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三瑞:大学之道漫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礼记·大学》
习惯于依据感觉进行判断的人,对于推理的东西毫不理解,因为他们想一眼就能钻透而不习惯于探索种种原则。反之,那些习惯于依据原则进行推论的人则对于感觉的东西也毫不理解,他们在那里探索原则,却不能一眼看出。
———[法] Blaise Pascal(1623—1662)
创新·教育·文化
近年来,“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原创性”……,等说法常见诸媒体,也是人们日常话题之一,特别是在大学的研究生院里。这是很自然的,研究而无所创新,那算什么研究!有人说,中国缺少创新,毛病与教育有关,而教育又与中国的文化底蕴有关。
举个例说,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这就是欧洲的传统,美国的学术精神。这是从教育理念上、从根本上不迷信权威不泥于成说而鼓励创新的。我国则奉(对皇帝来说则是“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两千年来,一开口或一提笔便是“诗云”、“子曰”,或某权威曰……,这能鼓励创新吗?!
这个看法,我以为很有一些道理。不过,难道叫我们也把校训改为“与孔子为友,与老子为友,更与真理为友”吗?这是很可笑的,我就反对这种提法。首先因为这是套哈佛的老模子,“套”即缺少创意,以抄袭来倡创新,自相矛盾,岂非笑话。再则,把自己吹得与先哲为友,与国民心理不甚相容,给人以太过张狂之感。清末学者严复指出:“……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其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论世变之亟》)。我看谦虚些也未见得必然压抑了创造性。自“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难道不比“与孔子为友”来得更有火药味儿?但也未因之有更多的科学技术创新呀!这其中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学与西学
十九世纪,欧风东渐。中国自鸦片战争战败,表面上知道了西洋的“船坚炮利”,进而知道了“西学”,建立了“同文馆”,遂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然而著名学者王国维则主张学问不分中、西,学问只问真不真。并说那些妄谈中学、西学的人是不懂学问的人。
谈到学问,本是求真,故其核心问题是真不真,这点王国维不错。例如中国古代数学与西洋古代数学,就勾股弦定理而言,中西是一样的。就圆周率而言,中西固无异也。就真不真而言,王国维的看法不错。但是,学问并不仅仅是个别结论的杂陈,学问有自己的体系、方法论与思想。中国数学缺少欧几里得之公理体系;圆周率虽能求到小数点后多少多少位,但并不关心它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这是中西之不同处,也是不及西学的地方。就此点而言,王氏之说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总之,就二十世纪以前而言,中学、西学的确不同。
然而,自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废除科举、接受西学、改革教育以来,学问似乎又不分东西了。中国人合成胰岛素乃学界一重要事件,谁也不会因为是中国人做的而称之为中学,也不因其有西学之根基而称之为西学。学问不分中西只论真伪,(当然也要讲体系)。王国维的主张难道又回来了?(我们与王氏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今后地球人的科学研究还长得很呢!历史上的中学、西学之别,一瞬间而已。设想,再过几万年(?)地球人发现外星人(ET)的科学后,是否又有“地学”与“外地学”之分呢?真理在宇宙的不同地方难道会有不同吗?
我们不必扯得太远,(虽然也没什么害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什么中西医、药学的结合,中医的前途以及近来的“国学”复兴,说明这仍然是个问题。
传道·授业·解惑
自唐朝的韩愈作《师说》千余年来,他的一句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经常被引用,多奉为圭臬。的确,为师的应当传道。要传正道,不应传邪道而应批驳不良之道。为师的对学生要授业。古代的业与现代的专业很不同,但都应授业,不可空讲大道,而且业中就有道。为师的要给学生解答疑难。这些意见,韩愈说得都对,但也是常识,并无特别深刻高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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