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三瑞：大学之道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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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三瑞：大学之道漫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礼记·大学》

习惯于依据感觉进行判断的人，对于推理的东西毫不理解，因为他们想一眼就能钻透而不习惯于探索种种原则。反之，那些习惯于依据原则进行推论的人则对于感觉的东西也毫不理解，他们在那里探索原则，却不能一眼看出。

———[法] Blaise  Pascal（1623—1662）

创新·教育·文化

近年来，“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原创性”……，等说法常见诸媒体，也是人们日常话题之一，特别是在大学的研究生院里。这是很自然的，研究而无所创新，那算什么研究！有人说，中国缺少创新，毛病与教育有关，而教育又与中国的文化底蕴有关。

举个例说，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这就是欧洲的传统，美国的学术精神。这是从教育理念上、从根本上不迷信权威不泥于成说而鼓励创新的。我国则奉（对皇帝来说则是“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两千年来，一开口或一提笔便是“诗云”、“子曰”，或某权威曰……，这能鼓励创新吗？！

这个看法，我以为很有一些道理。不过，难道叫我们也把校训改为“与孔子为友，与老子为友，更与真理为友”吗？这是很可笑的，我就反对这种提法。首先因为这是套哈佛的老模子，“套”即缺少创意，以抄袭来倡创新，自相矛盾，岂非笑话。再则，把自己吹得与先哲为友，与国民心理不甚相容，给人以太过张狂之感。清末学者严复指出：“……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其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论世变之亟》）。我看谦虚些也未见得必然压抑了创造性。自“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难道不比“与孔子为友”来得更有火药味儿？但也未因之有更多的科学技术创新呀！这其中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学与西学

十九世纪，欧风东渐。中国自鸦片战争战败，表面上知道了西洋的“船坚炮利”，进而知道了“西学”，建立了“同文馆”，遂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然而著名学者王国维则主张学问不分中、西，学问只问真不真。并说那些妄谈中学、西学的人是不懂学问的人。

谈到学问，本是求真，故其核心问题是真不真，这点王国维不错。例如中国古代数学与西洋古代数学，就勾股弦定理而言，中西是一样的。就圆周率而言，中西固无异也。就真不真而言，王国维的看法不错。但是，学问并不仅仅是个别结论的杂陈，学问有自己的体系、方法论与思想。中国数学缺少欧几里得之公理体系；圆周率虽能求到小数点后多少多少位，但并不关心它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这是中西之不同处，也是不及西学的地方。就此点而言，王氏之说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总之，就二十世纪以前而言，中学、西学的确不同。

然而，自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废除科举、接受西学、改革教育以来，学问似乎又不分东西了。中国人合成胰岛素乃学界一重要事件，谁也不会因为是中国人做的而称之为中学，也不因其有西学之根基而称之为西学。学问不分中西只论真伪，（当然也要讲体系）。王国维的主张难道又回来了？（我们与王氏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今后地球人的科学研究还长得很呢！历史上的中学、西学之别，一瞬间而已。设想，再过几万年（？）地球人发现外星人（ET）的科学后，是否又有“地学”与“外地学”之分呢？真理在宇宙的不同地方难道会有不同吗？

我们不必扯得太远，（虽然也没什么害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什么中西医、药学的结合，中医的前途以及近来的“国学”复兴，说明这仍然是个问题。
传道·授业·解惑

自唐朝的韩愈作《师说》千余年来，他的一句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经常被引用，多奉为圭臬。的确，为师的应当传道。要传正道，不应传邪道而应批驳不良之道。为师的对学生要授业。古代的业与现代的专业很不同，但都应授业，不可空讲大道，而且业中就有道。为师的要给学生解答疑难。这些意见，韩愈说得都对，但也是常识，并无特别深刻高妙之处。

上将

不管了，支持再说~

之之

我没见过

兔子窝边草

这是什么？

貌似很多~看不大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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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gongxue.cn/xuexishequ/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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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著有《顺生论》，据说为著此书花费了他约40年的功夫。此书有一篇颇长的前言，是他写的《我与读书》作为“代前言”。说“围绕着读书和思考……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可以说是“我读，故我思矣。”他说，原本以为正确的“变为半信半疑”，这就是思之始也。张氏说，读书渐多，发现前人之说很多靠不住；此外感到人生问题的确是个问题。要谈人生问题，不能离开人的起源、生物进化、宇宙演化……故文理不可分。

张氏说为此读下去，旧问题去了，但新问题又来了。小问题去了，却来了大问题。“所以其结果就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成为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颇为可怜了。”

我则以为张氏并不可怜，人们解决了若干浅层次的小问题，同时开始知道了深层次问题的存在，尚未解决，这是老子的“知不知，上”呀！此时之糊涂是高级糊涂了，不是什么“可怜”。

张中行文中提到英人罗素治学，倡怀疑精神，说若能使学生学了以后不信，那教育就成功了。我对罗素之说本身，也表示怀疑（为此则可构成———罗素式的paradox）但较之中国式的太重视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鼓励学生多思考、深怀疑，那罗素之说还是高明一些的。

张先生说他的怀疑精神所造成的后果也有得有失。得的是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增强了；失的是“分析方法和怀疑精神来捣乱，以使瞻前顾后、捉襟见肘，苦而不能自拔了。”于是他“不得已而退一步，不能自拔了，应天顺人。”英人培根说“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终于信仰”。这就是张中行的“顺生论”的来由。就我个人来说，（我的哲学，if any，很渺小）我是起于信仰（人云亦云）而终于怀疑的（受了罗素的影响）。但我不反对张先生的顺生思想。顺生的态度，即对人生的态度，按张氏，集中表现在《中庸》开头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我对它做一Schema如下：


命
→
  性
→
  道
  →
教

↑
  
↑
  
  ↑
  
  

天
  
率
  
  修
  
  

总之，人本是动物，生而有野性，必须用“文”救之。子曰“质勝文则野“透露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所以要用“文”来cure一下。但文也不能太过，因为“文胜质则史”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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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问本身来讲，为什么要重视基础？这与中学、西学的区别有关。一部《论语》，你可以从“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开始读，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从最后一句读“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会因为次序的问题而读不懂。但你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则不可倒过来学，因为定义、定理证明是讲次序的。杨振宁在谈到中学、西学时，不止一次指出西学的演绎体系要讲次序，中学多重归纳，与次序无关。当然，读中国历史也不可不讲时序，西洋也不是不讲归纳法。

总之，西学是体系的学向。基础不明白，上层的东西不可能真懂。再则欲求创新，多从好奇、纳闷，即“牛顿的苹果”始，为什么奇？因为在既有知识体系中解释不了，即新问题之所由生也，可见基础知识之重要，当然也有偶然性。新发现也是有的，但这不能做为学校教育之本。

讲课，讲什么？

一般人希望听生动有趣的课而厌烦念讲稿、照本宣科。但据说英国的罗素一上课就念他的讲稿，一堂一堂地念，一个学期念完了，他把讲稿送给出版社，于是就出了一本书。（你说他不好？你也做不到！）现在不少课程都有部颁大纲，但个人风格可以很不相同。当然不同课目也可有不同的适合形式。我觉得讲什么内容或许比形式更重要。

我希望把学科的历史发展贯穿在整个课程之中，而不是只在绪论部分讲讲简史，以后就不管了。历史的重要事件与理论的发展往往很生动，而且对学术本身的理解也有好处。

学科的一些定论，（在理工科多以定律……形式出现）往往就指出了真、伪、疑的界线，或者是行为的可能与不可能的界线。对于常犯的误解应予纠正，切实弄懂。

学科中曾有何大争论？曾犯过什么错误？学科中出现过什么危机？为何渡过的？（在物理、数学中都很吸引人，不同学科当有不同）。

学科中的paradoxes（悖论）之产生与解释。

当今有何重大问题？对学科前沿的描述，大趋势，可能前途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外行人曾有过什么贡献？

我认为这些内容会对有些研究者有启发意义。

关于讲课方法上，我认为古人韩愈《进学篇》中说的：“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值得借鉴。我因用其意，略加改动为：叙事者，必提其要；说理者，必钩其玄。

讲课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叙事的与说理的。欲使听者掌握要领，则应抓住提要与钩玄。其实自学时亦如此，不独讲课为然也。

还有一句古话：“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也有用。（《三国演义》第50回中曹操说这是兵书上的话，讲打仗时用计的。）据说中医、中国画等领域中也有类似的话。我说“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指的是对于抽象的道理，我们要能连系实际、经实例上理解，不可只对抽象的理论作表面文字上的理解。如果理论缺少足够的事实支持，这理论如何能成立？有无反例，尤其值得注意。实者虚之，即对实际事物、现象要去粗取精并由此上升到本质概念与抽象的理论。故Carnot的一部理想热机可勝过十万台蒸汽机也。

结尾语

在学校里，人们常把教师教给学生知识比作给学生以鱼，把教给学生获取知识的本事喻为教学生以捕鱼的本领，即“渔”。可以称为“鱼渔之喻”，指出获取知识的能力高于知识。那么比获取知识的能力更高的是什么？有人说，那就是进取的品格，如果缺少此种品格则不过是空有能力，那么比品格更高的又是什么？有人说那是人的信念与意志，再高则为人生观与世界观。也就是说，知识<获取知识之能力<进取之品格<信念与意志<人生观与世界观<X。

学者张中行说，你不能老问下去，不论什么学说，都不能无休止地问下去，因为什么有意义的事都被问得无意义了。我也觉得很困惑，觉得似乎不太符合求真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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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过程与大趋势的问题，下面我再举些例子，小与大当然完全是相对而言的。一个是前些年有人预言（叫“未来学” ），计算机普及之后，因为信息可存在计算机里，所以全球的用纸量必然大大降低。可是事实上与预言正好相反。因为预言家，或未来学家，着眼于小过程，而着眼于信息存储中的因果关系，那难免就有考虑不周的时候，就会预言失误。再说自古世界各地的求雨活动（至今在某些落后地域犹存）。《文史知识》2005年12期46页载文《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救灾》，作者毛阳光指出：最早参与祈祷救灾的多是天竺和西域僧人，他们多属于密宗。一些用于祈雨的佛经也被翻译出来。如……《大云轮请雨经》……其办法是“亢旱之时，如是依法读此‘大云经’，或经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定降注甘雨。若灾重不雨，更作必降甘雨”。换言之，只要不断地诵念经文，雨迟早都是要下的。（其实不念经文，雨也是要下的。）如果今日祈、明日雨，那是因为我祈得灵；若祈多日仍无雨，那是你地方罪孽深重，上天罚你。但早晚会“久旱逢甘雨”呀！这个祈雨者根本不必管天气中的小过程（如今为了天气预报，先进手法多样，加上巨型计算机，但都是抓小过程），只抓住统计规律就行了。降雨，有偶然性，但迟早要降雨，则几乎是必然。除非地球上的气候类型有根本性的变化，那时大趋势本身已变成高一级的小过程了。

人之生、老、病、死，偶然性很大。但不管任何人，一旦出生，必死无疑。只要活着，必然一日老似一日（热力学第二定律）。何时生病，有偶然性，但“人食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乃基于日常经验之真理。故人们买保险、立遗嘱。保险业之营运能获利颇丰，实基于统计规律之大趋势。但理赔时往往又斤斤计较于小过程之因果关系，以防有诈。

佛说：“生、住、异、灭”（对人讲即生、老、病、死）是普遍的，必然的。生，being，一旦存在，则有一定的稳定性（或长或短），这就是“住”。但事物不可能永住，住到一定程度发自其本身即要异化，自我否定，（以多种形式），最后是“灭”。一切“有为法”没有不灭的。

由生到灭，原则上好说。反之，灭而后生呢？似乎难说。恐龙灭，其孑遗化而为鸟，经多年争论似乎人们倾向此说，然而仍非最终结论。欧战终而欧盟、欧元出，这是一个说“生”的成功的例子。预言的准不准是一回事，预言使人认真思考问题，促使行动家、社会改革者行动，或谋事，或防患，则是另外一码事，不可混为一谈。我认为后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极有现实意义。

人云：“凡事冥冥之中皆有定数”。这是宿命论（fatalism）的一种表达。这个命题与一些宗教教义中的“报应说”（retribution）与“修行”以求善果似乎有些矛盾。既然都前定了，还修什么呢？我们不妨理解所谓定数即大趋势，你也可选择，有你的自由度，可有不同结果，但你改变不了定律、大趋势。

在学校里应着重学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一般的中国人认为学生在学校里就是“读书”，或“好好读书”，难道这还有什么问题吗？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多次“教改”与政治运动，在大学中，除批判“不突出政治”外，另一批判的重点往往是“脱离实际”。（于是，“脱离工农群众” ）与之相伴随的往往是削弱基础课。等运动风头一过，往往又要“加强基础”。如是者多次反复，（我未记下日期，也记不清了。）

不论文、法、理、工、农、医，我主张大学教育应使学生接触到学业的实际的一面，但不必花太多时间。有些实际情况不必多说，学生如从事这行，自会由环境中习得。我也主张加强基础课，我认为在学校中主要是学基础，包括专业基础。但我不赞成把“工学院办成了讲物理和数学的理学院”，这是引用美国Herbert A.Simon的话。他指出在工学院强调加强基础始于1930年美国MIT的康普顿院长的就职演讲，当时学校强调要清除职业教育的主张。（赫•A•西蒙《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

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基础的问题依然存在。各专业情况不一样，不可一概而论。然而，恩格斯写于十九世纪末的《自然辩证法》中说卡诺（Carnot）构造的一部理想热机胜过十万部实际的蒸汽机，因为他从理论上抓住了热力学中的本质问题。我希望以这种精神来对付加强基础的问题。

也可以如此表达：学校里应主要使学生懂得基础理论，因为有用，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你几乎学不到，而在学校里能比较容易学到，（你到实际中去也可以看到十万台机器，但不如在学校切实学懂一个Carnot循环及其相关的理论。）学校里的好处在于容易有系统地学到一门学问的基础理论，有实验室可以做实验，有教师，有同学，有讨论、分析问题的学风，有利于思想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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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朱熹着重指出的是“事先准备”，而苏轼则强调“不须预虑”，二人意思相反。他们二位古人谁谈的对？还是两人都不对？

我也不懂，无资格作评判。说来也巧，一日看CCTV，见一位水利工程师在讲解古代灵渠的修建的事，他也讲到“水到渠成”的成语。使我顿开茅塞。这位工程师说了不少话，我归纳其要点如下：

（a）开渠都有其实用目的，如引水灌溉，或行舟运糧……

（b）水性向下流。如果完全顺着水性流，那么水就会顺着最容易流动的方向流。（自几何学讲即沿曲面上某点处的梯度方向）

（c）上述（b）的流向可往往并不就是（a）所要的实用方向。

（d）渠之开挖，不应使水向上流（逆重力场，除非用水泵）。渠之走向，可以不按梯度方向，但大体上是应不断向下的趋势。沿等高线走，如路不长，可以；如太长，则水流不动了，亦不可。

（e）由于上述之理由，开渠之前必须事先筹划，使所开之渠能利用水性流动又能经一定的路径到目的地。为此少不了要在实地测量地形之高程。

（f）古代测高之技术粗而欠精，开了段一渠之后，要放水试一试，如果水到了，那说明渠开得对，如果水不到，或到得太少，那就是渠不成。怎么办？重新测量，重新规划，重新开渠，重新放水试试看水到不到。

以上是工程师讲的要点。我相信他的话，我在这点上不相信大文人朱熹和苏轼的话。并且我也明白了他们二位各自有何错误。

所谓文理相通，如何相通？仅此一例当然不够，不能回答问题。但此例指出，文中的问题，其解决在文之外而在理之中。

“水到渠成”说完了。意犹未尽，与水到渠成常常相提并论的还有一成语，叫“揠苗助长”。我以为对此成语的解释使人觉得文与理简直不通得厉害。

什么叫“揠苗助长”？《辞海》中的解释是“不管事物发展的规律”。既然一是“规律”，你能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吗？

再如《辞海》中对“经济规律”的解释是：经济规律———亦称经济法则……

经济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违背经济规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社会科学类的书，我读得不多，但上述的类似说法，似乎也不是绝无仅有。然而在自然科学科学著作或数科书中，绝对没有这种说法。（例如说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客观规律，不以人们意志的转移。如果你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你就要受到定律的惩罚。绝对没有这种错误的陈述！）如果真的是客观规律，那就不可能被“违反”，规律不是篮球比赛规则，违反了规则要按规则受罚。不应当把规律与规则混为一谈。总之，我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规律的认识与表述方式上要严肃认真地通一通。

历史学与物理学

大约在我读初中一年级时，听大孩子讲历史故事，眉飞色舞，说到英雄人物如何影响历史之发展……或许可以纳入一个模式，如果拿破伦那时吐一口痰，那以后历史就不是今天这样了。我们小孩子只好赞叹：倒底是大人物嘛！不敢置一词。及长，听马列主义课。教师曰：马克思的思想，反映了时代趋势，如果没有马克思，也会有牛克思出世云云。我也没有疑问。后来，我意识到前一种说的是小过程中的因果，后一种是说的整体大趋势方向。我猜想小过程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趋势，有如容器中的气体扩散，微观看来不同的分子的不同路径相碰撞，结果当然不同，然而熵（Entropy）的增加是必然的。所以我想，历史学家是否应与物理学家沟通沟通呢？或许在“小过程与大趋势”问题上有可借鉴处。当然，爱因斯坦在晚年说过“科学不能创造目的”因而“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