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坚韧的实干精神慢慢地提升穷人以及社会
改变穷人命运的方法很多。但是，除了自身努力外，社会或别人的帮助也是改变穷人命运的一种办法。社会改变穷人办法中，一则是提升穷人的素质；一则是参加革命。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说，暴力革命除了少数野心家得到好处外，对穷人的生活状况改善不多少。郭于宽在《两个圣人的两种命运》文章中提到了两个圣人的故事。他们为了改变穷人的命运，他们没有选择传播革命思想，或煽动革命，而是脚踏实地、艰苦卓绝地提升穷人的素质，给予穷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尽管他们的努力，总为社会或革命所吞噬，但是，他们坚韧地提升穷人素质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
上世纪40年代印度加尔各答，无数无家无业的流浪者和教派斗争而产生的难民涌入这里，靠拾垃圾，乞讨，甚至卖淫抢劫生活。目睹了这样的人间惨剧，36岁的女修道院院长——德蕾莎诚挚决定关爱和提升穷人的素质，鼓励他们自信和自强。她来到了环境最恶劣的贫民窟，用自己掌握的卫生知识和护理技能为那里的贫民服务。她收养拣来的残疾弃婴，照顾哪些甚至被亲人唾弃的人。
清末，在山东堂邑出了个武训，他七岁丧父，乞讨为生，求学不得，为了供养母亲，多次离家当雇工，屡屡受欺辱，雇主甚至因为他不识字，以假帐相欺，他争辨，反被诬为“诈赖”。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他是革命的好材料。可是，他却选择了普度众生。他把乞讨起来的钱攒起来，在当地办起一所义学，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不取分文。为了穷人的孩子，他一生办了三所义学。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地方，都有穷人。一个社会，如果人们普遍贫穷，就是社会的问题；如果穷人只是少数，那么就应该从自身找原因。
对于一个穷人贫困的时代，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关注和帮助穷人，也就成了社会的正义之举。不过，关注和帮助穷人的办法很多。但是，对普遍贫穷的方法，除了社会改革外，还应该提升他们的素质。德蕾莎救助穷人与武训为穷人争取教育机会，不失为帮助穷人的好办法。
德蕾莎在救助穷人，不仅关心他们的生活，而且鼓励他们建立自信。武训为穷人服务的同时，用教育来提升他们。两位“圣人”心甘情愿地为穷人当牛作马的美德和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有着悠久革命历史传统的民族最为缺乏的东西。武训这种救国就民的选择，要比任何革命家们的所倡导的暴力革命要高尚一百倍。
因为封建压迫的缘故，中华民族很长时间里浸染和积聚了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精神。在革命家的煽动下，很多人丢弃了勤劳、善良、坚韧以及耐力的美德和精神。正是中国革命家和革命精神太多的原因，中华民族勤劳、善良、坚韧以及耐力的美德和精神一点点地被剥蚀着。勤劳、善良、坚韧以及耐力的缺乏，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致命伤。
在革命家眼里，要改变穷人的处境，就必须煽动穷人起来流血。至于培养穷人勤劳、坚韧、耐力、自信的做法，往往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是对封建统治者的奴颜婢膝或投降。一个不理解德蕾莎的做法的革命者教训她说：只有革命才能解决穷人的事情时？德蕾莎却说：“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成分中只有爱！”
在革命家眼里，暴力流血是改造穷人命运的唯一出路。每当社会不公时，革命家们考虑的往往不是如何关注和帮助穷人，而是利用穷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用“骑富人的马，住富人的床，睡富人的妻女”的理想，来鼓励穷人放弃勤劳、善良、坚韧以及忍耐的品德，希望杀人或搞乱秩序来达到剥夺剥夺者的目的。可是，德蕾莎和武训却选择了一条与革命家们截然相反的道路。德蕾莎和武训并不鼓励人们血腥报复，而是在自强、自信方面提升自己。
历史长河中总会让人惊讶和困惑，革命之后，真正地掌握“霸主鞭”却并不是黑手们，而是革命的投机者。在革命鼓励复仇、流血之后，除了善于投机者外，真正的穷人以及他们后代的处境并没有多少改善，甚至比以前还恶化。革命循环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力压迫，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超越社会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
改变穷人的命运是一个艰难或缓慢的过程。除了生产力的提升外，其他改善往往很缓慢，且很难见效。这就需要坚韧地、持久地人文精神的帮助，而不是简单地用偷、抢、夺的方法来解决贫穷问题。可是，绝望的穷人，往往很容易为那些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所煽动。越是如此，我们越就需要德蕾莎和武训这样的坚韧的社会革命家，用韧性的实干精神来提升穷人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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