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情繋黑土地【关于哈军工和哈船院的系列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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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繋黑土地之序:一只蚊子改变了我生命的历程

在我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有整整24年生活、工作在黑龙江这块黑土地上。说来也许荒唐：是一只蚊子改变了我整个生命历程。

我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二年，出生在上海近郊的一个小镇上。鹅石卵铺就的窄小街道，两边是砖木结构的店铺。小镇沿着一条河流东西方向逶延数公里，洋溢着江南水乡的迷人韵味。

儿时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讲了，那是属于另外一个系列。光阴荏苒，从呱呱坠地，到成长为翩翩青少年，17年的时间穿隙而过。

1963年入夏，我们正在准备高考，校方神秘地通知我到校长室谈话。原来是军校提前物色考生报考。需要选拔推荐家庭出身好、成绩优异的应届毕业生报考。按照分工，郊区的重点中学可以报考西安的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四军医大等军校。而市区的重点中学可以报考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上海的二军医大等。我被学校推荐报考西安的西军电。

填好表，等着体格检查。学校老师带队领着我们一行十余人，到江湾五角场附近的二军医大附属医院参加体检。内科、外科、五官科、肛肠科、放射科...... 一路下来，在内科检查腹部时出了问题：触诊发现肝大一指半。医生开了化验单，让我补充检查肝功能。

匆匆到理化检验室，抽了血样。然后再去检查其它科目。

两个星期后，体检结果来了。学校人事干事通知我：体检不合格，转氨酶指标超标。那时候也不懂，只知道肝功能不合格，不能报考军校。于是老老实实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地方院校。由于成绩好，也无所谓。

高考十分顺利，看来清华北大都是我探囊之物。心情也就格外的好。

江南的夏日，骄阳似火，躺在藤椅上，摇着芭蕉扇，听着蝉鸣蝈蝈叫，昏昏欲睡。突然邮差送来北京来信，让我到延安中路浦东大楼找哈军工招生组组长L上校，说都联系好了。

等我骑上自行车，顶着烈日，飞驰十几里，来到浦东大楼招生组下榻的房间时，L上校和他的随从都在等候。十分和蔼的问了些我的基本情况，叫我先回家好好休息。明天一早，“空腹”来这里，由随队医生陪我去瑞金医院检查肝功能。这时我才知道，检查肝功能是不能吃早饭要空腹抽血。我发现造物居然给我开了一个大玩笑，而二军医大附属医院的那位临床医生，居然是个二百五。

第二天检查下来，肝功能自然正常。以后历次体检我的肝功能一直很正常。带着这个问题，我查了许多医学书，也请教了不少医生。他们分析了我肝大的原因：譬如得过疟疾，肝有可能变大，但是不会影响肝功能。

哦，原来如此。我在高二暑假里，有位同学疟疾刚刚恢复，从乡下来我家看我。我们一起聊天，一起乘凉。记得当时身边有几只讨厌的蚊子，嗡嗡，嗡嗡的围着我们转。也许正是其中的一只蚊子，叮了我的同学，然后又叮了我。把他血液中的疟原虫带到了我的身上。接着，我患了疟疾，整整一个星期，发高烧，说胡话。就是这只蚊子，让我考不成西军电，让我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应该到黄土高原的我，调头来到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后来的事情出奇的顺利。高考考卷刚刚判完，我就从招生组得到考分远远超过录取分数线的好消息。也不需要录取通知书，8月17日我就提着简单的行李，到浦东大楼报到。下午，登上北去列车，汽笛长鸣一声，离别了生我养我17年的故乡，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

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我终于懂得：在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多十字路口、三岔路口，往往一个偶然因素，就会让你偏离原来的航道，改变人生的方向。在这时，个人的努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决定你命运的，是冥冥之中的一股神秘力量。譬如一只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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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繋黑土地之一：从学生到军人

那时候，从上海到哈尔滨没有直达火车，要到沈阳转车。带队的按排我们住到火车站前的沈阳军区招待所。说好晚上10点集合上车。

吃过午饭（这是我第一次吃高粱米饭，里面掺了红小豆，很香），和几个刚刚认识的同学一起上街看看。马路旁边，有一位大嫂在卖“棒冰”，上海叫做“棒冰”，到了沈阳就叫做“冰棍”。大嫂吆喝：“冰棍，一毛两；冰棍，一毛两”。

正好渴了。就拿出一角两分钱给大嫂：“买一根冰棍”。大嫂还给我两分钱，又给了我两支冰棍。然后淡淡的说：一毛钱卖两根。真的把我嗅S了。这是我到东北后出的第一个洋相。

次日早上，列车到达目的地哈尔滨。这是个美丽的城市，素有“东方莫斯科”的美称。军用卡车拉着我们经过南岗秋林沿大直街直奔军工大院，沿途都是欧式建筑，仿佛到了异国他乡。

进了军工大院，在俱乐部礼堂坐下。有个陆军少校，拿着名单点名。点到名的根据名单分配到各系。各系都有干部来领新学员（到了军校，学生不叫学生，叫学员）。我被分到一系：空军工程系。一个空军中尉，一个空军大尉把我们带到了一系学员宿舍，宿舍门上已经贴了住宿者的名单，对号入座就是了。

赫赫有名的哈军工，创建于1953年，与南京军事学院、北京政治学院并列为军队三大最高学府，军工的第一任校长是战功卓著的陈赓大将。校舍、实验室、教师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在亚洲也许还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

第一个月是入伍训练。立正，稍息，向后转，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立正，卧倒，起立，卧倒，匍匐前进......。每天让一个中士教官给我们上队列课，穿着不戴领章帽徽的军装，一个班起码有三分之二 戴眼镜的，高矮不齐，胖瘦不匀，形成一个奇特的景观。

军工女生极少，只占学员总数的5％。根据专业，分布极不均匀。象无线电，导航等专业一个班级30个学员，可能分配有3、5个女生。我们发动机专业，全部是“带把的”，称为“和尚班”。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女生稀少，成为国宝级稀有动物。当时有句话：叫做“进了哈军工，刘姥姥就成为林黛玉，贾宝玉就成了焦老大”。女生无论多么恐龙，都会引来爱慕的目光。

队列训练结束后，接着是射击训练，半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开始很好玩，练着练着就觉得十分枯燥无聊。到打靶那天，全体新生拉倒靶场，每人六发半自动步枪子弹，五发手枪子弹。我右眼晶状体前有一块云翳，所以只能用左眼瞄准。这个姿势就与众不同，引起了新生训练大队参谋长的关照。他站在我后面看我用这个古怪的姿势究竟能够打中几发？

“三点成一线”，我根据训练的要领，举枪瞄准靶子中心。扣扳机，“砰”，后坐力太大了，把肩膀震得生疼。一会儿，报靶的出来了：“十环”，呵呵~~好运气。第二枪，又是十环。参谋长瞪大了眼睛，等着我打出个满分来。可惜接着我就太不争气了，第三枪：脱靶。第四枪：十环；第五枪：脱靶；第六枪：十环。参谋长连连顿脚：带了几十年的兵，没有见过这样的打靶。直呼可惜，可惜。一个“神枪手”就这样流产了。

一个月的入伍训练很快结束了。我们授了军衔－学员衔，蓝底光板子，上面缀个军种符号。领章帽徽一戴上，嗬，真的不是吹的，整个人一下子精神起来了。一人发了两套夏装军便服。一套礼服：大盖帽，武装带，肩章，高腰皮靴。穿着上街照像，寄到家中被亲友邻居一个劲叫好。从此，我完成了由学生向军人转变的过程。由此养成的军人作风：敏捷、准时、守纪，让我终生受益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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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繋黑土地之二：天之骄子

军工学院创建于1953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满目疮痍，百业待兴。国内外各种反共势力觊觎时局，居心叵测。朝鲜战争爆发后，更是蠢蠢欲动，图谋扼杀社会主义中国于襁褓之中。

正是在这种艰险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识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紧迫性。1952年初，毛泽东主席把在朝鲜指挥作战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调回国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6月，又根据彭德怀的意见，把代替彭德怀指挥的陈赓调回国，任命他创建世界第一所陆海空军综合性的军事工程技术学院。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陈赓大将以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和独具魅力的号召力，在全国各地、各高校调集了一大批一流的教授、老师，在几百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终于在1953年9月，在哈尔滨创建了日后对中国军队及中国高校都影响巨大的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第一任院长即为陈赓大将。当时，学院分设空军、炮兵、海军、装甲兵、工程兵五个工程系。

老人家亲自亲自为军工成立发来《训词》：“……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1960年，学院分建，相继成立了“南京炮兵工程学院”、“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长春防化兵工程学院”、“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和“大连海军工程学院”等六所军兵种工程技术学院。留下的系科则成立了“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导弹工程系”、“计算机工程系”、“无线电工程系”和“原子武器系”等六个系。俨然成为全军工程技术院校中的最高学府。无论是高干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把进入军工学院作为中学时代的最高奋斗目标。


　在当时，十大元帅中有七位元帅的子女，十大将有六位大将的子女、亲属就读“哈军工”。致使哈军工一度有成为“将门相国之后”专门学院之虞。

　　中国十大元帅中有朱德元帅的两个孙子；彭德怀元帅的养女即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林彪元帅的女儿，林晓玲；陈毅元帅的儿子，陈丹淮；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太行；叶剑英元帅的孩子，叶选宁。

　　中国十位大将中有粟裕大将之子，粟戎生；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罗瑞卿大将之子，罗健；肖劲光大将之子，肖光明；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中；许光达大将之子，许燕兵。

　　中央领导之中，还有五位老前辈革命家中的“三老”的子女在哈军工读书，即董必武的孩子，董良玉；林伯渠的孩子，林东山；谢觉哉的孩子，谢开飘(后改名谢飘)。

　　国家公检法三家最高领导人子女入学哈军工的，有公安部长谢富治上将的孩子、最高法院院长张鼎臣的女儿，还有上面提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谢觉哉的孩子。

　　中国四大烈士，有三位烈士的后裔进入哈军工，即王若飞、叶挺、左权的子女。上将一级有苏振华、陈再道、张爱萍、杨成武等等领导的子女入哈军工。

　　这些也仅仅是我们所了解的一部分领导人的后代。实际在省军一级、国务院部一级领导的子女也有很多入读哈军工。譬如彭小枫，（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的儿子，现在担任二炮政委，中将军衔，）入伍训练时就编在我们班，入伍训练结束后调到了五系（导弹工程系，一个高干子弟集中的系）。

　　就是从这里，走出了100多位将军，100多位省部级领导，1000多位科研院所领导、两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其余厅局级领导、上校大校就不计其数。

　　我们进入军工后，马上接受了献身国防事业的教育。国家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我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相当优越的环境。书籍、纸张、笔墨等文教用品，衣服、鞋帽、被褥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都是按照军官标准发放，每月还有津贴费：一年级每月7元，二年级8元，三年级12元，四年级16元，五年级2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食堂伙食也是供给制，全部免费，享受陆军二等灶－坦克灶，即每人每月18元，每顿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主食敞开供应。要知道那时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城市居民一般只有每月28斤到30斤的定量。

　　指导员告诉我们：你们进了军工，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学习搞好。国家等着你们学成后去研究尖端武器。五年之后你们的办公室、办公桌现在都已经给准备好了。

军工的师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我们那个专业，当时的教研室主任就是现在我国著名导弹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守磐，后来到了国防部第五设计院三分院当总工程师。一个教研室有正副教授十几个，不少是留学美国、德国，还有一部分是1950年香港两航起义的航空专家。而3专业－空气动力学教研室，几乎集中了我国最著名的空气动力专家：马明德、罗士均、岳劼毅。系主任是从前苏联回来的空军技术专家唐铎少将。当时在军工任教的还有著名计算机专家慈云桂、水声专家杨士莪、潜艇专家邓三瑞、著名数学家孙本旺、汪浩、戴遗山、水动力专家顾茂祥，航空专家陈百屏等等。

　　军工当时级别是兵团级，院长是陈赓大将，全校将军有二十多个，大校几十个，上校130多个。系主任、系政委一般都是大校，老的系则是少将。学员队队长、指导员配少校、大尉，按照营级机构配备干部。校部和各系机关里面，有尉级军官当参谋干事，也有校级军官当参谋干事。第二任院长刘居英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对我们讲：我给你们配了一个大校干事（正师级）管锅炉房，保证你们冬天暖暖呵呵的过冬。

　　学习无疑是十分紧张。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中陪伴着书本、作业和计算尺度过的。一两个月上不了一次街。采用的教科书是最深奥的：数学用的是菲赤金戈尔茨的《高等数学》－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材，理论力学用的是美国著名力学权威铁木辛柯的著作。考试判分也是最严的，解析几何题，坐标没有注上原点O，扣5分；化学物理答案没有标上单位，扣5分。这为我以后在学术上、工作上处处严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样是终生受益。

　　由于中学我是在上海近郊的一所中学学习，到军工后发现班中的同学都是全国赫赫有名的重点中学毕业的：五十一中学、格致中学、复兴中学、复旦中学、向明中学，北京男四中、101中学，南京师院附中，苏州高级中学，镇江中学......，一开始有点莫名的自卑感。一个学期下来，发现自己成绩排班中前五名，到二年级公布高考成绩，才知道自己高考总分原来是班中少有的高分。自此之后，恢复了自信，不再盲目迷信重点。也可以说是“找到了感觉，找到了自我”。

　　积我一生之经验，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自信对于一个人的成功，至关紧要。只有充满自信，才能充满斗志，才能所向披靡。至于后来毕业之后到了社会上，工作中，由于有军工毕业的背景，到那里都从来没有怯场过，从来没有我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考进名牌大学，重要的不是学了多少书本知识，不是专业热门不热门、对口不对口。重要的是在名牌大学里，你被熏陶了一种气质，一种自信，这才是无价之宝，是你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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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繋黑土地之三：爱情的荒漠


1962年，陈毅元帅视察哈军工时，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庄重宣布了军校学员“两不准”纪律，即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违规者一律开除军籍，开除学籍。

到我们入伍时，这“两不准”几乎成为学校的“基本国策”（应该是“校策”）。新生入伍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向指导员交待中学时候的异性朋友，到学校后有没有再联系，并且交出所有来往信件，郑重保证以后不再来往。几乎到了必须人人过关的恐怖局面。

十七、八岁的大孩子，那见过这种架势，一个个老老实实交出和女朋友（男朋友）来往信件，信誓旦旦的保证断绝一切关系。之后知道，断交信寄出后，对方和对方的家长普遍认为：这是考上名牌大学后看不起家乡人的缘故，是当代“陈世美”（或者“女陈世美”）。有位农村来的学员，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以革命利益为重”，和女朋友分手。岂料他家境困难，中学学习全靠女方家庭资助。这下在家乡兴起轩然大波，连村长、乡长都出面讨伐，在地方造成了及其恶劣的影响。真是棒打鸳鸯，多少有情人为此不能成为眷属。

之后，自然天下太平。人人循规蹈矩，目不斜视。更不要说有“泡MM”的邪念了。整个军工大院，成了20世纪60年代的爱情荒漠。

但是，严格的部队纪律，无法阻挡自然规律，青春期的内心骚动，时时煎熬着这些可怜的学子。记得那时，最盼望的时刻是早晨出操，因为可以看到女生的“倩影”。我们那个学员队5个班级，只有122班和161班有女生，一共7个，其中有2个长得不错，剩下5个的FACE就不敢恭维了。出操时，按班级集合列队，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每个男生的目光，都会下意识地不时向有女生的班级扫去，即使是班中最君子的班长也不例外。此外，是早中晚三餐，食堂里我们都有固定的位置，碗勺就用发的布袋装了挂在桌子底下横档上。最令人羡慕的位置就是正对着邻桌女生的位置。秀色可餐哦。

长期压抑的结果，在男生晒被褥时就暴露无遗：几乎每个人的被褥上都有洗不掉的“地图”痕迹。个别学员，精神变态。在65年举行的“小四清”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阶级斗争”表现中，四系有个学员专门“偷”女生晾在宿舍旁边的湿游泳衣，偷来之后穿在自己身上，然后躺被窝里捂干，检查他的行李袋居然有一百多条。这个可怜虫自然“开除军籍，开除学籍”，回家种地了事。这种精神疾病其实是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心理矫正得到治疗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是从阶级斗争角度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谁还会给他说情？就这样，一个本来可以为国防工业作出贡献的有用之才，生生断送了他的前途。

还有一个上将的儿子，抑止不住自己青春的骚动，对异性充满了好奇，每逢周末晚上就到体育馆游泳池女生更衣室外的窗口窥视，说白了就是偷看女生洗澡。由于是部队院校，女生洗澡间和更衣室的防卫是不严的，所以他屡屡得手，不能自拔。终于有一天被人发现抓住。同样，“开除军籍，开除学籍”，转业到地方按排工作。

空军工程系有三栋学员宿舍，12号楼、13号楼和14号楼。其中一栋楼的二楼是女生宿舍。60年代部队院校的学员宿舍，不像现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没有装铁门，没有讨厌的宿舍管理员虎视耽耽的监视着男生进出，甚至男女宿舍的房间门上都不装门闩，一推就可以进去。一系65级有个少将的儿子，满脸青春痘，显然是“荷尔蒙”过剩。他发现了这个奥秘，于是在晚上熄灯号后，估计大都睡熟了，悄悄从三楼走下来，进入女生宿舍。看看这个女生的睡相，摸摸那个女生的脸蛋、胸脯包括某些要害部位，过把瘾，然后回自己宿舍。也许是女生睡熟了没有发现，也许是发现了不敢叫，或者不愿叫，总之也是屡屡得手。直到有一天，走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女生宿舍，把一个外号“假小子”的山东女生摸醒了，假小子厉声喝道：“谁？干什么？”看他不吱声，高八度大声呼叫：“抓贼，抓贼，抓贼~~~”。把全楼的人都叫醒了。这位老兄赶紧逃跑，无奈走廊里、楼梯上全是被惊醒的学员，天罗地网，只能束手就擒。

现在看到大学校园里的莘莘学子，对照我们那个年代，真是无比自由，无比幸福。在那最需要异性友谊和感情的年华，我们这一代却被禁锢在铁的纪律中，造成了许多人的人性扭曲，人为地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现在我要对年轻人说的是：要珍惜你的现在，珍惜这一时代的进步。当你得到爱情的时候，不要轻易抛弃，更不要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异性的友谊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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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繋黑土地之四：红高粱，黑土地


对东北最早的认识，来自小时候唱的那支歌－“松花江上”。
歌词第一句是：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给我的印象，东北是个十分富庶的地方。到了哈尔滨，禁锢在校园里，看不到“森林煤矿”，也看不到“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1965年春节，老人家通过他侄子批评学院领导：“你们解放军不学习解放军”。又说：不到农村，你们不了解农民。不到工厂，你们不了解工人。并要求全校师生统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学院领导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9月，我们全校师生除了65级学员刚刚入学需要到部队进行长达半年的入伍训练外，其余人马统统停课下乡参加四清运动。

我们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的海伦县。从哈尔滨坐火车向北大约三个小时的路程。这是当时黑龙江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盛产大豆、高粱、玉米。在县城一所小学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卡车就把我们送到事先分配好的公社。我们班和整个学员队都在县城西南30多公里的共和公社。

卡车驰出县城，眼前出现了一片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奇特景观：松辽平原高低起伏的奇特地形，公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和玉米地，远处稀稀落落的村庄，依稀隐藏在青纱帐后，几乎全是土坯草房，看不到一颗大树。所谓公社驻地，就是沿公路两侧散落着几趟草房，挂着共和公社、邮电所、供销社、信用社等招牌，表明这里是公社机关。猪、羊等家畜懒散的越过公路，到地里觅食。家家几乎都养着狗，生人一过，就狂吠起来。

到了生产队住下，才真正明白这里百姓的贫穷。一个家庭，拥有三间草房属于比较富裕的，大多只有一间半草房。所谓半间，就是进门后大约有两米宽的灶间，锅台上清一色的架着一口大锅，煮饭、炖菜、糊猪食都用它。

正房大约四米宽，靠南侧是一铺大炕。大炕顶头是两个炕柜，里面放些衣物。炕柜上面堆着晚上睡觉用的被褥。边上支着一只炕桌。这几乎是大多数家庭的全部财产。家境好一些的，炕柜上面放个镜框，里面横七竖八的放着全家的发黄的照片。内墙一般是用旧报纸糊的，家里有在县城工作的，则是搞些画报如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糊在墙上，房间里显得比邻居档次高了一些。

东北农村建房，基本买不起砖瓦。墙都是用土坯垒的，房顶是谷草铺就的。炕也是土坯加上柳条垒的，再铺上用高粱秫秸编织的炕席。由于人稀地多，每家房前房后都圈了很大的院子，也是用土坯垒起院墙。前院一般堆些柴禾，后院大都种些蔬菜、烟叶。门窗都是用绵纸糊的，极少用玻璃。东北三大怪里就有一怪，叫做：窗户纸糊在外。这些，对于一个从小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年轻人来说，处处都是不可思议。

我们三个社教工作队员住在队长家里。队长家条件好一些，正房里是南北两铺炕，我们睡北炕，队长一家三口睡南炕。晚上中间临时拉个布帘。但是布帘根本挡不住年轻夫妻的嘿咻声。这下可苦了我们这些处男学生了。

后来，访贫问苦，到各家走走，才知道公社和生产队已经煞费苦心了。队里其它家庭，不少是老少三代睡一铺炕。炕头睡爷爷、奶奶，紧挨着是大儿子、大儿媳，再过去是小儿子、大女儿、小女儿。每人几乎不到半米的自由空间。而且，东北农村晚上睡觉，基本都是脱光衣服睡的。因为从10月到明年5月，那里全是冬天。农民冬天外面一件棉袄，里面买不起毛衣、衬衣。晚上睡觉脱了棉袄棉裤，只能裸体。也许他们都习惯了，老老少少，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因此东北农村，在性意识和性观念上，某种程度比西方国家还要开放。生产队干活时，男女之间开玩笑，离不开脐下三寸。什么“软了”、“硬了”，“干了”、“湿了”、“粗的、细的”、“长大、短的”，本来很普通的话语，到了农民兄弟姐妹嘴里，几乎都和SEX相关。开始我们一点也不懂，后来觉察到了，发现这些话都不是好话。我始终不明白老人家为什么让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岂不把这些纯洁的学生娃都教坏了？

南方学员，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来自农村，在东北下乡最怕的就是夏天的跳蚤，冬天的白虱。因为家家养狗，跳蚤在狗身上大举繁殖，然后带到炕上，带到被褥中。为了和跳蚤、白虱斗争，在公社的社教分团购置了666农药，撒在炕席下，同时把衬衣用666药水浸透晾干，果然有效。但是，不久又发现新问题：一些皮肤过敏的学员特别是女学员，身上起了不知名的斑疹，奇痒无比，医生诊断下来是666皮肤过敏，真是受罪。

在城市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到了农村全部被贫下中农所粉碎。根据上面要求，社教工作队员要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和头脑深处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习惯决裂。于是乎，贫下中农不洗脸，我们也不洗脸；贫下中农不刷牙，我们也不刷牙；一件棉袄穿了一冬，脏得看不到原来的军绿色，我们也坚持整个冬天不拆洗，实际上想拆洗也没有更换的；外衣扣子掉了也不钉，用草绳拦腰繋一下。医大的老师讲究卫生，看到农民伯伯吃完饭不洗碗，为了防止传染病，喝粥不在碗沿上喝，而是从碗中央喝。被反映上去，成为全县批评的典型。领导训斥道：喝粥喝“圆心”，嫌贫下中农的碗脏，什么感情？什么思想？

一次，和一个名叫张波的大队支委坐在炕沿谈话。谈着谈着，他顺手拿起炕边放的一柄镰刀，我顿时紧张起来，他要干什么？还没有等我回过神来，只见他拿着镰刀，刮起脚后跟的污垢和老茧来了。不是夸张，这刮下来的污垢足足有现在的两张光盘这么厚。据说，他们一生洗三次澡，出生一次，结婚一次，再就是死去了下葬之前一次。真开了眼界。

那时候为了争取进步，尽可能的向贫下中农学习看齐，半年下来几乎和坦桑尼亚的野人差不多了。后来回上海家中，恶习难改，让我母亲心疼不已：小时候那么要干净，现在邋遢的不得了，怎么搞的？我说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来的，呵呵，几乎气死了我老妈。

上面规定了下乡的“三不”纪律，即不准吃细粮，不准吃荤菜，不准吃零嘴。我们吃的是“派饭”，就是由贫协主席按排，在全村贫下中农家里，一家一家轮着吃饭。贫下中农家里吃什么，我们也就吃什么。贫下中农过意不去，千方百计，总想给我们做好一些。一旦发现菜中有荤的，我们就立马走人。其实，菜中的“荤”，无非是用过年杀的猪肥肉熬的油炒的，偶尔有一星半点的肉末留菜里。有一次，真的吃到非常好吃又不违反纪律的饭菜：他们用土豆精磨沥干成粉，再用土豆粉做豆包，晶莹透明，口感极好。还有一次吃的是白高粱米做的米饭，口感也很好。至今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对这几顿饭记忆犹新。

几个星期下来，我们一个个脸黄肌瘦，领导看到了也心疼。但是纪律一定要遵守，于是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分布在各村的社教工作队员每隔几个星期就到公社集训，美其名为“学习上级文件精神，交流经验”，公社食堂则乘机改善一些伙食。所谓改善伙食，也就是杀一头猪，用食堂大锅炖一大锅的猪肉粉条。这下可好，真的很解馋。一顿饭我们都能够吃两大碗的猪肉粉条，加上两三个白面馒头，每个起码有三两重。乖乖。

下乡半年的任务，就是按照上级的布置，先动员发动群众，让他们揭发大队、小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什么多吃多占啦，什么欺压群众啦，什么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划不清界线啦......我们组织了贫下中农协会，小学生还组织了儿童团，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像解放初小说《暴风骤雨》中那样扎根串联，神秘兮兮的。再有任务就是每个月对地主富农训话，如果老地主、老富农已经去世，就让他们的子女来听训话。为了表示对地富反坏右的刻骨仇恨和自己坚定的阶级立场，为了给受训对象以威严和震慑，我学会了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阶级斗争这根弦蹦得特紧，几乎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最后，查来查去，又是外调，又是内查，把生产队的基本账本、仓库查了个底朝天，最大的“老虎”经济问题“高达”一千余元，一般干部也就是200～300元钱的问题－主要是困难时期多领了些口粮，建房时占了生产队几根木材，上面来人陪着吃了几顿饭，如此而已。和现在的乡镇干部、村干部相比，简直一个个都是廉洁得无法想象。后来我常常想，他老人家脑筋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兴师动众，危言耸听，难道真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纯洁干部队伍？百思不得其解！

东北真是个物产十分丰富的地方。下乡之前，也曾经在报纸、小说中看到，在北大荒军垦的战士，棒打狍子瓢捞鱼，就是说用木棒就能够打到狍子，用瓢就能够在河沟中捞到鱼。下乡后，确实发现这里的黑土地，黑油油的肥得可以。种什么，长什么，几乎不用施肥。有人说，在地里插根筷子，过几天也能长成大树。虽然有点夸张，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自然条件的优越。

由于纬度高，冬天足足有七个多月长。无霜期只有一百多天，只能种一季庄稼，而且亩产量很低。可是地多人少，广种薄收，弥补了这个缺陷。在全国闹饥荒时的三年困难时期，这里的农民也没有象河南等地那样饿死成千上万的人。解放前后，困难时期，山东、河南贫困地区的农民，把“闯关东”作为求生存的主要途径，一家老少，拖儿带女，投亲靠友，来到这块黑土地。因此，东北人天生就带有山东大汉的豪爽。

我们刚下乡时，庄稼还没有收割，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小时候唱《游击队员之歌》，对“青纱帐”总觉得神秘不可思议。现在，走出村口，就是“青纱帐”，也算增加了一点见识，发现确实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战场。我出生在南方农村，南方的农田，一块块小巧玲珑，耕作十分精致。东北农村的地块，大得你根本想象不到。一条垄沟，足足有三五里长。和农民一起去高粱地收割，割了半天还不到垄沟长的十分之一。抬头看看，望不到边际。这里的耕作是粗放型的，庄稼种下去后，勤快点的也就是锄一、两次草，兼作“保墒”。懒一点的，到收割也不去管它了。庄稼照样可以收割。

东北农民的劳动强度，也远远比南方农民小得多。可以说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点点东西，一点点路程，都要用牛车、马车拉。一年里也就是干三、四个月的农活。五月中旬播种，九月中下旬收割。过了十月份，开始下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农民兄弟和他们的家人就开始“貓冬”。早上八九点钟起床，一天吃两顿饭，下午四点钟天就黑了，为了省灯油，全家早早吹灯睡觉。唯一的娱乐就是夫妻的性事。所以，入冬之后，社教工作队员宣传计划生育工作就异常艰巨。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只能红着脸给农民兄弟讲解计划生育的意义、方法，呵呵，真的不好意思。

根据运动进展需要，我们经常在大队队部（当地人称为队房）开全村大会。每家出一人，宣讲中央文件《二十三条》，布置下一阶段运动任务，让干部向群众检查，叫做“洗澡下楼”，群众满意了就宣布解除审查。队房里挂着两盏汽灯，群众散坐在两边的大炕上，我们在中间的办公桌（权当主席台）后作报告。最受不了的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抽旱烟，烟草都是自己家房前房后种的烟叶，晒干磨碎成烟末，有的用纸卷成土制烟卷，有的干脆拿根烟枪。东北三大怪另一怪就是：“大姑娘吊根大烟袋”，这下可真的见到了。冬天，门窗全部密闭，一点都不通风，烟熏火燎，不到半小时，满屋子乌烟瘴气，对面都看不清对方的鼻眼。

庄稼收割之后，入冬之前，农民家中最重要的活就是扒炕抹墙。东北农村有些俗话，其中“四大累”中就有“扒炕抹墙，脱坯和泥”一说。农民住房全是土坯垒的墙，经过一个夏天，“砖缝”（正确的说应该是“坯缝”）开始透风，为了冬天室内保暖，要用稀泥在外墙上重新抹一层泥巴。土炕经过一年使用，原来的柳条强度也已经下降，需要扒掉重新垒新炕。我们象雷锋一样，到处做好事，给贫下中农，特别是家中没有劳力的“五保户”，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从中，我领略了完全不同于南方的北方农村生活风味。

长达六、七个月的寒冬，室外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没有暖气、空调，农家取暖全靠一天两、三顿的做饭热源，灶台的烟道从里屋炕下通过，到屋子另一头的烟囱排出。到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东北农村农民住房那么窄小，房间宽大了冬天取暖就会成为极大的问题。也理解了为什么看不到树木：漫长的冬天，能够烧的几乎都给烧掉了。那个时候，东北农村没有煤炭供应，周围也没有山林，整个冬天的取暖做饭的燃料，只能全部依靠收割的庄稼秫秸。后来我们动员农民在地头种速生速长的薪炭林，因为一月份我们结束社教回了学校，也不知道结果如何。

每个大队的工作组是部队和地方混编的。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来自黑龙江省青冈县。组长由青冈的一个干部老孙担任，64年社教试点时已经被抽调出来，是个老工作队员了。不到40岁，非常厚道。熟悉后，就听他讲在庆安县搞社教的见闻。他在庆安银行蹲点，说是一进庆安银行开始运动后，群众反映领导男女作风问题严重，于是把调查生活作风作为突破口。随着调查深入，发现几乎人人有生活问题，不但行长有，科长有，普通职工也都有。不但男职工有，女职工也概莫例外。进点之后带头揭发行长的那位，动因是争风吃醋，行长抢走了这位仁兄的姘头，用《金瓶梅》里的行话来说就是“割了哥们的靴子”。于是向社教分团、总团汇报后赶紧刹车，不让生活作风问题干扰了运动大方向。老孙和我们说：这次我们对干部的作风问题基本上也都不管，除非民愤极大，影响十分恶劣的。从这件事情开始，我对中国社会有了多一层的了解。实际上，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台面上一个个道貌岸然的，背后几乎都在偷腥。既然食色性也，人性的基本需求，那么又何必遮遮盖盖，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呢？

一次外调，和青冈县来的一个姓靳的小伙子同行。路上我问他在什么单位工作。他说：青冈县商业局。很牛气。哦，原来是县里商业局的干部。后来回到村里，和老孙说起，老孙哑然失笑：什么商业局，他是青冈第二百货商店的营业员。哈哈，后来听到一个相声，几乎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问：在哪里工作？
答：国务院。
问：哦，国务院哪个部门？
答：商业部。
问：哪个司局？
答：国内贸易司？
问：什么职务？
答：下属河北省商业厅。
问：哪个处室？
答：下属某某县商业局。
问：局长？科长？
答：下属百货公司。
问：公司经理？
答：以后吧，现在在鞋帽组。
问：组长？
答：组员。
一个站柜台的营业员，说成是国务院、贸易部...呵呵。

到了县城，进饭店吃午饭。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到了这里，什么“三不准”、“五不准”的。老子好好祭祭自己的“五脏庙”。点了半斤“三鲜馅”饺子，一盘猪头肉。就好像一辈子没有吃过饺子吃过肉那样，用狼吞虎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连盘底的油、碗里的汤都舔得一点不剩。一面吃，一面可怜自己。等到晚上，躺在旅馆的床上，这个舒服劲，这个满足感，比起后来发达了住五星级宾馆还要过瘾，这个感觉反正别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从九月份折腾到来年一月，干部大多洗澡下楼。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就胜利完成。工作队撤离生产队时，全村老小，都自发到村头送行，不少乡亲都哭了。农民的这种淳朴感情，深深感动着我们。

二十年后的1985年，我和省里以及学校的领导，再次到海伦市（这时已经撤县建市了）慰问在那里给他们做“区域经济优化”课题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的周曼珠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住在市政府招待所里。沿路看到的农村景色，以及听取市里领导的汇报，和我们二十年前几乎没有多大区别。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农村农民住宅，还是土坯草房。不同的是大多村庄都通了电，有了电灯。本来很想到原共和公社现在的共和镇去看看，后来一想，去了又能够和乡亲们说些什么？二十年前我们向他们描绘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现在连一点点影子都没有看到。我们停了课，浪费了大好时光，国家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到农村半年，又做了多少富有实效的有用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社会能发展吗？人民生活水平能提高吗？

不过，有一条应该说是收获不小：通过近半年的东北农村生活，我初步了解了中国社会，了解了中国农村，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之后几十年中，我每每遇到不平之事，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就想想海伦的老乡，比比他们的生活，比比他们的追求，也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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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y7018

谢谢，难忘的母校情结。

CHUJIAKANG

从海伦回来，全国的政治形势突变。先是批判“折衷主义”，一位军界大人物无端一夜间轰然倒台。然后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正常的课程不断受到冲击，后来干脆停课闹革命。不久，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通过《516通知》，文化革命正式开始。从这时候起到1968年底的经历，可以说是惊心动魄，而又莫名其妙，发生了许许多多戏剧性的故事，这将在又一个专门的系列中写。可以说迄今为止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是成功的。因为作者几乎都是当时的中学生，他们没有处在文革的中心漩涡中，无法准确反映每一时期的政治背景，也无法从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去把握文革的进程。要做到这一点，无论对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当于录像带和光盘的【快进】，我们把时光快速从1966年拉到1968年的冬天。由于中央机关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大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几乎没有人管了。67届的一直到68年夏天才分配，我们68届拖到68年底。正好遇到老人家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发表，大学生虽然不像中学生到农村插队，但是相当一部分被分到部队农场、五七干校锻炼。至于专业对口，对不起了。记得分配方案一下来，宿舍楼里一派凄凉的景象。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扛起全部大学教材课本，到楼下雪地里一本一本烧掉，一面烧，一面掉眼泪。献身于国防工业的理想彻底破灭，难道国家就不要再发展国防了？难道我们都成为废品？
有人在走廊里高声朗诵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将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充满了被欺骗、被愚弄的怨恨。都希望这“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将过去”。但是从国家的混乱局面，谁也看不到文革何时是个尽头。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派后面）。“知识愈多愈反动”。我们的任务就是到工农兵中间接受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林口县，到了县革委会看我是搞涡轮动力装置的，就让我把工资关系落在县水利局，那里有水轮发电机，还算专业对口。大连工学院搞柴油机的一位毕业生高某，被分配到交通局，因为在牡丹江上有一条渡船，上面装有一部20马力的柴油机，后来我们就戏称他为“高船长”。最惨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高材生，分配人事的干部一看他是交通大学毕业的，当然进交通局。到了交通局，开始让他到检修车间修理汽车。固然像老人家所说的那样，书读得愈多愈蠢，交通大学毕业的居然不会修汽车。干脆按排他到长途汽车上卖票，风风雨雨整整卖了4年票。

到了水利局，被告知要去“五七干校”锻炼。于是又背起行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再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拖拉机，到了位置在青山农场的县五七干校。干校里大约有200多号人，也称学员。一部分是被解放了的地方走资派（当权派），都是县里的科局长、公社书记社长、中小学校长；一部分是分配来的大中专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县里的干部子弟－－也算利用特权，到五七干校可以拿到工资，又避免了下乡插队的厄运。都是天涯沦落人，所以谁也没有嫌弃谁，相互之间还算热情。
全国学习解放军，干校也是按照部队编成连、排、班，设炊事班、工业连、农业连、副业连。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文书、排长、班长。县里干部不少是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因此见了我是军工毕业，都当过兵，显得分外亲切，工作生活相当照顾。指导员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在北京总部有个亲舅舅，父亲又是和他们一样的17级正科级党员干部。见了我总套近乎：“父亲来信没有？”，“大舅怎么样？”

开始在农业连干农活，在那里我学会了赶马车，骑马，犁地。赶马车是件很威风的事情，挥舞鞭子，驾~~驾~~哦~~哦~~马儿就听我的指挥。后来调到工业连。背起行李给拖拉机送到古城车站，工业连就在古城钢铁厂，一个有小高炉的炼铁厂。先是干矿石粉碎的活，也就是看着粉碎机，把大块的矿石放进去，粉碎，好用来放到高炉炼铁。后来又让我设计高炉的通风闸门，看着实物测绘。用上了大一时候学的机械制图和机械零件知识，总算干起了技术活。
到干校第一年的生活是相当愉快的。年轻人多，经常搞些活动，排练个节目什么的。许多地方院校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对军工本来就有一种神秘感，传说中都是**，不得了的。相处时间长了，发现我还是很好交往的。而且，肚子里面墨水确实不少，带去的一大箱子书，里面有《黑格尔传》，《马克思传》，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等等，不少是他们见所未见的大本原著，于是肃然起敬。在他们眼里，能够看懂这些大厚本精装书的，都是大学问家。
随着中苏边境局势日益紧张，根据上级指示五七干校要搬迁到大山里建设“三线”。先抽调十来个骨干作为先遣队，打前站，我有幸被选中。28马力的东方红拖拉机，拉着拖斗车，我们带着行李坐在拖斗车里，开始了新的历程。干校三线新址在林口县三道通公社，拖拉机从古城出发，在公路山道上颠簸了2个多小时。渡过牡丹江，就到了三道通公社所在地。稍事休息，又上车开了近40分钟，到一个叫做“老毛子屯”的村子住下。
这个村子据说62年前住的都是白俄，东北管俄国人都叫“老毛子”（混血儿就叫“二毛子”），也就是前苏联十月革命时逃亡出来的俄国贵族，一个个逃亡前可能都是公爵、侯爵、将军、公主。他们到了中国地界，安营扎寨，休养生息，养蜂、养奶牛、打猎，以此为生。俨然成为他们的世外“桃源”。村里的房子非常奇特，全部是俄式建筑，用方木垒成的墙、地板、天花板。有门斗、壁炉，十分讲究。每栋房子周围都有木栅栏，院子里种着盛开的向日葵，外面是黄杨树、冬青树，非常茂盛，黄绿相间，煞是好看，很像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里看到的景观，置身其中，仿佛到了异国他乡的伏尔加河旁。62年中苏关系恶化，当局把他们驱逐出境，据说大多迁移到了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家。这里就给林业局的一个林场接管了。
“老毛子屯”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高山，云雾就挂在半山腰。一条山涧从村前流过，村民叫它为“响水河”。下游是一泓清潭，深不见底。平时河水水流平缓，完全可以用汩汩、潺潺、淙淙之声来形容。但是到了雨后，山洪暴发，那河水排山倒海般的从山上奔下来，犹如万马奔腾，一泻千里，几里之外就能听到河水的咆哮声，真是名副其实的“响水河”。后来我到过许多著名的风景名胜游览，就是找不到这样令人兴奋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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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址在一个叫葫芦崴子的地方，和老毛子屯之间隔一座山，十多里地远，没有道路。我们先遣队的任务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先是填好村外的一个大水坑，把路加宽，可以跑拖拉机为合格。到了山边，就没有路了。我们一人一把斧子、镰刀，遇到灌木就用镰刀砍，遇到大树就用斧子砍。硬是在荆棘丛中砍出一条大路来。身上、手上全是被树枝荆棘划的伤痕。这时，我对“披荆斩棘”开始有了切身体会。

到了山那边，放目看去，好一个“葫芦崴子”。山坳坐北向南，前面是一条小溪，逶延流过。从山坳到小溪大约有100多公尺宽的平地，一户居民都没有。可以种庄稼，盖房子，养猪，放羊。二、三百人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既可以丰衣足食，又不怕苏修捣乱，真是个备战备荒的好地方。

进驻“葫芦崴子”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撘建临时住房。我们沿着山坡，用铁锹砍出一个直角，形成一个两三米宽的平台。再在平台上用树枝塑料布搭了屋顶、前墙和“床”，成为简易的居住场所，当地居民称之为“地窨子”。条件十分有限，男生女生宿舍之间只挂了一块塑料布，好在都是君子，没有发生有伤风化的事件。等到大部队都来到葫芦崴子，我们开始大规模的建房。不到一个月，四栋房子都建成了。开会庆祝干校新址落成，杀猪宰羊，上上下下大吃一顿。

接下去我们开始开荒种地，最开心的事情有两件：

一件是晚上轮流值班，东北都叫“打更（念jin）”，每班两个人。饿了就到地里挖些土豆，或者摘些青苞米，放炕洞火中烤着吃；馋了，就在小溪上筑个坝，留个口子放个筐，当地人称为“湸子”，溪中的鱼顺流而下，进了“湸子”就出不来了，到河边用手往“湸子”中一探，就可以把鱼抓上来，糊上泥巴，放炕洞里烤着吃。这个香味，无与伦比，至今还是十分想念。

另一件开心的事情是跟着干校中的那些原公社武装部长，背着钢枪，牵着猎狗，上山打猎，打狗熊，打野猪。我们拿着麻袋准备背猎物。前后十多天，我们的足迹踏遍了这崇山峻岭，到处是从来没有开发过的原始森林。一路上，松鼠会毫无警惕的在你面前跳过，各种见所未见的鸟类从你头上飞过。溪水淙淙，饿了啃干粮，渴了喝溪水。天黑了，就住到山中猎人搭的小木屋里。这个浪漫，这个豪放，别提了。

“葫芦崴子”离开小说《林海雪原》中描写的“威虎山”只有30公里远。当地流传着不少解放初围剿土匪的真实故事。什么许大马棒，什么座山雕，什么蝴蝶迷，什么杨志荣，什么少剑波，什么森林小火车，都是真人真事。不过，威虎厅没有小说中写的那么宏伟，真实的威虎厅不是山洞，而是几间茅草房。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威虎厅是在浙江的一个溶洞里拍的。尽管如此，因为亲历其境，重温《林海雪原》，感受似乎大不一样。


山中有个“老常头”，50多岁年纪，是林场护林员。独自住在深山老林里，自己撘建的小木屋，周围种些苞米、高粱、蔬菜，还养了两只凶狠的狼狗防止野兽入侵。公家每月发给他30元人民币。春天风起的时候，他到松林中捡松塔，剥了松子可以卖四角一斤，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捡几麻袋。再采集些木耳、猴头蘑之类的山珍，拿到山下集市去卖。



冬天他在周围方园十几公里的势力范围内，建了近百个“碓”。也就是用一尺高两寸粗的树干，在地上排出一个约为两米长的“走廊”，上面悬一根8寸到一尺粗两米长的大树干，一头着地，一头挂支架上，吊一根羽毛。黄鼠狼经过，以为是食物，一咬羽毛大树干掉下来，黄鼠狼想逃，左右有走廊挡着，前后又来不及退，活活被“碓”压死。老常头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去巡视一遍，总能够拿回来几只捕获的黄鼠狼，收获颇丰。我们去他那里，就看到院子里挂着十几只风干了的黄鼠狼。



还有一笔收入，就是他对方园几十里内的“人参”（野山参）分布和生长情况了如指掌，那颗人参可以采了，那颗人参要明年采，很有计划。因此，这个老常头真是个隐居山中的大富翁。他花了几百元请人在山东找了一个中年寡妇当老伴，和他住一起。我们去他那里时，他居然招待我们吃“熊掌”。可惜烧得不好，还不如苏州周庄的万氏丁蹄好吃。

有一次，猎手单独上山打猎。过了两天来电话了，说是打到几只野猪，要我们去几个人背回来。我和另外三个学生拿起麻袋就向猎手指示的村落出发。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到了集合地点。猎手带我们上山，边走，边说：这次大丰收，打到一只母猪，四只小猪。为了怕被山上的野兽吃掉，埋在一个土坑里。
等到走到山上，扒开土坑，野猪没有了，只剩一堆枯枝和树叶。我们问猎手，会不会给路过的其它猎手或者村民起走了？猎手说：不会，山里民风淳朴，约定俗成，如果你打死野猪时正好被别人遇到，没有话说，一家一半，对半分。如果他路过时你已经把野猪打死了，即使猎人不在猎物旁边，他们也不会不劳而获的。

那么野猪哪里去了呢？我们围着土坑周围寻找。猎手发现了土坑周围的雪地上有零乱的狗熊脚印，于是放出猎犬，让猎犬去找。果不然，在将近80米开外，发现了一个新的土包，扒开土包一看，猎物正好都埋在里面。只是其中一只小野猪的腿明显给狗熊吃掉了。原来猎物埋在土坑里，乘猎手下山打电话找人时，一只狗熊路过这里，它就不管什么民风不民风了。饱餐一顿后，还不甘心。把剩下的野猪统统转移到附近，再挖一个坑埋起来，以后慢慢吃。呵呵，如果不是亲自经历，我们怎么也不相信笨笨的狗熊这么有心眼。

把野猪背到干校营地，只听到一片欢呼声，食堂天天烧野猪肉改善生活。野猪全身都是瘦肉，和家猪肉相比，肉质有点老，但是还是很香。足足吃了一个多星期，猎手几乎成了人人喜爱的英雄。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还经常组织学员到山坡上、树林里采黄花菜、蘑菇、木耳，和野猪肉一起炖，味道十分鲜美。

安顿下来之后，干校秩序步入正轨。按时起床，按时熄灯。连长负责按排生产，指导员负责政治学习。当时我担任了连队文书，学习时由我带着大家读报纸，学社论。空闲时间也逐渐多起来，男女青年之间难免产生种种情愫。大中专学生之间，学生和知识青年之间，开始出现一对一对的情侣。这里也真是谈恋爱的绝妙场所，小溪旁的柳树丛旁，房后的小山坡上，青山绿水，天高云淡，花前月下，几乎成了这群背时的年轻人的伊甸乐园。后山上有一片桦树林，桦树皮扒下来可以当纸，用钢笔写字十分顺溜。不少人用刚刚亲手采集的桦树皮,压平整后,写情书给异性朋友，非常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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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是个胖胖的县里干部，几次开会总要讲讲：年轻人谈恋爱我不反对，但是要注意安全。山里有狼，有土豹子，不要走得离营地太远。晚上熄灯前一定要回宿舍，显得很通情达理。这样，每天熄灯后到各个宿舍查铺点名就成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不怕万一，就怕一万。真是出了事情，没法交待。还好，一个夏天，一切平安。
入冬之后，庄稼都收割完了，干校的主要工作就是伐木。老弱病残的，就留在营地，每天到附近山上砍些树枝、灌木，作为取暖的燃料。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则编成几组，到较远的林区，正式伐木。原来干校在林业局批到一些木材指标，需要自己去砍。
那些树，都是几十年树龄的红松。有一抱粗，十几米高。我们早晨带着干粮，列队出发。到了林区，几个人一组，用两米长的大锯，两个人对着拉锯。伐木，很有技术，要看树木长向，才能确定在那里下锯，以此控制树木倒下的方向。稍有差错，大树倒下时会伤人。而且，两个组之间，要留出足够的距离，避免树倒下时砸伤另一个组的人员。树木快倒下时，我们都要大声吆喝：顺山倒~~~（就是树将向山下那个方向倒下），横山倒~~~（就是树朝山的等高线方向倒下），警告周围的闲杂人等赶紧躲闪，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最为豪放的时刻。

一棵树放到后，我们就会马上跑到树梢方向，在雪地里找崩到积雪下面的松塔，等休息时可以烤松子吃。然后，用斧子把边茬树枝打掉，把树梢锯断，就剩成材的树干。等着拖拉机上山把松木拉到山下的圆木堆场上。休息时，用松树枝燃起篝火，篝火上架一壶雪水，烧开解渴。再用树枝挑着自己带来的馒头，在火中烤。烤得焦黄，喷香。松树有油，篝火中经常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煞是好听，同时散发出松油的清香。山里有种鸟，当地人叫它做“蓝大胆”。一身漂亮的蓝色羽毛，比麻雀稍微大一点。见了人一点也不怕，会飞到你的手中，和你抢食物吃，我们也主动喂它吃馒头屑,松子仁，非常友善和谐。
伐木是典型的强体力劳动，尽管山里气温将近零下30多度，但是我们在伐木时都是只穿衬衣，最多套一件毛线背心，就这样还是满头大汗。体力消耗极大，一顿饭可以吃8两馒头，一天要吃4到5顿饭。等到太阳落山，我们也就收工,唱着歌下山归队: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伐木把营归,把营归......豪气冲天。

这样，快快乐乐到了12月份。一天，我在连队有事情没有上山。到中午时分突然拖拉机手小孙光着脚从山上跑下来，一面跑，一面叫：快，快，快去救大胡。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他喘着气，就知道说：快，快，救人。后来让他喝了点水，坐下慢慢说，才把事情说清楚。原来上山拉木材的拖拉机在倒车时撞倒了路边一颗碗口粗的小树，谁知道小树倒下来正好砸到一个姓胡的中专生脑袋上。这个中专生个子高，我们平时都叫他做“大胡”，是个人缘很好、很宽厚善良的东北汉子。大胡倒下后就起不来了，山上十多个人没有一个连队干部，都没有了主意。拖拉机司机小孙，发现自己闯了祸，慌了，心急之下，赶紧往山下跑，半路上觉得穿的大头鞋碍事，把鞋脱了，光脚跑了下来。十几里地，就是没有休息喘气。

我和连队干部搞清楚情况，马上带着干校医生（实际上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和黑龙江中医学院的毕业学生），带了药箱，上山救人。大胡闭着眼睛，脸上也没有血迹。把他戴的狗皮帽子摘下，也看不出有伤痕，把了几下脉搏，脉搏没有了，呼吸也停止了，只能用拖拉机先把人运下山来再想办法。到了营地，七手八脚把大胡抬到连队队部炕上，无关人员都在门外，室内就留下医生和干部。这些“医生”都是学校刚刚毕业的学生，没有急救经验。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赵姓女生，主动给大胡做人工呼吸，几个回合，小赵居然晕倒在大胡身上。我们还得组织力量照顾小赵。有人提出用压迫胸部的办法帮助大胡心脏恢复跳动，于是找几个力气大的男生，使劲压大胡胸脯，最后大胡嘴里喷出鲜血，不得不把抢救停下来。这时，老毛子屯林场的医生来了，看看大胡的瞳孔，已经放大，说了声准备后事吧，宣布了大胡已经死亡。

接下去，就是通知家属来干校，这里准备棺木，准备追悼会，伐木和其它一切生产活动都停了下来。第二天傍晚，他的父母、刚刚结婚不到两个月的新婚妻子，都从牡丹江市赶来，这个哭声凄惨，让干校上下内外，笼罩在无限伤感的气氛中。见不到一张笑脸，听不到一声歌声,寒风卷起烧剩的纸钱,守灵的人个个肃穆悲戗。我们按照东北民间风俗，给大胡办了十分隆重的丧事，几乎满足了大胡家属提出的一切要求。才把事态平息下来，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星期。

大胡去世后，干校里再也恢复不了原来的欢乐气氛。这时候，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兔死狐悲”。大家想想离开学校到干校已经近一年半，这种锻炼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学到的知识用上？
过了春节，中苏边境形势日趋缓和，考虑到干校的实际思想状况，县革委会做出决定，干校搬迁到县城。于是我们大队人马告别了这个令人伤感的葫芦崴子，只留下少数地方干部留守看管堆场上的木材。中间有些人被按排到生产队插队落户，因此回县城的干校学员只有几十人，先是在县城边上的县良种场，后来又搬到县城后面一座小山上面的古庙里。县里干部陆陆续续走上了工作岗位，大中专学生有的申请回原籍，有的结婚走了，人越来越少，原来的热闹现在被冷清取代，真是没有不散的宴席。把干校一年半的帐目清点了一下，发现县里拨给干校的40万元创办费所剩无几，对了一下帐，也没有贪污之类的事情发生。左思右想，才发现原来都给我们吃光了：在干校期间，每人每天交4角钱的伙食费，敞开吃饭。一天一个人能吃两三斤粮食，加上副食、调料、燃料和锅碗瓢盆，十几个月下来，不把干校吃光才怪。反正那个年代，中国大地上只算政治帐，不会去算经济帐，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过了十一，听到一些风声，说我要高升了，要重用了。我想可能自己在干校的表现还不错，是不是会按排到县里什么部门，给个什么职务。也不好去问，顺其自然吧。果然，一天，干校领导叫我到县革委会政治部去谈话。到了那里，调令、组织介绍信都放在一个领导的桌面上，调令是黑龙江省革委会开来的，报到地址是哈军工海军系。这时候，我思绪万千，普希金啊普希金，看来还是您老人家说得对：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将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真的“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将过去”，“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我终于熬出了头，我又要回到我心爱的曾经立志献身的国防事业中去了。在这里经历的风风雨雨，都将成为我最值得怀念的一切。不久，我告别了干校，告别了林口，回到了哈尔滨，回到了我熟悉的军工大院。

后来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看到里面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深有感触。一个人，经历了大苦大难，就会大彻大悟，这种苦难就是一种财富，一种资本，一种走向成功的动力。古人都懂得：“世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我想我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把游荡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这段苦难经历，转化成我一生发愤图强的动力,之后的人生道路充分印证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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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白山,指长白山;黑水,指黑龙江.白山黑水,指的就是长白山和黑龙江之间广袤的东北大地.

CHUJIAKANG

离开林口，经牡丹江中转，连夜坐火车回到哈尔滨,真可谓“归心似箭”。一路上，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到31号楼哈军工三系（海军工程系）报到，才知道离开军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学校发生了巨大变化。69年3月，中苏军队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中苏两国在边境集结了百万军队，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69年12月，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中将，当时住北京东交民巷10号，和我大舅是邻居，后来成了我表妹的公公），召见学院当时的负责人，宣布中央军委关于军工内迁的决定。到70年3月，军工分建内迁方案确定：空军系划归三机部，并入西北工业大学，迁往西安；原子工程系划归二机部，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关专业系科合并，组建重庆工业大学，迁往重庆；海军工程系划归六机部，迁往武汉，筹建武汉船舶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风洞实验室改为三机部的风洞研究所，留哈尔滨军工原址；学院院部和电子、导弹、计算机三个系划归七机部，迁往长沙，组建长沙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一个著名的军事院校就这样被残暴地肢解了。

70年7月1日，发出第一列搬迁列车，到11月12日一共向长沙发出10列货车，550个车皮，运出物资设备25000吨，教职员工1450户。这是当时国防科委认为的“精华”。据说这些人到长沙后，挤在原长沙工程兵工程学院6万平方米的狭小校舍里，搬去的大批精密仪器设备几年开不了箱，大多发霉生锈损坏。

海军工程系是幸运的。奉命到武汉落实校舍的冯捷（原上校），发现武汉汉口原雷达学校的校址太小，其实是他和他的随从们都不喜欢武汉的气候和城市，就买舟东下，直奔南京。找到老首长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要求把学院迁到南京来。许司令表示非常欢迎，但是说你们来晚了一步，南京市区的原军事院校校舍刚刚瓜分完了，你们要来南京只能到江宁的一个部队营地，可以给船院作校舍。回到哈尔滨，领导和教职员们都不想去江宁，就拖下来了。实际上现在看来，江宁离开南京只有十几公里路程，并不太远。到后来林彪自我爆炸，船院南迁的事情就更加没人管了。
这时，海军副司令周希汉（原中将）来哈尔滨，他受总部多位军队元老的委托，和黑龙江地方党委政府协商：军工要内迁了，我们有不少学生散落在黑龙江各县市，这是国家一笔宝贵财富，希望黑龙江帮助把他们招回军工，由海军工程系接收。就这样，我们这批受过大苦大难的可怜学子，终于结束了苦难的历程，重新回到军工行列中来。


昔日无比辉煌的军工大院，现在是一片乱相，好像大观园被抄家一样。整个军工大院60万平方米的校舍，由黑龙江军区接收。这些兵哥哥们可发了大财，一笔血淋淋的国难财。稍微好一些的房子都被他们号上。化学实验室地下室里来不及搬走的放射性元素试剂给几个小兵私自打开，以为是值钱的东西偷偷藏在身上。等发现放射源丢失，寻找下来，谁也不承认。直到用测试放射性的盖卜勒计一查，仪器卜~~卜卜~~~的叫个不停，一搜身，就在内衣口袋里。据说这几位可怜的兵哥哥不久就得了放射病，白细胞急遽下降，全部不治身亡。

此时就海军工程系保留了原来属于该系的31号教学楼，57、58号楼学生宿舍，93、94、95、96、97、98号教师宿舍，以及31号楼后面的三甲、三乙实验室楼。其余校舍全都“沦陷”了。省军区二三百个干部管60万平方米的校舍也管不过来，整个军工大院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相当于“跑马占荒”，不管是原军工的教师干部，还是哈尔滨的市民，谁到军工大院占了一套房子，那就住下来没有人管。
就在到系里报到后等着分配具体单位的时候，在招待所闲着没事，我突发奇想，叫了另外一个待分配的学友张某，说我们自己去号房子找宿舍吧。然后，出小北门，到教师宿舍区一路找下去。我自然不会知道，当我突发这个奇想的时候，当我第一步走进97号楼门口的时候，当我从一楼走到三楼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我未来陪伴我一生的“另一半”的人选。又是冥冥之中那股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我的人生。
在97号楼三楼，我们看到好多空闲着的房间，都是朝北阴面的，朝南阳面的都是原三系老师住了。阴面就阴面吧，这样我住311室，张某住309室，自己的问题就自己解决了。不用麻烦系里给我们分配宿舍房子了。呵呵~~~

这是个“筒子楼”，大走廊。在军工我们叫它尉官楼，也就是一些年轻军官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相继结婚成了家属楼。筒子楼有筒子楼的优点：中午、傍晚做饭，都在走廊里支起蜂窝煤炉子，各种小道消息就在这个时候传播。那个年代，小道消息特别多，包括中央上层动向，包括大家关心的学校去向，包括后来的林彪事件等等。我们年轻教师，大多没有结婚，互相串门，走动非常频繁，消息也十分灵通。一回宿舍，隔壁的老师就来打听，有没有新的消息？

第二天，系里分配好了我们的专业。我原来学的是飞机发动机设计制造专业，就到六专业：船舶核动力装置专业，搞核潜艇的动力装置设计制造。这下，我从天上一下子掉到海里，而且是300米的深海区域。学业荒废了好几年，赶紧定下心来，复习ENGLISH，捡起高等数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水力学，还要补学舰船概论、潜艇设计、反应堆理论、核物理学、海军战略战术理论、船舶机械、船用动力装置等等一大堆课程。好在没有学生，没有教学任务，教研室里也不用天天去，到系资料室借了大本书籍回宿舍啃去，也乐在其中。

为了了解船舶动力装置的制造工艺，我们几个年轻教师主动到哈尔滨汽轮机厂总装车间实习了两个月，这下真见识了我国最大的动力设备制造厂的实力。这是50年代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属于国宝级的大型企业。当时算十分先进的仿型铣床，大型车床，动平衡测试仪，以及邻居哈尔滨电机厂的16米大型立式车床，都是见所未见的稀少设备。
邻居310室老唐是我同一教研室的，搞核物理的专家，一个憨厚的苏州人，从二系调来三系。夫人胡大夫是黑龙江省医院小儿科医生，一个热心的山东大嫂。隔天就跟我说：小储，给你介绍个对象吧。开始，我想学校要南迁，还是到武汉后再说，婉言拒绝了。后来到了71年8月份，学校已经决定就留哈尔滨利用军工原址部分校舍办学，学校不再搬迁了，想了想，也应该解决“个人问题”了（个人问题，是那个时代对婚姻家庭问题的俗称）。就答应了胡大夫，请她帮忙。

有些人对此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请人介绍，为什么自己不会去找？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和我同年或者比我小几岁的年轻人，那时几乎都下乡了，街上年轻女性几乎绝迹。而且，军工大院与世隔绝，我们和哈尔滨社会上没有什么联系。加上我们专业属于绝密专业，找对象对政治条件十分严格，要查三代，有没有地富反坏，有没有敌特分子，太复杂麻烦了。相信胡大夫介绍的肯定知根知底，政治上不会出问题。
隔了两个星期，胡大夫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说是沈阳姑娘，比我小三岁，中专毕业，父亲是沈阳日报社的编辑室主任。我看照片上的人，十分清秀，特别是她和她的兄妹的姓名，都是各取父母姓氏的一半元素组成，特浪漫。就说：就是她了。后来知道，这是胡大夫所在小儿科科主任姜涛的外甥女。自此，我和姜涛医生（后来的姜涛院长－黑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以及她的家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一”前后，对方从沈阳专程来哈尔滨，我们见了一次面，前后五天，相处下来，感觉良好。胡大夫交待我，人家远道来，你要给她买票。于是每逢上街，我就主动买汽车票、电车票，态度特好。可是等她回沈阳时，我就是不知道要给她买火车票。这个失误，后来一直给她当作把柄，动不动就敲打几下：人家专程到哈尔滨看你，连回程火车票都舍不得买，真是的。

十二月份结婚，前后加起来两个月，速战速决，这就是我的风格。结婚那天，新房里见不到一点红色，墙上挂着航空母舰、驱逐舰、巡洋舰的画，蓝色的大海成为背景主调，表示我献身祖国海洋事业的决心，给来贺喜的朋友们十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想，当初如果我安安稳稳等待学校给我分配宿舍，那就99.9％不会分配在97号楼的311房间，也就不会和胡大夫做邻居，也就不会由胡大夫做我的大媒，也就不会认识我现在的老婆。就是因为我遗传基因里藏着的那么一些不安稳因子，让我时不时的会不按牌理出牌，造就了现在的我，造就了现在的我的家庭，我的事业。

由于学校没有学生，国家停止了高校招生，什么时候恢复招生？遥遥无期。教研室考虑要找些事情做。经联系，决定到上海参加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工作（当时还没有确定核电站建在浙江秦山，所以称为728工程，和708工程、718工程并列为上海三大尖端保密工程）。于是，就在我和她结婚不到三个星期，我就坐上南下列车，奔上海开始了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次真刀真枪的专业生涯。也就是在上海的六年里，奠定了我毕生学术成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