袖，露出刺在臂上的共产党人的标志，陈赓仔细看过，感慨不已，他说：“你看！世上无难事嘛！你这回是第二次闯关东了，拿出当年闯关东的精神，也来个旗开得胜！”
　　陈赓接过唐凯续上的新茶，继续说道：“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就是搞好团结。军工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必须抓好团结才能拧成一股绳。目前院级领导中的张衍和李懋之，都是‘三八式’的，徐立行在十九路军打过鬼子，全面抗战前找到党，也是个‘三八式’的，总之，他们的资格都没有你老，你要主动搞好团结，支持他们的工作，服从他们的领导，在全院老红军干部中做个模范！”
　　唐凯像接受战斗命令似的，眉峰一扬，斩钉截铁地说：“院长啊，请您放心，我唐凯一定要做好团结工作, 绝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陈赓看看时间不早了，他站起身来，在门外又叮嘱一件事：“刚刚调进你们五系的黄德馨先生是黄埔六期的老资格，参加过云南起义的国民党将军，在工程兵技术方面可是个老专家喽，我找周总理签字才从陈士榘那儿挖来的，要好好安排他的工作和生活。”
　　唐凯说：“黄先生工作很积极，一直在忙着编写教材，现在家属还没搬来，我们一定注意照顾好他的生活。”
　　陈赓这次单独谈话，让唐凯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陈赓又和李懋之等“三八式”老干部们个别谈心，他说：“目前党内普遍有一种论资排辈的思想，不比能力，不比贡献，光比资历，这是错误的。当然，老同志革命经验丰富，是党的宝贵财富，军工目前有十多位老红军干部，你们要尊重他们，工作中多征求他们的意见，主动搞好团结。有的老红军文化水平低，职务也不高，譬如马国良同志，现在争着去当食堂主任，这就是老红军品德高贵之处，不允许任何人不尊重老红军。”
　　李懋之和唐凯之间的亲密合作一直保持到他们分手之时，李懋之出差公干，总是委托唐凯代理自己的工作。
　　1953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早晨，炮兵工程系主任赵唯刚踏着大雪，早早来到办公室，一进门就向值星军官大声说：“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党籍恢复了！党龄从1927年入党的时候计算，多亏了陈院长啊……”
　　见到赵主任喜形于色，不像平时那么严肃，值星军官们心里犯嘀咕，赵主任今天怎么啦？
　　1952年12月，有一次，陈赓和赵唯刚在食堂并肩而坐，一起吃饭，他又问起赵唯刚的党籍问题：“去年你到筹委会报到，我听你说过，当时时间太匆忙，你现在再给我说说。”
　　赵唯刚把当年的情况又详细地说了一遍，说话间，赵唯刚望定陈赓说：“陈院长，我总觉得您的声音有点耳熟，20多年前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我好像见过您。”
　　陈赓放下碗筷，回忆起1930年4月至8月间，他和钱壮飞等同志奉党中央的指示，到天津、沈阳等地检查北方特科工作并收集情报，在沈阳遇上敌人军警的搜捕，陈赓等人曾在几个中共满洲军事部的同志家里隐蔽。赵唯刚回忆了当时的具体情景，陈赓以手抚额，笑道：“哎呀呀，那次躲避追捕，我在你家里住过呀，怪不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两位当年在党的秘密的保卫战线上共同战斗过的战友，竟在哈军工重新聚首了。
　　陈赓理解赵唯刚当年受党的派遣，参加苏联情报工作的特殊经历和历史所造成的委屈，所以他立即给北京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处理赵唯刚的党籍问题。后来，陈赓在北京主动去找康生，要求他为赵唯刚证实当年赵失去组织关系是特殊环境使然，赵唯刚本人是清白的。老奸巨猾的康生此时政治处境微妙，自然不敢开罪陈赓，很快就为赵唯刚出具了证明。陈赓又亲自为赵唯刚进入苏联以前的历史做了证明。1953年，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组织部写出报告，建议恢复赵唯刚同志的党籍，从1927年6月算起，取消1943年审干时“有政治问题”的无根据怀疑，报告经陈赓签发上报中央军委。
　　在“宁左毋右”的思想倾向多年影响我党的时候，陈赓却能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在任用赵唯刚的同时，又为这位历史经历复杂的老同志卸掉历史包袱，这正是陈赓的品格，赵唯刚每念及此事，都对陈赓感佩不已。
　　在陈赓的言传身教之下，哈军工的干部队伍从一开始就保持着相当强的凝聚力，从上到下，没有人搞小圈子，顾全大局，团结合作的精神薪火相传，一直到“文革”之前。
　　1953年1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军事工程学院临时委员会, 由陈赓、徐立行、李懋之、张衍、徐介藩、曾焜、张文峰、黄景文、赵唯刚、吴振挺、屈兴栋十一人组成。其中曾焜、吴振挺、屈兴栋三人都是老红军。
　　2月21日，陈赓主持召开了临时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筹委会的工作；选举党委会常委；党委委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并通过政治部起草的《军事工程学院党委会关于执行教育任务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决定》。
　　唐凯虽因处分没有撤销而不能进入党委会，但陈赓仍让他列席会议。
　　根据陈赓的建议，大家举手通过了由陈赓、徐立行、张衍、李懋之四人组成的常委会，张衍为常委会召集人。
　　会议当中，开展了建院以来院党委成员间的第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陈赓带头，他先检查自己工作中的急躁情绪和深入基层不够的问题，接着，徐立行着重检查了自己的民主作风问题，特别是对老教师态度上的生硬和武断。陈赓在听完徐立行的检查后，不留情面地批评道：“立行同志本质是好的，工作很积极，但是，在思想方法上有毛病，你一定要防止骄傲，有人对你有意见，你就要警惕！”李懋之批评自己：“我这个人性格孤僻，工作作风单打一，又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民主作风也比较差。”
　　张衍等人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地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唐凯发言检查自己对教授的看法不全面，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学习不够，背了处分后，处处谨小慎微，工作不大胆，等等。
　　陈赓对大家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很是满意，他总结道：“我们的党委会开得很好，能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组织有无战斗力的标志，军工的党委会不能搞吹吹拍拍的一套，以后党委每个月开一次会，检讨工作，相互开展批评，就像我们要天天洗脸一样，要形成制度。学校有没有成绩？我说有很大的成绩，首先是请调一批教授，立行同志对这一工作抓得紧，是有功劳的。我们干部的选择也是适当的，目前干部和学员的情绪都很高。大家都是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面，工作中出现一些混乱是难免的。”
　　陈赓又说：“我们要集中几天时间讨论政治部起草的这个决定，明确教学工作是我们学院的中心任务，关于师资问题，要争取、团结和改造老教师，其中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可以为我们争取过来，极少数人可能不行，不要以为说了几次进步的话，写了几篇进步的文章，就轻信人家，知识分子中个别人的两条心问题还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因此疑神疑鬼，首先要相信他们的绝大多数。要保证他们安心教书，在物质上不要去算小账，例如配备上下班的大客车用了多少汽油等。我们要下大力气培养助教，这是解决今后师资困难的主要办法。关于团结问题，我已讲过多次，不能以为自己总比别人强，要有民主作风，这样才能促进团结。”
　　会议的后几天，大家集中精力讨论政治部起草的重要文件，这个《决定》的核心是第一条：加强党委领导，树立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其中明确提出：“学院的中心任务是为完成国防技术教育，培养各兵种高级技术人员。这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如无各种工作的有力保证，是不可能胜利完成的，因此在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教学工作的保证，应成为各部门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培养目标上，决定说：“首先是对党高度忠诚”，“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工作积极、英勇顽强”，然后才是“精通技术”，政治上好，技术上差，也不是合格人才，必须是“又红又专”。
　　在第三条“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问题”上，决定指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是大胆使用，加强教育，发挥其长，克服其短，从教育提高着眼，达到巩固团结的目的。”
　　会后，这份印有“绝密”字样的文件没有马上呈报中央军委，一直在陈赓的办公桌里放了近一个月，他仍在反复推敲这份文件，深入地思考着，并做了重要的文字修改。直到3月下旬才盖章呈报总政治部，在事关全院大计方针上，陈赓是颇为谨慎的。
　　不久，一份小楷手书的公函送到陈赓的案头，上面盖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红色大印，根据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指示而写来的复函说：
　　你们三月廿六日关于执行教育任务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决定已阅悉，同意你们决定中所提的问题，望即贯彻执行。
　　由陈赓主持制定的这个决议是哈军工早期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半个世纪的岁月几乎无情地褪尽这份文件打印稿上浅蓝色的油墨，但是文件所表述的陈赓教育思想，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陈赓为什么谈到个别知识分子的“两条心”问题呢？因为近几个月来老教师中的思想波动引起了陈赓的重视。
　　来自上海高校的老教师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小团体，以复旦大学的陈教授和同济大学的曾教授为代表，他们本来就不愿意来哈军工，黄景文去请他们的时候，他们以避而不见的冷漠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勉强过了山海关，一到学院就开始闹情绪，五六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发牢骚、讲怪话。王序卿找他们谈过，但成效不大。张衍知道后，特地到斜纹二道街登门找陈教授谈了两次话。
　　“呶，阿拉上海人习惯开着窗户睡觉，这个哈尔滨的冬天，没办法啦！”陈教授一脸愁容，指着敞开的小气窗说。
　　“喘不过气来！”陈教授做了一个深呼吸动作，“还有，我的眼睛不好，我习惯自然光，这里日照不足，我没办法看书和备课的，灯光不行的！”
　　张衍和颜悦色，指指罩着报纸的台灯问道：“陈教授，你把电灯用纸挡住，那光线怎么够用呢？”
　　“我怕刺眼睛，我习惯自然光！”陈教授嘟囔着。
　　话不投机，张衍只好起身告辞，在冬季的哈尔滨，张衍到哪里为夜间看书的陈教授弄出个太阳呢？
　　问题汇报到陈赓那里。“我找陈教授谈谈吧。”陈赓说，“我们上千名干部还在睡地铺呢，斜纹二道街的楼房难道还不行吗？陈教授到底要什么呢？”
　　陈赓把陈教授请到办公室，客气地送上一杯茶，诚恳地征求意见。
　　陈教授垂着眼皮，吞吞吐吐地说：“院长呀，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可是，可是我有困难呀，我感到北方不适合我，日照不足，空气不够，阿拉吃勿消呢！”
　　陈赓笑着，用上海话同陈教授聊着，讲了学院的重要性和逐渐改善生活条件的前景，陈教授漫不经心地听着。
　　送走陈教授，陈赓心中不快，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踱了半天。
　　那天，周明【溪鸟】来见陈赓。“院长，昨天晚上我到陈教授家里谈心去了，结果不欢而散。看来他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周明【溪鸟】用手指指太阳穴，接过陈赓递过来的茶杯，继续说道，“他既然决心要走无理取闹的路，泡在这里也是个浪费，放他走吧，他在别处还能教书啊。”
　　陈赓点点头，叹口气说：“数九隆冬，陈教授想要足够的阳光和空气，我陈某人怎么能够办到呢？你说得对，党委会考虑的。”
　　至于那位曾教授就更有点离谱了，王序卿一进他的家门，他就用白毛巾遮住额头，斜躺到床上呻吟道：“哎呀，我头痛呀，这里的气候阿拉实在吃勿消，我请求调回南方，王主任帮帮忙吧。”
　　对曾教授的任何思想工作都是盐酱不进，无济于事。
　　1954年初，哈军工放走这两位教授和另一位同济大学来的女讲师。
　　也爱发点牢骚的曾石虞和梁守槃，经院领导的思想工作，慢慢地安下心来积极投入教学工作。
　　有一次，陈赓故意吓一吓曾石虞，他对张述祖和曹鹤荪说：“几个上海来的教授老聚在一起发牢骚，闹情绪，这不好嘛。曾夫子也跟着起哄，他当年能心甘情愿地为德国军事顾问服务，今天怎么就不愿意为人民军队服务呢？”
　　曾石虞听到这话，吃惊不小，再也不和陈教授他们聚堆发牢骚了，陈赓又找他促膝谈心，曾石虞心悦诚服，回到宿舍激动地赋诗一首，以纪念陈赓对他的教诲。
　　不能忽视建国初期对老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哈军工老教师的进步过程中就包括了党对他们的教育改造这个因素。
　　话分两头，现在该说说哈军工的基建工作了。1952年12月6日，即陈赓到达学院后的第四天，他和李懋之去拜访松江省省委书记李长青，省主席强晓初和哈尔滨市长王一伦。
　　几位省市领导早已恭候在省府大门口，陈赓刚下车，他们就一齐走下台阶，欢迎陈赓，陈赓站定，向省市领导同志行军礼，慌得李长青、强晓初连忙拖住陈赓的手臂，大家有说有笑，进了铺着大红地毯的会客室。寒暄几句后，陈赓拱手道：“今天我和懋之来是向各位领导汇报和请示工作的……”李长青等人连忙欠身打断：“陈院长太客气了，我们实在不敢当，今天是欢迎陈院长来做指示呢。”
　　陈赓说：“咱们军队的传统就是驻在那里就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这是我党的纪律，也是我军的传统，各位领导可不能让我陈某人犯错误啊！”
　　大家都笑起来，省市领导们纷纷拿出笔记本，边听边记陈赓所谈的中央关于创建军工学院的决策以及各部委大力支援的情况，人们都很兴奋，会客室里气氛十分热烈。
　　接着陈赓讲到学院请求省市帮助解决的几个问题：“省市领导已决定划给我们文庙街一带250万平方米的空地，具体手续还没办完，希望把用地范围的蓝线图早点发下来，这是一。第二是要封闭文庙街，作为院内道路，这就断绝了市民交通，给人民群众带来麻烦，想请市里想个补救的办法，断交通是个不得人心的事，但军工是个国防机密单位，不得已啊，还得劳驾你们，多做点安民解释工作哦。第三，尽快把传染病院和麻风病院搬出院区；还有一个迁坟的事，3000多个坟墓得请出去。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平地起家建校舍，任务急，工程量大，一开春就要上马，没有政府大力支持，我们只能坐着哭了。第五，教授和干部的家属们陆续来到哈市，有个安排工作的问题，还想租点房子办小学和托儿所，最近一些装备就要运到，也得租仓库用房，等我们建成立即归还。最后，医科大学的搬迁还留点小尾巴，他们有不少困难，还得请求市里帮一把。总之，我们胃口不小，婆婆妈妈地向领导们提出一大堆问题要解决呢。”
　　李懋之补充了一句：“我们还想在吉林街买下182号那幢小楼，带小院子的，给我们陈院长住。”
　　陈赓朝李懋之瞪了一眼：“我怎么不知道？不要给我买房子，我就住在院内的小平房了。”
　　省市领导们简单地交换一下意见，当场一一作了肯定的答复。
　　强晓初爽快地说：“中央决定在我们省建立这样一所重要的高级学府，给我们增添了莫大的光荣。校舍的基建任务又重又急，希望军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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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出具体计划，省里好着手安排，我们会全力以赴支持军工的基建。如果我们力量不足，还可以请上级支援嘛，保证按时拿下校舍建设的任务，决不能影响教学进度。今后军工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会竭尽全力去解决，陈院长刚才提的七八个问题，省市分一下工，限期解决。”
　　王一伦市长几次和军工打交道，对问题比较熟悉，他谈了解决封闭文庙街后的交通改造方案，家属安排和租房等落实步骤，也明确表态说：“除了建筑工程由省里全包以外，其他问题市里全部解决。懋之同志说的吉林街那幢小楼，我们市里送给陈院长住就是了，谈不上买的问题。”
　　李长青给首次军工与省市之间的工作协调会做了总结：“陈院长请放心吧！您所提的问题我们都能够解决，学院创办初期，困难很多，矛盾不少，今后必定还会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请随时提出，省市一定以急事特办的规定及时帮助解决，国防建设不仅是军工的大事，也是我们省市政府责无旁贷的大事。不过，恕我直言，以后有什么困难问题，让李教育长来谈就行了，陈院长就不必大驾亲临了。”
　　陈赓说：“学院受省委领导，上下级关系不能搞错，我理应随时请示报告嘛！”
　　李长青说：“陈院长太客气了，又这么谦虚，你一来，我心里就不安，就发慌，以后你再亲自来政府呀，恕下官不接待。”
　　陈赓说：“你不接见，我就坐在政府门口不走，饿了，你还得管饭呢。”
　　两人风趣的对话又引起一片笑声。当时的黑龙江地区，还没有哪个干部的职位能与陈赓相比，然而，第一次在地方领导干部面前亮相的大将军，竟是如此谦和有礼，幽默风趣，陈赓的品格和作风让在座的人钦佩不已。
　　12月18日，哈军工营房建筑委员会正式成立。建委会主任为李懋之，委员有徐立行、张述祖、张复明、张友亮、高庆魁、高步昆、殷之书、沈正功，另为苏联专家留下一个委员名额，之后又聘请周明【溪鸟】为建委会顾问。办公室主任由张复明来干，陈赓说过，“老汉”办事认真，基建的工作交给他没有错。
　　建委会当天开始办公, 各个专业组分兵把口，各司其职，年轻人铆足了劲，风风火火地投入工作。
　　1953年1月15日，哈尔滨建筑设计院王院长和几位设计师来学院商谈建筑规划、年度计划与设计要求，李懋之带领高步昆、殷之书等人与他们详谈总体布局和分期建筑计划。
　　李懋之说，总的要求是房屋建筑要坚固适用、美观大方。教学大楼要气势雄伟，内部宽敞舒适，采光明亮，但要注意节约，不可浪费。每层楼道要三米宽，大门庭要宽敞，立柱要用大理石，教室等房间均采用木地板。
　　王院长听罢李懋之的意见后，挠挠稀疏的头发，面带难色地说：“哎呀，你们这个基建任务太重了，我们只能先承担今年的工程，明年的任务恐怕得找更大的设计单位来干。我建议你们请王市长召集与建筑施工和附属设备有关的单位开个联席会，通盘解决基建施工问题。”
　　三天后，王一伦在市政府召开20多个有关单位的会议，他要求各单位把军工的基建当作头等任务来抓，工程的甲乙双方应立即协商，签订合同，准时开工，确保完成任务。市府各业务部门闻风而动，全力支持军工的基建。
　　哈尔滨的气候是冬长夏短，春秋两季转瞬即过，几乎显现不出来。每年的10月中旬就下雪封冻，冬天的松花江，冰层坚如钢铁，平展的江面，可以跑大汽车；翌年的4月下旬，一场强劲的西南风连刮上几天，天气暖了，树也绿了，松花江两米半厚的冰层才彻底融开，冰块相互碰撞着，发出嘎嘎的响声，随着滚滚的江水向东而去。冻土层自表面向深部慢慢化开，农民们便争分夺秒，备耕犁地。显然这种自然条件给建筑施工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为了摆脱冻土层，有效抵御严寒，哈军工要求房屋基础必须在两米以下，墙厚达到72厘米，窗户要双层，钢筋水泥构件要现场浇注。在机械化程度很差的20世纪50年代初，三年中竟要完成60万平方米！哈军工基建工程困难之大，让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们直缩脖子，参加完王市长的会，他们普遍情绪低落。
　　“咱干不了，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儿，军工的任务太急了，这么大的施工量三年完成，神了！”
　　“军队的事儿可碰不得，一旦干不完，这责任……”
　　结果王一伦的会是开了，可没有人来和哈军工签合同。王市长急了，他亲自出马动员，好说歹说，建筑工程公司才把1953年的10万平方米建筑项目承担下来，以后的任务另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眼下的主要任务是在破土动工之前，把三材运进来，而材料问题仍是雾里看花。李懋之坐不住了，他去找刚刚上任的新市长吕其恩，吕其恩指定几家砖窑场专为哈军工生产，但是三材是国拨材料，计划经济下统得很死，去年秋天哈军工没有上报计划，现在都晚了三秋，现抓哪儿来得及啊？
　　李懋之布置完近期的工作，来不及和兰凤打声招呼，带着驻工地代表申文勋科长直奔哈尔滨火车站。
　　一到北京，李懋之先找在北京开会的陈赓汇报，然后就马不停蹄，四处“烧香拜佛”。他找到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的范子瑜部长。
　　范部长从红军时代到解放战争，一直是军中理财能手，他听完李懋之的汇报，沉吟片刻说：“你们的计划是晚了点，年度计划要头年做，国家计划才好安排。这样吧，我与建工部陈部长约个时间，咱们一块儿谈。”
　　陈正人同时接到陈赓和范子瑜的电话，马上派车接范子瑜和李懋之及工作人员来建工部面谈。
　　“我们又见面了！”陈正人握着李懋之的手，亲热地说：“去年9月周总理为军工学院召开的会议，我记忆犹新。你们筹备期间提出今年建成10万平方米的计划，我早已立案挂在心上。北满的气候条件与关内大不一样，要设计单位早日把材料分析表和单价分析表提出来。单价预估为180万（注：旧币），我想不应超过。军工建筑所需国拨材料，我们按计划统一交总后勤部，分批下发，军运送到，松江省就不必再为军工申请了，这样能保证及时供应。”
　　李懋之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他咧开嘴憨憨地笑着。
　　陈部长又叮嘱李懋之：“你们是业主，要严格监督，不仅要检查工程质量，还要认真进行详细经济核算，成本计算，帮助建筑公司树立对国防任务负责的观点，克服商人只顾赢利的心理，严防上当受骗。不要认为包工包料，业主可以放手不管，一定要看紧点，甲乙双方都要对国家高度负责。”
　　3月14日，范子瑜打电话叫来李懋之。“好消息来了！”范子瑜笑眯眯地看着李懋之说：“总后首长已经批准拨给你们三大材料了，交东北军区后勤部代发，你们快派人去沈阳接头吧！”
　　李懋之喜上眉梢，忙去灵镜胡同向陈赓汇报，陈赓听罢笑眉笑眼的，很是满意。李懋之又说：“基建花钱多，很不好掌握，院长还是要求黄克诚部长批准我们实报实销才好，我们保证，绝不浪费。”
　　自从杨立三被任命为军委财务部部长后，黄克诚继任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刚正不阿，原则性强，不媚上、不压下、作风正派，这些在军内是有口皆碑的，能否同意哈军工大把花钱，实报实销呢？陈赓有点迟疑，想了一下还是抓起电话，拨到黄克诚的办公室。没想到陈赓讲明哈军工的请求后，黄克诚答复得很干脆：“你们军工学院要多少给多少，花多少报多少，反正节约与浪费全由你陈赓院长负责了。”
　　陈赓放下电话，挠挠头皮，紧抿着嘴，半天没吭声。
　　第二天，范子瑜叫李懋之来总后勤部看黄克诚给他的一封信。李懋之匆匆赶到，只见黄克诚在信笺上写道：“对军工学院的建筑工程项目，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信赖他们去搞，已告陈赓对军委负责，反正我们也不懂，审核无根据，为避免误事，不如照他们的意见去办，不要过多干涉，只掌握今年两千万万款项和十万平方米任务就行了。”
　　李懋之把信抄下来，小心放入公文包，再三感谢范部长，这才离开总后。
　　陈赓看过黄克诚的信，沉默一会儿，一句一顿地对李懋之说：“总部给咱们的财权很大，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小心谨慎，不能浪费。你们山西人善于管家理财，我相信你能把基建管好。你赶快回去抓工作吧，破土开工以前我就回去。”
　　李懋之回到建委会，立即请哈尔滨市设计院和松江省工程公司来哈军工开会，一起研究建筑方针和签订合同问题，最终三方达成了协议，在合同书上签字盖章。
　　深夜，建委会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审查大堆的图纸，协同施工单位勘定放线位置以及工棚和材料堆放位置，拟定防火措施。建委会日夜忙碌，从高步昆、殷之书两位老教授到年轻的练习团战士，都要抢在大地冰雪消融之前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几夜的西南风呼悠悠吹过，积雪融尽，黑色的大地上散发着潮气，蒲公英从湿润的地头垄沟中钻出地面，悄悄绽出黄澄澄的小花蕾，高大的白杨树吐出毛茸茸的叶芽儿，用不了几天就会披上一层新绿，姗姗来迟的北国春天终于露面了。
　　4月25日一早，浩浩荡荡的建筑大军从大直街的方向走来，进入沿一曼街搭起来的工棚中。上午9点，在插满彩旗的工地上举行哈军工开工奠基典礼。在省市代表、哈军工建委会成员和建筑公司代表的簇拥下，陈赓接过一把铁锹，铲了满满的第一锹土扔向奠基石，掌声响起，李懋之和松江省建筑公司总经理边敬等人也跟着陈赓铲土奠基。
　　边敬放下铁锹，与陈赓握手。陈赓说：“边经理，咱们开工的第一栋楼房命名‘八一楼’，这意义不一般呀，拜托你们啦，希望咱们双方合作成功！”
　　边敬说：“您放心吧，陈院长，我带来这5000名工人都是各个下属公司挑选过的，技术熟练，干活儿没说的，我们保证优质高速拿下军工的活儿。”
　　哈军工规模浩大的基建施工揭开了序幕，百余名哈军工施工检查员日日夜夜和工人并肩战斗，陈赓的身影也时时出现在基建工地上。

　　15 唐铎归国 哈军工盼来苏联首批顾问new

　　唐铎归国 哈军工盼来苏联首批顾问
　　主席速批 彭德怀亲拟二期招生计划
　　一期学员开课后，苏联顾问团何时来院的问题，让陈赓大伤脑筋。去年8月底，奥列霍夫回国的前夜，陈赓在送行时特别提出，希望苏联顾问在1953年初来院上班，后来又通过外交部向苏方催促，但哈军工望穿秋水，苏联顾问却迟迟不到。
　　教育计划怎么制定？23个专科怎么建立？学员补习文化课以后怎样组织教学？将于1954年施工的五个工程系的教学大楼如何设计？这些迫在眉睫的大事都茫无头绪。陈赓心里着急，但外表上他得沉住气，可下面的干部就不同了，在第一次党委会上，徐立行、张文峰都提出此事，赵唯刚急得拍巴掌：“院长啊，现在各种条件都差不多具备了，只等苏联专家了，如果专家不来可怎么办呢？”陈赓笑道：“专家不来，咱们自己也得把学院办起来呀！”
　　3月份陈赓去北京开会，特地请示彭德怀，彭德怀撅着嘴思忖片刻，对陈赓说：“斯大林同志刚去世，苏方有什么变化一时不好说，就是顾问不来，我们也要办军工学院，要立足自力更生嘛！困难还能吓倒你陈赓？”
　　那天中午，张述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陈赓，从陈赓让他负责科教部以来，张述祖一直积极工作，4月2日，中央军委已正式下文任命张述祖为科教部部长。
　　“院长，苏联专家什么时候能到呢？”张述祖问道：“现在的教学情况有时比较混乱，在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方面，我们在解放前的老一套肯定不行了，二高步校的一套呢也不对路。目前老教师们自己也拿不出一套正确的办法。现在是左右摇摆，莫衷一是呀，我现在正在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但一时还赶不上教学的需要，弄得一筹莫展。”
　　陈赓安慰说：“述祖同志，别着急嘛，我会催促苏联专家尽快到位，在他们来到之前，大家抓紧做准备。现在老教师和助教同志们的俄语学得怎么样？”
　　张述祖说：“大家学习俄语的热情很高，老教师们主动向俄文翻译请教，我呢，过去懂一点儿俄文，但我的发音不行，总带点南通土话口音，我准备拜徐介藩主任为师呢！”
　　陈赓受到启发，他说：“对了，你一说老徐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准备让徐介藩和赵唯刚给干部们和教师们上几堂课，专门介绍苏联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一旦专家们来了我们不至于被动。”
　　两个人走回小平房，张述祖家住在前排，和徐立行家是邻居；陈赓住在后排，尽管省市领导邀请他住进吉林街独门独院的小楼，陈赓始终婉言谢绝。
　　春天以轻盈的脚步悄然走进哈军工大院，一夜之间白杨树都伸展出嫩绿的叶片儿，春风用柔软的手帮助人们脱掉那沉重的棉衣棉裤，人人都一身轻松。穿着单军装的年轻人英姿飒爽地列队行进在文庙街上，整齐的步伐，响亮的口令，让许多不用排队的中层领导干部们看得眼热。
　　就在这同一个春天里，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正行驶着一列国际列车，火车头以雷霆万钧之势把两边松林上的残雪震得纷纷扬扬。在一间包厢中，坐着一家四口，丈夫是个穿着苏军中校军服的中国人，他中等身材，眉清目秀，脸色有些苍白，他叫唐铎；妻子是位乌克兰出生的仪表端庄的苏联妇女，中文名叫唐娃柳，两个年幼的儿子叫维佳和瓦佳，他们正缠着妈妈讲故事。此刻，唐铎正凝视着窗外，犹如一尊冷峻的雕像，对于这一家人，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归国之旅，在苏联生活了28年的唐铎终于踏上他日夜盼望的旅程，记忆的闸门早已洞开，往事宛若浩渺的潮水，在他的脑际中奔流翻腾。
　　唐铎，原名唐灵运，字金城。1904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4岁时唐铎随父入馆读书，14岁时，他就成为毛泽东、蔡和森领导下的湖南进步学生组织“新民学会”的成员，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他随蔡和森来到河北省保定西关的育德中学附设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实际上，这是个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第二年，北京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四”运动，此时，唐铎经毛泽东介绍，住在北京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的家里，他跟随年长的同学，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0年5月，他作为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娃娃”学生来到法国求学，在留法期间他积极参加新民学会在法国的活动，不久，留法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维汉、李富春等人组织了“工学世界社”，年轻的唐铎也积极参与。1921年春天，他参加了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他和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一批中国留学生被法国当局监禁，随后，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回国后的唐铎立即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中，1923年，他进入孙中山革命政府设立的航空局飞机制造厂，学习军事技术。翌年9月，他成为军事飞行学校的学生，学会了飞机驾驶技术。
　　青年唐铎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和对革命的忠诚积极，深得上级的信赖，1925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派他去苏联空军院校深造。两年后的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大上海向工人举起屠刀，唐铎从此失去国内的经济支持，便开始了在苏联长达28年的学习和战争生活。1926年，他在苏联加入联共（布）。
　　唐铎先后考入苏联空军第二、第三飞行学校，又进入空中战斗学校和飞行侦察学校学习飞行和通讯技术，最后毕业于著名的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1934年，他在这所学院中与优秀学员奥列霍夫相识并成为好友，两位战友当时并没有想到20年后将在中国的松花江畔并肩共事。
　　由于一身娴熟的飞行技术，唐铎曾成为十月革命节飞越红场接受检阅的飞行员，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和宴请。他以优异的毕业成绩获得苏联航空机械工程师的职称，被授予少校军衔。
　　1944年，经过多次迫切要求，唐铎被批准赴前线参战，以实习副团长的军职加入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第一空军集团。已进入中年的唐铎，像小伙子一样驾驶战鹰，搏击长空。1945年，在夺取列宁格勒和加里宁格勒的空战中，他英勇顽强，荣立战功。
　　唐铎曾荣获过多枚苏联最高荣誉勋章：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等，在二战军事历史中，他是绝无仅有的与纳粹德国空中强盗格斗于蓝天的黄皮肤的空军英雄。战争结束，唐铎出任中校主任教官。
　　虽然在苏联娶妻生子，他的心始终留在祖国。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殃及唐铎，有人拿一张日本的仁丹广告问他认不认识，老实的唐铎说，认识广告上的汉字“仁丹”，于是就被以“日本特嫌”的罪名无辜下牢，后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和作家萧三的营救下获释，他当时就向任弼时提出回国的要求，希望中央把他调回延安。1948年8月，在中共代表团访苏时，他设法找到代表团成员刘亚楼，再次提出回国的强烈要求，然而苏联有关方面对唐铎的要求不予理会。
　　1950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亲自向苏联高层领导交涉唐铎回国事宜，苏方不好再敷衍，终于表示同意了。但是，尽管唐铎望眼欲穿地等待苏方放行通知，春去秋来几年过去了，直到1953年元旦钟声敲响之时，一切还是石沉大海，唐铎都要急病了。3月5日，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隆重的葬礼，此次，周恩来严肃地向苏方提出唐铎回国的问题。苏联最高层以极快的速度做出响应，把准予唐铎回中国的手续送到唐铎手中。正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和蔡畅特地请唐铎共进午餐，表示祝贺，三位留法的老同学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不胜感慨。
　　列车穿出密林，驶入中国的边境城镇满洲里，归心似箭的唐铎跳将起来，脱下穿了20多年的苏军军服，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拥着妻子，喃喃地说：“亲爱的，我们终于回家了！”他拉过孩子，指点着车窗外，大声说：“这是你们的祖国！”
　　4月下旬，中央军委电告哈军工，要学院派一个观礼团，参加首都“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那天陈赓正和张衍研究军工观礼团的人选，决定派徐立行、周明【溪鸟】、曾石虞、易晓东、王序卿五人赴京观礼，说话间，秘书送来军委的电话记录稿，请陈赓签字。陈赓签收完，匆匆看过，朝桌子轻拍一掌，笑道：“哈哈！谢天谢地，顾问团总算到了！第一批来了八个人。”他站起来，把电话记录递给张衍，自己背起双手，高兴地慢慢踱着步。
　　张衍仔细看过军委的电话通知：“苏联顾问团第一批成员八人及三名工作人员于4月28日抵达北京。他们是：
　　首席顾问 瓦?依?奥列霍夫
　　副首席兼科学教育顾问 依?依?叶果洛夫
　　空军工程系主任顾问 勒?维?费道罗夫
　　炮兵工程系主任顾问 尼?比?贝日科
　　海军工程系主任顾问 包?德?季莫非耶夫
　　装甲兵工程系主任顾问 彼?尼?卡普斯金
　　工兵工程系主任顾问 亚?波?舍尔巴科夫
　　合同战术教授会顾问 谢?古?舒里加
　　另外，唐铎同志一家与苏联顾问同车抵达。”
　　陈赓站定，对张衍说：“马上开个常委碰头会，安排一下，我马上去北京会奥列霍夫，徐介藩俄语好，跟我一起去。观礼团由立行带队，也得快走。”
　　再说唐铎一家人到北京之后，总干部部领导赖传珠和徐立清接见了他。陈赓极为器重唐铎，他刚到北京就和徐介藩去看望唐铎一家。4月29日下午，陈赓带着唐铎去中南海拜见朱德总司令，唐铎紧握着朱德的双手，哽咽地说：“总司令，我终于回来了，28年了……”两行热泪扑簌簌地从他的双颊淌了下来。
　　朱老总拉着唐铎的手问长问短，勉励他努力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科技经验，协助陈赓把军工办好。
　　陈赓说：“唐铎同志，周总理特别关心你的工作安排，我们请您出任空军工程系的系主任一职，不知您有什么意见？”
　　唐铎激动地说：“感谢周总理和陈院长，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在苏联干了20多年空军，现在才开始为我们自己的空军做事了。”
　　朱德又关切地问起唐铎的家庭生活、夫人和孩子的情况，他对陈赓说：“学院要多关照一下，唐铎同志的爱人第一次到中国，生活上恐怕要慢慢适应呢，有什么困难学院里帮助解决。”
　　陈赓说：“请总司令放心。我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唐铎同志这一身苏式西服给换掉。”
　　大家一齐笑起来，唐铎笑得最开心，白皙的面容泛起了红润，多年来压抑在心中的寄人篱下的感觉荡然无存。
　　当晚7时，陈赓在中南海设便宴欢迎奥列霍夫和叶果洛夫，徐立行和徐介藩陪同，徐介藩地道流畅的俄语，让奥列霍夫和叶果洛夫称赞不已，顾问团带来的翻译马克连柯几乎失业了。
　　席间，陈赓扼要介绍了学院半年来的筹建情况，目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大家都盼顾问团早点上任。
　　奥列霍夫诚恳地说：“我们来晚了，真是对不起。半年来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了不起！我们希望尽快地投入工作，和你们并肩战斗！”
　　陈赓举起酒杯说：“我今天略备薄酒，为二位首席顾问洗尘。明天下午，我们的朱总司令还要正式宴请全体顾问同志，来，为我们中苏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阵阵晚风送来窗外月季花的芬芳，更令宾主心情舒畅。两国战友在昔日帝王生活的宫殿里商讨着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教育问题。
　　4月30日下午，北京一片节日气氛，大街小巷挂起了国旗和灯笼，这是准备庆祝建国后的第四个“五一”国际劳动节，走在大街上，你几乎感觉不到这个新生的国家正与世界上最凶恶强悍的美国交战。
　　节日前夕，百忙中的朱德决定专门宴请哈军工聘请的苏联顾问，还特别邀请了军委总顾问和副总顾问，除了陈赓一行外，各军兵种的司令员们出席作陪。
　　朱德容光焕发，他在简短的致词中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很重视办好军事工程学院，这关系到中国尽快实现国防现代化，与苏联一起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我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慷慨派来顾问团帮助建设军事工程学院的苏联党和政府表示感谢，对苏联顾问团的到来表示欢迎。”
　　军委总顾问柯托夫上将讲话时说：“办好军事工程学院，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好像空气对生命一样重要，苏联政府和军队会像帮助自己的兄弟一样，为军事工程学院派出最优秀的军事专家。”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当年两次赴苏联，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过，宴会之前，他和海军系的顾问，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季莫菲耶夫上校交谈甚欢，现在他精神抖擞地走到麦克风前代表各军兵种讲话：
　　“我们年轻的中国海军急需高质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希望在苏联顾问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很快把军工学院办好，每年都为我们海军输送一批优秀的军事工程师。”
　　苏联顾问们深为受到如此高的礼遇而感动，纷纷向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敬酒，朱德慈祥地微笑着，宾主觥筹交错，开怀畅饮，尽兴而散。
　　翌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活动，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副主席、政府和军队各部门首长、民主党派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广场上花如海，人如潮，“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奥列霍夫一行由徐立行、徐介藩、唐铎等陪同，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观礼。
　　5月5日，陈赓和徐立行、徐介藩、唐铎偕苏联顾问团全体成员到南苑，参观空军司令部举办的教学模型展览。
　　看过展览，空军科班出身的奥列霍夫对陈赓说：“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苏、英、法等国的空中大国，敢与美国人较量，这真是军事奇迹！”
　　陈赓笑道：“那要感谢美国佬哟，我们应给他们的司令官晋升两级呢！”
　　从南苑回来，陈赓对徐立行和徐介藩说：“我得先回哈尔滨，好迎接顾问团。你们二位负责陪同他们。周总理这几天要会见顾问团一行，你们可以抽空儿陪他们去逛颐和园啦，看看故宫啦，到哈尔滨后就没有玩的时间了。另外，照顾好唐铎同志，他可是一大家子呢，在北京该买什么，就买什么，用钱到许鸣真的账上去支。”
　　陈赓带上秘书，风风火火地回哈尔滨去了。
　　5月13日下午，哈尔滨阳光和煦，天朗气清。陈赓带领院部系领导到火车站迎接奥列霍夫一行。西装革履、头戴礼帽的唐铎陪同奥列霍夫走出软卧车厢，陈赓迎上前去，与奥列霍夫亲切地拥抱，年轻的姑娘把鲜花献给顾问们，接站的干部们争着去拿顾问和唐锋一家的行李、提箱，大家忙了一阵才鱼贯而出，直奔大和旅馆。
　　大和旅馆的里里外外已粉刷一新，淡黄色的外墙一尘不染，再配上深褐色的窗框,使这座俄式建筑十分美观。学院在编制上专设为专家服务的招待科，并特地留下铁路局招待苏联专家的原班服务人员和西餐厨师，由工作认真细致的科长申东初领导，为了接待好苏联顾问，学院真是煞费苦心。
　　奥列霍夫一行人走进大和旅馆的房间，惊讶得耸肩晃头。陈赓对奥列霍夫说：“我们已经给您和夫人准备好了一幢小楼，在红军街33号，等一会儿我陪您去。”
　　锻钢刚把陈赓的话翻译过去，奥列霍夫马上摇头，连声说：“不，不，这里的条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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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好，我为什么要离开呢？我要和我的同事们在一起。”
　　陈赓钦佩地点点头，但学院已经安排好了，他劝说奥列霍夫先住过去再说，奥列霍夫耸耸肩，勉强表示听从主人的安排。
　　陈赓向奥列霍夫一一介绍院部系领导干部之后，首席顾问马上就要求谈工作。
　　“好吧，懋之和张衍简短地向首席顾问汇报一下吧。”陈赓没有办法让奥列霍夫休息，只好都挤坐在房间里，谈起工作来了。奥列霍夫提出，明天他要到学院去看一看。
　　翌日上午，奥列霍夫和叶果洛夫等顾问来到哈军工大院，在陈赓和李懋之等院系领导的陪同下，开始了全院范围的大视察。
　　奥列霍夫兴致勃勃地走向工字楼，一楼是学员大食堂，炊事员们正忙着准备午饭，看见进来一大帮人，除了陈院长，还有几个大鼻子外国人，都愣愣地望着。
　　“炊事员为什么不穿白围裙？”奥列霍夫指指那些穿着军装，满身沾着油腻的炊事员问道：“这样是不符合要求的。”
　　锻钢刚译成汉语，陈赓连忙向身后的参谋们说：“快记下来！”
　　奥列霍夫又走到餐桌前，掏出手绢，擦擦桌面，仔细看过后说：“餐厅的卫生要加强，桌子上有油痕，擦得不彻底。”他转身看到两个大木盆立在架子上，问道：“这是什么？”
　　李懋之说：“这是学员打饭的木盆，装高粱米饭或大米饭的。”
　　奥列霍夫用手摇摇木盆，又俯身仔细看看，想了想说：“食堂里水多，蒸汽多，木盆用久了要生霉菌的，一定要在外面包上薄铁皮。”
　　大家又到楼上，那是新生大队六队学员的宿舍，学员正在上课，宿舍里没有人。奥列霍夫从门缝瞅了瞅，没看见什么，掉头到洗脸间张望一阵，他问过学员的人数，对李懋之说：“洗脸池显然不够用，这会影响学员出操，要再修几个洗脸池。”
　　陈赓和奥列霍夫来到助教们的宿舍里，看到助教们大多坐在床铺上看书，奥列霍夫马上提出意见：“宿舍里坐凳太少，要增加，军人不能坐在床上看书，床只是用来睡觉的。”
　　在知致前楼的化学实验室里，奥列霍夫嗅了嗅，又看看窗户，指示说：“化学味道太大，要装抽风机，否则对教员和学员的身体有害。”
　　出了知致楼，李懋之问：“首席顾问同志，走了半天了，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奥列霍夫说：“不需要休息，”他一眼看见东边的文庙，“那是什么地方？”显然，大成殿的琉璃瓦引起他的兴趣。
　　“那原是供奉我们孔夫子的文庙，”陈赓介绍道，“现在是我们的图书馆。”
　　奥列霍夫在文庙里东转西转，兴趣盎然。他听说苏联顾问的办公室就设在两侧的厢房里，满意地偏头问叶果洛夫：“怎么样？”
　　叶果洛夫连说两句“奥钦赫拉少！”（俄语：很好）
　　“要在这里多种花草，栽一些果树，让它成为一个大花园。”奥列霍夫站在大成殿的台阶上指点着文庙大院，“阅览室里要铺上地毯，让学员看书时感到舒服，又能减少噪声。”
　　第二天上午，陈赓继续陪同奥列霍夫视察，陈赓的两条伤腿隐隐作痛，奥列霍夫也累得面色苍白，陈赓向奥列霍夫建议结束视察，他们走向王字楼。说来也巧，这两天工人们正在王字楼前整修花坛，刚刚用红砖围成了一个和平鸽的外形，准备在里面种花。
　　奥列霍夫站定，一脸严肃，他指着“和平鸽”说：“我们是军校，军人不应该有和平思想。”
　　陈赓点头说：“是啊，军人要时刻准备着打仗，朝鲜战场还在打嘛。”
　　李懋之忙说：“我们下午就换掉它，重新搞个花坛。”
　　陈赓和奥列霍夫进了王字楼，走了两天的参谋们松了口气，小声嘀咕道：“哎呀妈呀，这老大哥首长怎么这么多的意见呀！”
　　李懋之问：“首席顾问一共提出多少条？”
　　“数了一下，一共35条意见啦！”
　　“好哇，陈院长说过，要好好学习苏军的工作作风，你们今天都看到了吧，这就叫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下午，在王字楼小会议室举行欢迎苏联顾问团莅临学院并第一次联席会议。当陈赓和奥列霍夫出现在门口时，唐凯立即高喊一声洪亮的口令：“全体起立，立正！”
　　陈赓院长首先致欢迎词，他赞扬苏联政府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无私援助，他说：“我们对建设这样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陆海空军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毫无经验，希望专家们把学院建设当作自己的事业，发挥你们的才智，办好学院，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最高质量的技术军官。”
　　奥列霍夫致答词，他热情洋溢，表示要尽全力把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工程学院。
　　在这次联席会议上，针对各个系都有争师资的倾向，陈赓定下一条规矩，他说：“今后凡来院报到的技术干部，干部部先带去晋见我的顾问奥列霍夫同志，了解其学识和专业情况，提出初步分配意见，干部部研究后再报我。”
　　是夜，陈赓在大和旅馆设宴招待全体苏联专家，学院师以上的干部和教授、副教授都出席作陪。陈赓高举酒杯说：“今天我们可以开怀痛饮，不过爱跳舞的同志要悠着点儿，会后有舞会，喝醉了，你踩了姑娘的脚就不好意思了！”
　　半个月以前，在参加“五一”观礼活动期间，陈赓曾向彭德怀等军委领导汇报学院的工作。5月中旬，在中央军委的一次例会上，根据陈赓的要求，专门讨论了军工第二期招生的问题。彭德怀认为第二期招生的数目过大，全从部队选人可能有困难，今后主要是从地方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另外，军工每年的毕业生人数亦应有个长远规划，这样才好把招生工作纳入正常轨道。
　　5月15日，彭德怀亲自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呈送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军事工程学院去年秋招生一期学员982名，该院要求今年再抽调1200名……要办好这样大的工程学院，确实困难很多，在我国历史上尚系创举。学校需要的各种器械装备极多，能够担任教授的人才有限，以及目前我国财力情况等等，都无充分保证。故在军委例会上经过研究，需将该院提出的每年收生数字适当减少。会后又经张宗逊同志约集有关部门具体讨论，估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全军最低需要3200名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拟确定该校每年毕业800名学员。……该校只需把现有编班由15人扩大至20人，不需再增加设备，即可完成。是否可行，请核示。”
　　这份彭德怀签名的报告除送毛泽东外，又多打印六份，分送聂荣臻、张宗逊、陈赓、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和军委办公室。
　　毛泽东当天就看到了这份报告，迅即做了批示：
　　“彭德怀同志：同意这个计划，即每年以毕业八百人为限度。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对哈军工的第一个正式书面批示，其速度之快，充分说明毛泽东对这所筹办中的大学给予极大的关注。在“五一”节庆祝活动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哈军工观礼代表团全体成员，陈赓向毛泽东一一介绍成员的姓名和职务，毛泽东握住周明【溪鸟】的手说：“你们都是军工的开国元勋啊！”
　　毛泽东听过陈赓的简短汇报后，边点头边说：“陈赓同志，要把军工建设好哟，让她成为中国的第二个黄埔军校。”
　　毛泽东心中牵挂着远在哈尔滨的军工学院，他相信他选择的陈赓必不会辜负自己的重托。
　　话分两头，在毛泽东批示彭德怀的报告之前，刚从北京回到哈尔滨的陈赓为一期学员的测验成绩犯了愁：将有200人左右因成绩不理想而难以进入本科学习，一下子冒出个“大窟窿”，可怎么补呢？他突然想到“留苏预备生”，这是当时国家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是新中国视为宝贝的人才，陈赓有办法了。
　　5月12日上午，陈赓端坐在办公桌前，窗外一片新绿，空气清新凉爽，他做了一个深呼吸，静下心来，挥笔作书，潇洒酣畅的钢笔字跃然纸上：
　　“周总理：
　　根据同顾问商量，军事工程学院每期应有八百人毕业始能勉强适应部队需要，现军事工程学院有学员九百人，但其中二百人需要补习文化，明年才能升学。现在必须设法凑足八百人，但马上从其他地方抽调非常困难，提议从留苏学生中（因条件稍差不能赴苏的）挑选百余人给我们，是否可行，请批示。
　　此致
　　敬礼！
　　陈赓
　　五月十二日”
　　5月25日，周恩来在陈赓的报告上批示道：
　　“原则同意，请安部长办，但其政治条件必须较好。”
　　秘书李琦立即拿着周恩来的批示去找安子文，具体落实陈赓的调人要求。
　　留苏预备生转入军工学习之后，不仅提高了学员的整体素质，也使一、二期学员面上有光：“上军工和出国留学是一个水平嘛！”
　　第二期招生的六个工作组迅速奔赴全国各地。半年前，全军有高等学历的年轻干部像被梳子梳过似的大多被哈军工招走了，这第二次选拔已所余不多，虽然各单位仍愿把自己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推荐给哈军工，但从部队来的合格学员仅够总招生数的三分之一。
　　甄硕义，河北人，1950年参加空军，不久进长春二航校学习。6月的一天，大队政委找他谈话：“小甄，组织上要保送你上大学呢！”甄硕义舍不得空军，有点犹豫。政委说：“现在不是让你离开空军，是送你到大学学习设计制造飞机呀！”甄硕义这才高兴地去北京空司参加考试，临走时，同班同学欢送他，大家说，你学会了造飞机，我们给你搞维修。经过严格的选拔，二航校就甄硕义一个人上了军工。而空军系统考中哈军工的仅35个人，当时空军干部部的领导直吐舌头：“哎呀，选拔军工的学员比选拔干部还要严格！”
　　贺称心是贵州军区文化速成中学教员，9月初，领导找他谈话：“立即办理移交手续，到军区干部部报到，参加哈军工招生考试。”贺称心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去年底就有两名教员从这所学校去了军工，他们来信说，军工紧张、严格、神秘！自己能考上吗？他的胆怯远大于希望。进考场那天，整个军区才11名考生。最后，包括他才一共录取了4人。赶到重庆西南军区干部部报到时才知道，云、贵、川、康所属部队一共录取了20人。在哈军工一位助教的带领下，他们一行人日夜兼程，奔赴哈尔滨。当他们又惊又喜地在文庙街下了汽车时，哈军工开学典礼已过去一个月了。
　　到各地重点中学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招生人员，工作任务繁重且没有经验，为了保守秘密，他们往往不肯透露学院的地址在哈尔滨。后来陈赓在总结第二期招生工作时批评道：“保密是必要的，但不能神秘化，什么都不告诉学生，人家会相信我们吗？”
　　那是个崇拜革命军人的年代，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有无与伦比的威望。高中毕业生一见到解放军来招生，人人激动得热血沸腾。

porthos

我的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